银川市图书馆

在陈寅恪先生的一生中，与其众多弟子的关系最为密切者，莫过于蒋天枢了。陈寅恪暮年膑足，环视周围，已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安心“托命之人”。于是,就在他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广州至中山大学探望他时,他向蒋天枢作了一生事业的“生命之托”,他将晚年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权授予蒋天枢。蒋天枢字秉南，于1927年9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与梁启超等人。自清华园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导师王国维殁后，蒋天枢就对王氏的名山事业十分向往,并一直存有整理王国维遗著的宿愿。但此愿终未能实现。数十年后命运选中蒋天枢主持整理编辑陈寅恪遗著的重任，宿愿终于以另一种形式得偿。在清华读书时，蒋天枢经常上陈寅恪寓所求教。那时，陈先生的尊翁散原老人经江宁来北平，住在姚家胡同，陈寅恪有时也住在这里，蒋天枢就曾到这里谒见先生。后来陈寅恪合家到达重庆后，在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任教的二位弟子蒋天枢、蓝孟博,得知先生来到重庆并住在观音岩俞宅。二人约同进城晋谒先生。还买了奶粉，只买到三罐。当时，先生和夫人都在病中，虽然渐好，但也只能在床上靠着被子坐起来。蓝孟博曾说他上街买了三罐奶粉与蒋天枢送去，想再多买一罐也没有,陈寅恪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实际上，自1949年后，蒋天枢只有过三次机会与陈寅恪见面。第一次是陈寅恪全家从南京暂寓上海，时间约一月左右，居沪的蒋天枢多次前往拜谒。第二次是1953年秋，蒋天枢专程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初到广州因不认识路，遂雇车到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晋谒恩师。蒋天枢亲聆先生教诲，获益良多。蒋天枢向先生说白己正在校读《周礼》.用的是董康珂罗版影印宋本校阮刊经疏本。陈先生启导说：“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文书比证。二、编纂时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蒋天枢深感自己没按照先生的教诲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而负疚。正是这一次相聚，陈寅恪写下了《广州赠别蒋秉南》两首七绝。其一：“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其二:“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陈寅恪的心迹与思想情感向蒋天枢和盘托出，他所倾诉的是一种“所南心史”的底蕴。这两首诗显示，陈寅恪、蒋天枢两人至此相交之深可见一斑。第三次是1964年5月29日，蒋天枢乘火车抵达广州。唐扇亲自领着二女儿陈小彭驱车前往火车站迎接蒋天枢。唐筼以“师母”的身份到车站接弟子，此细节绝不可轻看。蒋天枢在恩师病榻前面聆教诲，陈寅恪将一生的事业托付了蒋天枢。这是一段很令人感叹而又哀伤的高谊。15年间，师生只见过两面，但陈寅恪却毫不犹豫地向这位长于先秦文学研究的弟子托付了他一生最为看重的事业，即编辑出扳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著述。若以与陈寅恪楼触的渊源而言，比蒋天枢更深的陈门弟子大有人在；若以治史才华而言，比蒋天枢更深刻理解陈寅恪学术精髓的陈门弟子也不在少数，但陈寅恪只认定蒋天枢。这是为什么呢？蒋天枢，1930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授，1943年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建国后被评为一级教授。直到病逝，蒋天枢一直都没有离开复旦校园。他长于《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研究，据说五十年代他讲授《诗经》，一首诗可以讲授两个月，一句诗可以旁征博引地解释两个星期。他的授业方式乃出自陈寅恪。陈寅恪早年讲授唐诗，据说解释《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便要花去数星期。若再往前溯，这似乎是清代朴学重材料整理分析，长于考据、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个治学传统。直到六十年代蒋天枢带研究生时，依然毫不通融地要求学生写字只能写繁体字，写简体字算错别字；读古籍只能读那种未标点断句的版本。蒋天枢一直要求学者，治学者首先要从语言入手，从历史入手。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知识。这样，陈寅恪对蒋天枢的信赖，便有了令人信服的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陈寅恪先生目光如炬。蒋天枢果然不负恩师所托，15年后基本按照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专集原貌，辛勤校订编辑，整理出版了一套《陈寅恪文集》，他自己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版再版。因此，蒋天枢的厚道、忠恕，在陈寅恪晚年心目中的凸现并不是偶然的。陈寅恪晚年以其人生的通识，对世事与人事有精确的分析与预见。他将“生命之托”与蒋天枢，无疑是其晚年最完美的人生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