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吴宓与陈寅恪这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学者相交之深，在近代文人学者中可以说是罕见的。他们从哈佛大学同窗、清华共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鸿雁往返，交往长达五十年,·形如管鲍，情同手足。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出于对共同文化理想的追求。.陈寅恪在1919年就尖锐地批评了只向西方学“器物之学”的主张。他说“救国济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这里的所谓“科学”，不是指自然科辜，而是“天理人事之学”，即“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形而上学”。在本书中，我们还看到陈寅恪、吴宓对严复等人在介绍西方学术时专重于17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著作（如《进化论》等）非常不满，吴宓着重介绍古希腊哲学、艺术，其实是想同严复的“功利主义”唱唱“反调”。既然从维新派的康南海、谭嗣同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都是把进化论当作思想武器，那么，历史就很难为'陈寅恪、吴宓张目。但是，我们确实找到了一点缝隙，无论康梁还是孙中山，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把国弱民贫变为国富民强，其中虽也讲“开启民智”，但逻辑依然是物质生产和贫困加物质生产的丰足。而陈、吴的思想逻辑却是物质加精神，他们关心着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即精神世界的危机。从张之洞到康梁到孙中山,所采取的都是社会学视角，而陈所取的则是文化学视角。陈强调“精神之救药”，还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缺陷的认识。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中，“中学”作为“内圣之学”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无需西学的帮助。康、谭虽曾对传统大张挞伐，但都是以孔子的名义，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传统文化的根本缺失。陈寅恪的一贯思想是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文化道德本体。陈有一点特殊的贡献，即指出中国的“人事之学”是一个“长处”与“短处”不可分离的“连体婴儿”。一方面“缺乏远虑，利己营私”，一方面“修齐治平”。就“修齐治平”而言，既有一整套“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构成对人的压抑，另一方面在各种统治与隶属关系中又侵润着血缘情感基础上的相互顾念。就像在对待西方文化所碰到的两难处境一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陈寅恪对西方、中国在文化上的“连体婴儿”现象作了初步的剖析，从而提出了本世纪“中体西用”上的两难课题。在这一点上，陈寅恪是高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和思想家的。出于陈寅恪对中西文化的双重认识，他在文化问题上采取了与“新文化派”绝然不同的路线。前期的“新文化派”是突出中西文化之“异”，贬中扬西，在激烈的撞击中实现以西化为主体的中西结合；而陈寅恪则要求中西文化之“同”，对异质部分则取西方之精华悄悄输入，渐进融合。一种是片面掘进的徼烈路线；一种是润物无声的渐进路线。按照吴宓四十年代的观点，文化发展的历史恰恰是在这两种路线的支配下交错前进的。但是，中西文化的异质部分终究是不容回避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记载，陈曾多次指出佛教、耶稣教不祭祖先、不敬父母是与中国儒教水火不容的。对于这十类异质部分，陈主张采取弃“名”取“实”,偷袂渐进的办法，.此法不仅见之于康梁以孔子的名义输入西方观念，也见之于意大利人但丁在《神曲》的基督教框架中渗入人本主义内容。这是一种伟大的“偷换”。陈、吴在总体上是宗古典主义的，对于以个性解放为主要标志的浪漫主义从理念上是反对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人的理性与情感应该相谐相融，两'者都应得到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