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1969年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大使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首席馆员、公使衔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主管地区业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中方一干要员均出席作陪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人高马大的阿果利不知姬鹏飞、乔冠华酒量惊人，贸然起來挑战，不久便醉了。当醉醺醺的他駕着轿车返回使馆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便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面对麻花般的自行车和还没来得及挣扎一下便魂归西天的中国人，阿果利傻眼了，酒也醒了一半。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深得“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笔下生花，诸如车祸起因等要害问题则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故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他不明底细，只是对阿果利车祸肇事轻描淡写地就事论拿：“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云云。在场担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谙熟详情的范承祚认为，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自己作为当事人和目击特別是长期深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有责任补报此事。获悉真相的周恩来震怒了，他就此事专门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一干当事人开会，严肃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公使衔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恭立的外交部一班大员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该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60年代初期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即使在这样恼火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是因为“文革”审杳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子委屈地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所有在场的外交官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心悦诚服。事情还没有完。中国人总是感到对不住阿果利。3月28日傍晚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接见罗博大使，那位闯祸的阿果利也在其间。最令入感动的是周恩来在谈及此事时还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我从1925年到1965年，喝了40年的酒。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4次：第1次是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为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第2次是.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第3次是在重庆周恩来没有细说，实际上就是指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返回延安前夕，国民党方面宴请的那一次。周恩来毅然酒量不大的毛泽东代饮。“第4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周恩来继续说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还有朝鲜、越南代表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说到这里，周恩来提高了嗓音，“所以，在1965年我就下了决心，把饮了40年的酒戒了⋯⋯”周恩来看着一旁不语的阿果利，语重心长地说：“1935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范承祚处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回国。老人家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国际航线中转站上海虹桥机场挽留阿果利夫妇;外交部即派乔冠华、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当神色黯然、沮丧异常的阿果利夫妇在上海闻讯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夫妇俩禁不住热泪盈眶，久久不能自已。7年后，在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唁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已故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令在场的中国驻阿使馆包括政务参赞范承祚在内的外交官员潸然泪下。当时中阿关系已阴云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