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风雨频频，电闪雷鸣——这样来形容“文革”初期的景象绝非夸张之语。具有教员与业余作家双重身分的我，自然首当其冲，成为了 “革命的对象”。但说也奇怪，在“文革”最初的日子里，我却还有一段意想不到的经历——莫须有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是“文革”的一项重要而荒谬的内容。我因为曾于1961年末撰文发表过与当时《文艺报》《题材问题》专论不同的意见，并引来过批评和争鸣,遂被当做反对所谓“反‘题材决定'论”的苗子，1966年6月抽调入自治区党委新成立的理论批判小组，即准备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班子,俨然很革命了。然而，“好景”不长。我当时虔诚地认为自己应当经受革命洗礼，便主动而坦然地将所写作品（90%以上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报送给我原工作学校的工作组审査。谁知跟着批判我作品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上纲之高，火力之猛烈，到了吓人的程度。其中最有力者，竟是我平时认为的一位“挚友”。我旋即于7月间被揪回学校，顷刻之间，由“革命文艺战士”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校内造反派“杀向社会”。11月，我便“自己解放自己”了。1968年冬，我又被指鹿为马，莫名其妙地胡整了一通。两受冲击，加起来为时半年，比那些长期受迫害的同志幸运多了。十年风雨，文艺园地在8个样板戏之外，总共不过寥寥六七部小说与诗集，百花凋零，文苑凄清。“文革”后期，一些文艺刊物陆续复刊。但发表的作品只能有一种调子，一种“文革”所允许的风格，这是百花凋零的另一种现实的诠释。1973年，作家哈宽贵奉命筹备1966年停刊的《宁夏文艺》复刊，将我调到编辑部，于是我从业余作家转为专业文学工作者，时年44岁，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老哈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当然，那时的《宁夏文艺》，也是以《朝霞》马首是瞻的。70年代初，我在搁笔数年之后又开始创作。编辑向我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只能当配角，作品可以发但不能多发。后来我也做了编辑,但绝不敢发自己的作品。因此，那些年,我只发表了几篇新诗和文艺评论,基调均未能突破当时的阈限。我还写了两篇大批判章，一篇是评凯洛夫《教育学》的，揭载时署名银川师范革命大批判小组。另一篇用本名发表。其时，宁夏正集中批判剧本《西吉滩》，我的这篇是其中之一,文中虽未点作者的名，但对作品却冠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的罪名。我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并非违心而写；现在看来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我对已故的剧本作者姚以壮同志怀着深深的歉意。风雨频频的年月，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