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梁启超曾经说过，一部中国近代史离开了他就是不完整的，或者干脆写不成。初看起来此话似有些夸张，但实际却是事实。近读陈书良先生选编的《梁启超文集》后对此话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晚年息影清华，仍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才能，被公认为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正如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梁启超王国维进行比较时所说的，“在整个历史地位上，梁当然在王之上。”“这也就可以说明，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何能再三翻印，受到社会热烈欢迎。” 梁启超兴趣广泛，于学无所不窥，举凡文、史、哲、经、法诸学，均有涉猎。在官场与学术乏间，几乎蕴含了梁启超全部的喜怒哀乐。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与政治兴味都甚浓。两者比较，学问兴味更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去做学者生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从官场到书斋，这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命里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1920年初，梁启超与蒋百里、张东茹等人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创办了共学社；同年又成立了讲学社，先后邀请国外学者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从1921年10月到1923年1月，梁启超应各地大专院校和群众团体的邀请，进行了60多次荆竹/文巡回学术演讲，受到欢迎。这些演讲的精华部分大都已选编入《梁启超文集》，内容涉及到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美术、教育等学科，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百科全书式的气派。他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疾呼社会的文明进步，抨击社会的黑暗，寻求救国方略，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他晚年常说：“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已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他喜欢书写“自强不息”四不字，并被清华和湖南大麓学校奉为校训。正是这种精神的激励和热情的燃烧，才使他以过人的精力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年无论春夏秋冬，清晨五时他必起床，每天工作均在十小时以上。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他的工作效率惊人，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就有百万字的论著问世。只要一动笔，即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蒋百里自欧洲归来，写成《欧洲复兴时代史〉一书请其作序。梁应允并下笔后越写越多，最后交到蒋百里手里的不是一篇序文，而是一部大作了。蒋百里哭笑不得，只好请梁启超自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又翻过来请蒋百里为其写序。这就是扩充后留传至今的25万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成为当时学术界广为传颂的佳话。同时代人胡适、梁漱溟、陈援庵、丁文江等都对梁启超推祟备至。清华研究院成立伊始，主持北大国学研究所的胡适就推荐梁启超任导师。讲授指导“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课程，他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当时名扬南北的四大导师。梁启超讲古书真伪，要籍解题，会通古今，贯穿百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清华研究院执教时期，是梁启超一生治学最勤,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所涉及范围，自中国学术变迁，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孟荀学说，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至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在他病重割去一肾后仍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写作提纲，全书分三部分，包括朝代、种族、地理、政制、政治、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饮食、宅居、通商、货币、农事及器制文学美术等共180多个章目，关于这个计划，郑振铎曾评价：“中国文化史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它，即使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我们读《梁启超文集》虽只是其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中的一小部分，然尝鼎一离，窥豹一斑，亦足见其大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