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在与国学热交相呼应的国学大师传记热中，漓江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梁漱溟自述〉尤为令人瞩目。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显示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影响力。虽是“自述性”著作，但比之已问世的关于先生的传记作品更真实，更可靠，更具可读性。正如梁漱溟之哲嗣梁培宽先生在该书增订本编后记中所言，关于先父的传记作品，“多数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但也有个别作者草率从事，因此写出的传记实在令人遗憾；遗憾之处就在记述的传主经历与事实多有舛误不合。现在出版此书的增订版，向读者提供一本在阅读其他传记作品时可以参阅的读物”，“从而获得较为符合实际的了解。”梁漱溟作为中国现当代史上极具争议、功过毁誉不一的人物，在他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中，命途多舛，充满了矛盾性和悲剧性又富于传奇色彩。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历史一方面是传统的儒家精神文化制度由内核到外表的解体，逐渐走向溃败的过程；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寻求新的精神理想，寻求民族复兴道路的充满流血牺牲的斗争过程。各类风云人物无不在这历史的双向运动中扮演角色，梁漱溟自不能例外。然而，他又每每逆流而动，面对儒家传统精神文化的衰败而高举“新儒学”的旗帜，在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孤身独行，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必然性冲突中完成其人生悲剧，其间又体现着悲壮与崇高。他说他从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剌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一番心，寻个明白。” “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的。我的家庭环境和最挨近的社会环境，都使我从幼小时便知注意这问题。”梁先生在1949年曾写道：“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 特别是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从这些话中，我们完全可以体悟到先生之真诚、热情与苦苦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从这部“自述”著作中的纵横洒脱，足可见出他的生命意志和人生境界。
  梁漱溟的一生，为寻求民族复兴，寻求民族的精神理想而风尘仆仆，甚至忍辱负重、孤身独行亦在所不辞。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精神。另一方面，梁漱溟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婚姻、家庭，与我们一样在生命中时时受着种种人生问题的困扰，在心灵深处同样隐含着生命情感欲求。梁漱溟在《自述》中多处说到自己是“问题中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出于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双重思考，心灵更是时时陷入矛盾苦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他在20岁时，曾有过两次自杀行为，在29岁前一心向佛，决意出家。对此，梁漱溟日后曾作过追述:“身则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欲念。自己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在矛盾斗争之中。”当他最终受“东崖语录”启发而顿悟，放弃出家之念，即于是年“冬十一月尾结婚”。对这次婚姻，十多年后梁先生亦曾有如此描述:“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从中明显传达出梁先生内心情感的痛苦与渴求，同时也可见其情感生活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社会活动之中，而是与之有着内在的关联，甚至对之产生影响。艺术形象的生命构成总是与文化构成相对应。 形象个体深层的心灵痛苦、情感需求与生命需求,标志着形象的生命性存在;而内心世界的痛苦、需求又必然地与外部行为性格有着深刻的联系并对之产生影响,因而也昭示着形象的社会性存在。在梁先生的这部“自述”作品中，先生既没有回避复杂的历史问题，也不对之作过多的纠缠，而是坦诚吐露心迹，总结人生经验，使我们看到了先生的人品性格及其追求的精神。应该说,这部作品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相当完美的支点。 我们亦由此得以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向梁漱溟接近。我们面对梁漱溟坎坷的一生，嗟叹其命途，赞赏其人品，敬仰其精神，在向梁漱溟形象的不断接近中，还应该继续向其心灵纵深处挺进。当然，这需要对其作品进一步阅读和研究后才会有所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