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近年来在神州大地冒出了一些自称或他封的新一族——儒商，乍听倒是雅气袭人。可是细一琢磨，这成分复杂的商贾之中的文化人经商想以儒为界定，以儒为包装，以儒为幌子，倒也颇让人难以破译冠儒的目的，和儒在这里的含义了。在中国老百姓的语言中商都是以“小”“奸”“富”“巨”做修饰的，即便是官方修订的《辞源〉《辞海〉你也找不到“儒商”的雅号。看来中国的儒家文化圈里向来对商就拒之于大门之外。笔者这番“认真”并非是对商家有什么恶意，而是觉得商家的这种自我“神圣”的贴金法有些多余。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对经商者谁不刮目相看，别说那些尚未脱贫的平民百姓，就是那些书香门第家的孩子在报考大学时不也都往和商字有关的校门里挤吗？金融、贸易、外经、商学院年年爆满，从这里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或下海经商者还用得着冠以“儒商”的称号用来和小商，小贩有个区别吗？ 一个外贸大学的毕业证不比能证明是孔子的八十二代贤孙的家谱更令人挺胸抬头吗？当今的经商者无论为公为私，不仅是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了，简直就可“扬眉吐气”了。否则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博士生都不如给外商当翻译的小职员更受欢迎。为商者之所以用“儒”来贴金，无非是些下海的知识分子想给自己找个区别于他人的标志，表明自己本是文化人，也曾经是儒雅之士，这是不是有点心灵深处对自己重新选择的行业不敢“干一行爱一行”呢?或是打出的绝不与“官商”“奸商”“小商小贩”们同流合污的旗帜和宣言呢？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经商者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大搞坑蒙拐骗，你欺我诈的行为，也会出现权钱交易败坏社会风气，败坏市场行为的腐败分子，这些或急功近利的商人，或损人利己的“官商”都不是从商的本质，而是商界的一种鱼龙混杂的暂时现象，知识分子从商并非从此就斯文扫地，大可不必在封建文化中找出一块还有点颜色的旧布当“旗帜”以此起到“神圣自我”区别一般商人的作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其实并不能作为当今经商者的职业道德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也代替不了经济合同，相信“滴血为盟”起誓发愿不如跑一趟公证处，大儒巨儒步入商界，也要为确定完善的竞争机制和有序的市场经济而努力，仅仅靠标明“自我身分”用儒字号来参与竞争绝不是胜利的法宝。无论是商人从商，农民从商，知识分子从商,最响亮的招牌，最美好的形象都不是冠以儒商便可美好起来的。而是要确定健全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个“准则”和“规范”也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经商的人生定位。在商品经济社会，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意识的增强，使人际关系更为复杂,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儒家学说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和公共原则这是一种无奈，我们呼唤的只能是法制下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