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王陵位于银川市区西2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它以高大雄伟、庄严和独特的建筑而闻名于世。 王陵是中华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 皇权的象征，而且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聪明才智；同时它也是银川市的骄傲。1986年12月银川市由于 建都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1月和8月 王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二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由此足见它的珍贵和重要。 是我国十一世纪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政权的主体民族是我国古代西羌中的分支党项族。有史以来，羌族就在青藏高原一带活动，因此被史称为西羌，后来向东北发展，到了黄河上游地区。公元6世纪党项羌才逐渐强盛了起来，并开始大批内附和内迁。唐宋时期已形成了独霸一方的封建割据，终于在1038年建立了 王国，其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以贺兰山为固”， 首府兴庆府，后改中兴府（今银川市）“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便利，询万世之业也。”开国君主李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建大宫”。此外，他也相中了贺兰山这块风水宝地，选择兴庆府西部贺兰山洪积扇上开阔地带建立皇家陵园，制定了皇陵区的长远规划以及皇陵的形制、布局、方位、主要建筑，形成定制，世代相沿。 王陵及其陪葬的莹茔域形式皆坐北向南，从王陵墓区所在的地理位置看，是依山面河，互为形势。这反映了 王陵择地深受唐宋山陵葬仪及风水堪舆的影响。史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整个 陵区南北10公里，东西5公里，有帝陵9座，陪葬墓260余座。帝陵从南向北按西周以来的昭穆制度实行，“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每座帝陵独自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由角台、阙台、碑亭、月城、石像生、神门、神道、献殿、塔式灵台、内城、外城等组成，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见图一）。引人注目的王陵从双阙到内城神墙及塔式灵台，均饰赤铁矿赭石粉做成的朱红色细泥，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庄重与华丽。陪葬墓埋葬着 勋臣国戚，规模、形制、建筑与王陵相比明显既小且少。在陪葬墓四墙、内屏墙和塔式、圆柱式、封土均饰以白灰泥，反映了 社会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 王陵最引人注目的标志就是被人们称为“金字塔”的那座雄伟的塔式灵台（封土），位于内城的西北处，高达20米左右，其形制可分为二式，式：夯筑，圆形，内部使用木材构成骨架，可辨认者五级，逐级略有收分，每级收分处有外檐，上覆瓦件，第五级为圆锥形封顶，上覆方砖。II式：夯筑，八角形，内部结构和级次与I式相同，惟一至四级为八角构成飞檐，上施鸱尾和脊兽，第五级收顶为圆形，微隆起，上覆方砖和佛塔极为相似。陪葬墓封土（灵台）高8到15米不等，均为夯筑，形制有尖锥形、半圆形和圆柱形，似塔非塔（《考古学集刊》5集P.327）。可以说王陵是一个黄土夯起来的外面又饰以朱红细泥的土塔（见图二）。这种塔式灵台建筑究其源，在古籍中仅有类似的记述，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无城栅，近川谷旁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状似浮图”（《隋书附国传》）。又如《后汉书•南蛮传》载：“冉驮夷聚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但这些“状似浮图”或穹庐建筑与 王陵的塔式灵台又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 王陵塔式灵台（封土），这种形制到底从哪里借鉴来的？无疑成了千古之谜，至今没有揭晓。斗转星移，世事更迭，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査，终于有幸找到了 王陵塔式墓的源头。无独有偶，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拉孜县发现一处大型古墓群，从中发现石碑和石狮，说明此墓群等级较高。墓群位于拉孜县曲玛乡査木钦村北，地处雅鲁藏布江北岸。墓地按其分布可分为A、B二区，有墓135座。墓葬封土以其平面形状可分为梯形、方形、圆形、塔形四种。塔形墓只在B区发现两座（见图三）。墓葬封土的构筑，A区多系石块垒砌，B区则多采用夯土筑法。墓群上部发现石碑一通。碑四面皆刻藏文，经初步释读，内容记载与藏王墀祖德赞的事迹有关。（郭周虎《西藏拉孜发现大型古墓群〉，《中国文物报》1991.6.2）。竟然在后藏拉孜地区雅鲁藏布江北岸发现了夯筑五级塔式封土墓，几乎与 王陵塔式灵台（封土）别无二致。此外，在墓葬施色方面也有着渊源和传承关系，史载“赤岭距长安三千里而赢盖陇右故地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赤贞涂之“（《新唐书吐蕃传》）。说的是唐代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出使吐蕃参加“长庆会盟”，途中经过逻娑看到藏王之墓的情景。 王陵灵台外饰赭石粉细泥与藏王墓饰色相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又载：“俗重战死，战死者，其墓周白土泥之”，“其死葬为冢，墍涂之”，可见王墓才能饰红色细泥，而其它显贵或战死的饰白灰泥。以上事实说明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历史的必然。那么吐蕃与党项羌、吐蕃与 是什么关系？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藏族族源与羌族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西羌……畏秦之灭，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吐蕃是藏族松赞年）吐蕃部落也大批内附，来到了灵、夏诸州，同党项人生活在宁夏这块土地±。说明吐蕃与党项羌不仅有地缘上的联系，且有血缘关系，是同根同祖，原本都是属于西羌这个古老的民族，只是分支不同罢了。另外，吐蕃和党项羌都出自“三苗”，所谓“三苗”，以音值求之，即古汉语方言“山民”之对音通假之记（《 文史论丛〉P・170）,此说藏民、羌民皆为山民，真乃画龙点睛之笔吐。蕃与 党项羌都信奉佛教。西藏吐蕃原有宗教为“本波”即本教，是一种原始的巫术信仰。佛教的发祥地在印度，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到了公元7世纪传到了西藏，到了公元8世纪时，天竺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到吐蕃传播显密二系佛教，此后佛教渐兴。在佛教与原有本教长期互相影响和相互斗争中才形成了喇嘛教。前面提到的后藏拉孜地区的五级塔式墓建于吐蕃墀祖德赞时期，吐蕃王墀祖德赞（热巴坚）执政于公元815到838年，掌权23年，这期间佛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佛规为行为准则，他广建寺院和神殿，以佛法治国；大量翻译佛经，“使三藏教典，得以大备”。正因为墀祖德赞的拜佛崇佛，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形式独特的密檐式塔式墓，开创了陵园塔式封土的先河。塔，俗称宝塔，起源于印度，初名“浮图”、“堵坡”，梵文的音译，就是墓冢，用来瘗埋佛骨，供养舍利，珍藏颂经，也是敬佛尊神的地方。墓做成塔形，称为墓塔。后藏拉孜地区的亦应称为墓塔，黄土夯筑，石头出檐，建造虽然简单，但已具备了塔的雏形，无论从形似或神似方面都可称之为 王陵塔式灵台的始祖和源头。实际上 王陵中的塔式灵台，就是一座墓塔，是仿效吐蕃墀祖德赞时的墓塔建造的，只不过是更华丽更雄伟更壮观罢了，此外，墓塔毕竟不同于佛塔，理所当然地只能偏居于陵园的一隅。 是一个佛国，从一国之君到“剃发戴耳环”光头百姓都崇奉佛教，李德明和李元昊父子都曾遣使到五台山敬佛供僧，并先后5次向北宋购买佛经，并广建庙宇，史载“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中宁鸣沙州大佛寺也是元昊所建。现存的银川市承天寺塔，建于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后重修，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5年）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更是“百工效技……金碧相间，辉燿日月，在众多的佛教寺院中自然少不了藏传佛教的喇嘛寺院，同心、韦州城的喇嘛塔和青铜峡108覆钵塔是 时的塔.“塔群作等腰三角形的排列方式亦见于西藏西部……在塔身上部出现了藏传佛教艺术流行的十字折角腰座”和“塔顶出现藏传佛教覆钵式塔样的塔刹”都源于西藏，（宿白《 佛塔类型》）。那些制作于贺兰山与北山上的岩画塔,几乎都是喇嘛式的（即覆钵式），构成了独特的塔群。由于喇嘛教的盛行，造成“ 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国师……国师者比丘僧也”，在 喇嘛寺院中除了塑有佛、菩萨之外,还“杂有喇嘛像，高与入身同。诸像制作极佳，与生人无异”（《 史稿》P.240）。马祖常的《西河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可作女婿的瞿昙乃藏传佛教的僧人，说明信奉喇嘛教的 女不少。 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藏传佛教，必然大量印刷藏传佛教的经典、唐卡等，近10年来我区出土了很多藏传佛教的珍贵文物，举要说，1963年在青铜峡108塔下河滩地2号塔内出土2幅“千佛像”唐卡。唐卡，是用缎装裱成为一种宗教卷轴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宗教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被藏族和藏传佛教的信徒视为珍宝。1986年在修缮贺兰县拜寺口 双塔时，出土唐卡“上师图”、“上乐金刚图”1990到1991年在修缮 时期的宏佛塔时，在天宫出土14幅唐卡，有“欢喜金刚图”，“千佛图”、“护法力士图”等，均为藏传佛教遗物；1991年清理拜寺口方塔时出土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多部，有《初轮功德十二偈》、〈是树撅咒〉等，尤其是 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今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同时出土了多幅唐卡。反映了 地区藏传佛教的盛行和受到的尊崇。需要说明， 亡国，其王室南奔后藏，长期受庇于萨迦，甚至出任萨迦本勤，因而屡受元廷封赠。这些 王室后裔在后藏的活动在五世达赖喇嘛著的《西藏王臣记》和他的亲信第司•桑结嘉措著的《黄琉璃》都有记载。中科院民研所王森先生在他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对 亡国，其王室南奔后藏与萨迦的关系时说：“后藏西部，特别是拉孜县以西，藏人总称为拉堆。拉堆绛，绛义为北，即指拉孜以西,雅鲁藏布江以北那一地区。这一地区的地方势族，是 王室的后裔，成吉思汗灭 时，自 来投靠萨迦，定居昂仁的……他们和萨迦昆氏家族有密切关系。”历史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到了后藏拉孜这个神秘的地方。统而言之，从吐蕃时代开始吐蕃与党项羌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宗教、文化、艺术到建筑、墓葬都相互影响，最后到 亡国奔藏，这种特殊的关系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传承和发扬是以血脉和信仰相连的，“血浓于水”大概就是 与后藏的关系吧！如今浓缩了多民族文化的 王陵却依然破烂不堪，日甚一日，国保单位岌岌可危。希望那些在王陵保护标志上镌刻大名的人尽快采取措施，加强保护，让这一历史名胜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