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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年(安帝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令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又如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故孝武愤怒，深为长久之计，命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縻于庐山之壑，府库单竭，抒楼空虚，箅至舟车、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若弃而不救，则河西四郡危矣。”(《后汉书.西域传》)汉安帝采纳了张珰的中计，命班勇为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同上书)。延光三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授。勇宣以恩信，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诣勇请降。班勇即发其步骑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收得车师前部5 000余人。西域遂定，还柳中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