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车师王以地接匈奴，恃其支援，不附于汉。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遣赵破奴攻占车师，因无力控制，车师仍附匈奴。李广利伐大宛后，诸国皆遣子入侍，唯车师不从。此地之得失，关系着汉、匈争夺西域之胜败，故两家兵力在此角逐最烈。第一次是武帝于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遣李广利、李陵等由酒泉、居延等地北击匈奴，别遣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攻车师。结果，李广利被围，几不得脱，士卒死十之六七。李陵粮尽援绝降匈奴。开陵侯因匈奴右贤王数万援兵到，也不得不引兵去。第二次于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遣李广利将兵7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3万余人出河西，马通将4万骑出酒泉，道过车师北至天山，汉恐车师断汉军后路，乃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等六国兵别围车师。车师王降，臣属汉。第三次争车师于昭、宣之际。昭帝末年，匈奴为争车师遣4 000骑“田车师”。车师再附匈奴，并与匈奴联兵西击乌孙（乌孙与汉友好）。乌孙求援，汉于公元前72年，遣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兵十余万，北击匈奴。遣常惠使乌孙,持节护乌孙兵5万，从西击匈奴，大败匈奴。车师境内的匈奴4 000名田卒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复占车师，更立乌贵为车师王太子，并“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汉书•西域传》）。 匈奴三次兴兵西域争车师。汉大军来，车师附汉。汉军撤，匈奴兵来，车师则又叛汉附匈。反反复复，数附数叛。汉廷分析了西域的形势，认识到在遥远的西域，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兴兵，不屯田，不就地解决粮食供应，仅靠从关内千里运粮是无法持久的，是不能安邦定边的。于是借鉴轮台和河西屯田的经验，在西域发展屯田，以争车师。屯田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这就是第四次争车师的特点。据《汉书•西域传》载:“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秋收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从这一段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屯田与军事行动、与争车师的关系。“屯田、积谷，击车师”。“军食尽，且罢兵”。“秋收毕，复发兵攻石城”。粮食的供应，左右着军事行动。同时，汉武帝认识到屯田不仅对争车师关系密切，而且对定西域也关系甚大。“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盖积谷以安西国……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汉书•西域传》)。“盖积谷”和“安西国”联系起来。可见屯田在经营西域中的地位。 第四次争车师始于公元前68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率屯田士卒1 500人并发诸国兵万余人进击车师，破交河城，为了巩固已得的车师，郑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这是汉在车师屯田的开始。匈奴方面:“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汉书•匈奴传>)。 第五次争车师于郑吉使三百人屯田车师之后，此举引起匈奴的恐惧。“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于是在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派骑兵进攻汉在车师的田卒。（郑)“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多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汉书•西域传•车师》)。汉廷令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出车师以北千余里，扬威武于车师旁，匈奴骑兵乃逸去，郑吉率田卒仍返渠犁。车师屯田暂停。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这是公元前62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