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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三月，甘肃省敌军分数路进犯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我红四十二师配合地方游击队与敌人连打几仗，都获得胜利，最后在西华池一仗，消灭敌军杨子恒旅一个团，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两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八十多匹马，俘虏敌军七百多人，粉碎了敌军第一次围剿。在这一年中，陕北、陕甘红军和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陕北建立了赤源、延川、安塞、清涧、 神木、府谷等十一个人民政府，陕甘建立赤安、华池、中宜、《西、东区、南区等十二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红军和游击队已达五千余人。陕、甘、宁、晋四省军阀于一九三五年初调集了四万军队，组织对陕、甘一带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企图消灭全国仅存的西北苏区。我陕甘特委和南梁苏维埃政府，号召全苏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努力工作，支援革命战争，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进攻而斗争。
  在这严重形势下，我党为了粉碎敌人围剿，扩大陕甘边苏区， 开辟敌后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主席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有一天找我谈话，叫我去庆阳、环县一带开展新苏区，并说强家珍同志已在那里开始工作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第二天阴霾四布，积雪未消，行至途中又下起鹅毛大雪，山地无村；庄住宿，只能冒着大雪继续行进，夜深才宿于柔远川（今甘肃华池县属）一个村落，次日到谈川下游阳庄宿在一个群众家中。我因途中受寒发烧，又无医药治疗，病了多日，幸得群众关心护养，病情好转。我即到附近村庄，从群众中了解到敌马匪已到烧乐镇，离我很近，我即组织基干赤卫军放哨监视敌人。过几天，马鸿宾部又大举进犯陕甘苏区。我带基干赤卫军去找强家珍同志，但他已带少数游击队向西北转移，我又继续越过元城川（这里驻敌谭世麟民团二百余人），向保安二、三道川上游（现属吴旗县）活动，闻强家珍已去三边，因行踪不定无法联系。我和赤卫军同志们商议，暂不去找他，就在保安县头二三道川以西、环县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庆北根据地。 庆北是陇东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地势大致是北高南低，一般海拔为一千米至一千四百米，其地形有黄土残塬、梁、峁、沟谷和崾岘等类型，森林很少，仅山沟中有小灌木丛生，村庄相距甚远， 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当地人民主要以农业为生，地瘠民贫，民俗强悍。当时庆北周围敌情严重，正东金佛坪住有张廷芝民团三百余人，西边环县、曲子三十里铺均住有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民团，北面距敌较远，但当地土匪出没无常，哥老会（红帮）在这一带颇有势力，龙头大爷、坐地大爷潜伏不少，常和当地地主民团土匪互相勾结，坐地分赃，互通声息。由于他们剥削压迫群众，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十室九空，民不聊生，铤而走险者不少。 由于我主力红军曾在这个地区行动过几次，给当地贫苦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这对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以上地理条件、周围环境、群众情绪，我们武装力量 （仅十几个人，枪支又不好，子弹也特别缺乏）即选择在这距敌较远，交通很不方便的小山庄上活动，每到一处即组织农会、贫农团，特别注意建立秘密情报网。虽然我们主力红军曾给人民留下良好印象，但红军过后，当地民团及区乡长，要找和红军有关系的人的麻烦，甚至关押杀害，故当地贫苦群众虽然欢迎我们， 但不敢公开接近我们，更不愿当选为农会会长或委员等职。我们采取公开与秘密结合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公开组织农会，秘密组织贫农团，至于情报网更是严守秘密。这一情报组织，后来给我们开展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由于得到群众支持，能及时掌握敌人情况，我们更经常派出精干武装在夜间去捉反动地主豪绅，向他们筹款，补充我们衣食装备，对敌人的坐探及反动分子， 则严加惩办，决不宽容。在军事组织方面，我们公开组织赤卫军，选择其中的积极分子编成基干赤卫队，派人领导，自筹刀矛，并订出纪律，教育他们严格遵守，特别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久又吸收当地二十几名可靠的贫雇农参加我们的部队，也带刀矛随军行动。就这样， 在一个多月内组织起十几个乡农会，七、八个贫农团，十几个情报网（点），并在这些群众组织内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此时苏区周围驻扎的民团张廷芝及谭世麟，都因在一九三四年遭到过红军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此时又缺乏可靠的情报，我们的部队又是行踪不定，出没无常，他们不易找到，所以敌人仅出据点数次，在苏区边境催粮要款，抓丁拉夫，进行扰乱，不敢深入我苏区，因而我们的工作开展较快,群众情绪高涨。我们为检阅赤卫军力量， 整饬纪律，曾召集过几次自卫军检阅大会，.到会者六百余人。在会上宣传我党土地政策，说明建立苏维埃政府是穷人的政府“红军是我们穷人的军队，人民群众要拥护和支援我们的政府和军队, 最后表扬鼓励好的赤卫军和基干队，批评差的队。这充分显示了我们革命的武装力量，而且扩大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团匪更不敢轻易侵犯苏区。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我红军四十二师骑兵团由团长赵国卿（后更伤被俘叛变）率领进入我庆北苏区休整，我们动员当地政府供给粮食草料。我和赵国卿都是在一九三三年随王太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的，彼此熟悉。我见他们驮了几驮长枪，便要求他把这枪都给我们地方军队，再给些子弹，他完全答应了。他们骑兵团驻了几天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我把这些枪给基干民兵每队留两、三支，其余都给我们的部队发了。又吸收了几十个自愿参军的农民，正式把这个部队改编为庆北政府保卫队，队长X得彪，下分三个中队，一个队押豪绅，其他两个队做保卫和群众工作。保卫队人数后增至百余人，枪七十余支，以后又向豪绅要枪弹，又补充了十几支枪，人数扩大到一百五十余人。可是庆北政府还未建立固定地址，仍然把政府公章背在身上，我们人在哪里，就在哪里行使职权。
  不久，庆阳游击队长张志孝,政委王宝珊，因马匪围剿，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原来老庆北苏区，而进入新开辟的庆北根据地。 有一次，我庆北部队在中午行军中发现番号不明部队数百人，向我迎面而来，且后尾跟有骑兵，枪声不绝。我隔沟遥望，无法断定是何部队，即派人联络。据回报说是庆阳游击队，被马匪骑兵追击而来。我命令部队布置在沟沿上，掩护王宝珊部队过沟。王部且战且走，和我们部队会师。马匪追至东沟沿，见王部已过沟， 又发现新部队，只好隔沟射击，望洋兴叹，天将晚始退去。我们两部就地宿营。王部因受敌连续追击，非常疲劳，即在庆北苏区休整。后来我对王宝珊、张志孝说：“咱们两部会合，目标大， 食宿困难，敌人还会再来。”遂商定由王率庆阳游击队向环县西老爷山一带游击，我们部队仍在苏区坚持斗争，临行时给王部补充了给养。
  我们的指战员经过了艰苦奋斗，终于开辟了庆北苏区,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它位于甘肃省庆阳县北部，苏区所辖范围，东至现在的陕西吴旗县三道川之阳台、水泛石，距张延芝民团据守之三金佛坪寨子三十华里；西至现在的甘肃华池县艾蒿掌、刘渠；南至华池县之贺砭、徐背台，距元城（驻谭世麟民团）一百二十四华里；北至陕西定边县之庙沟、陈岔，距敌较远，东西宽九十华里,南北长五十二华里。游击区活动范围较大，南至现在甘肃华池县属之白马村、庙掌，环县之刘新庄一带；向西南常游击到环县之环江下游芦草湾、吴家墩一带。全县共约四万余人。县苏维埃政府所属之乡区组织负责人员，由于战争环境，均未采取民主选举方式，而是由我地方工作人员或部队中的负责同志临时指定的。县苏维埃政府组织设粮食、土地、肃反、军事、财政等部，我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 其他各部都是由当地贫雇农中的优秀分子担任。我们先在一个乡试验推行，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由于我们没有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群众有顾虑，都不敢接受土地。后因敌人大举清剿，土地革命未能继续，但在发动群众分土豪劣绅的粮食中，由于时值春季，贫苦群众都缺粮食， 所以他们踊跃参加分粮。在斗争中发现了许多人能积极主动地接近我们，密报情况，反映好人坏人，后来县苏维埃的组织成员差不多都是由这些积极分子中物色的。当敌人对我大举围剿时，这些当地的农民干部因为没有经过长期教育和严格锻炼，有的害怕敌人抄家请假回家了，有的不告而别，最后所剩无几。后来我们和敌军作战失利时，苏维埃政府几乎没有干部随军工作了。可惜我们当时动员工作不深入，没有把他们设法带出来。
  庆北苏区由于武装力量增强，因而经常派少数部队分途去白区发动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使苏区不断波浪式地扩大。后来我们积存了不少的白洋大烟，无法集中保存，只有采取分散的保存办法，除发给可靠的老战士三、五十银元或一包五十两重的大烟土外，并派一班人两次给南梁政府送款。但因敌人围剿，南梁政府早已转移，不知去向，只得返回。
  庆阳游击队到庆北苏区时，得知我中华苏维埃陕甘边区省苏维埃政府已因马鸿逵围剿而转移到甘泉县洛河川之阎家湾一带。我主力红军四十二师三团、骑兵团、少先队、义勇军、合水、庆阳游击队在城壕川柳村塬和敌马鸿宾三十五师直属骑兵团二营作战中，因战前未规定夜间联络信号，我军互相发生误会，王世泰（三团）赵国卿（骑兵团）两位团长负伤，结果未能粉碎敌人围剿，因而红三团和骑兵团分开行动。当敌人发现我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先后到庆北苏区时，即误认为我主力转移到这个新苏区活动，宁夏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指挥步骑各一个团，由环县出发， 驻扎于木钵、吴家墩一带，企图进攻庆北苏区，找我主力决战。我们当夜即派一班长率十余人到敌驻地采取“敌驻我扰”的办法，用洋铁桶装纸炮摸到敌驻地附近，连放纸炮，呐喊冲锋，迫使敌军进入工事，使其夜间不能休息。天将明我军撤回。敌因未见到我军人影，判定我主力在城壕川柳村塬已受到严重损失，无力再战，第二天他们即分两路（步、骑各走一路），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围剿我军。
  我庆北苏区此时已经开辟三个多月，政府暂有固定地点。在元城西南约三十华里的一个小山庄，公开挂出“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但夜间空无一人。我们估计这次敌军必来袭击我政府，即率部队及政府人员于夜间转移到高山上，隐蔽在二块直径三十多米椭圆形的凹地里，把旗由旗杆上取下来围在战士腰上， 哨兵观察敌情，其余人都在凹地里休息。这时，我听到赤卫军传递哨大声喊：“敌人来了,敌人向东搜来了！”因为明知敌强我弱，我军弹药缺乏，不能迎敌，便派人伏在山顶观察四面敌情。约早饭后发现敌步兵数百人分两路向我政府驻地搜索而去，沿途群众扶老携幼，纷纷逃难，敌人鸣枪追赶。当敌军到我政府驻地的山庄时，壮年人早已逃光，仅留下老弱病残，敌人向他们鸣枪威胁， 叫招出我军去向，并捣毁我政府所在地的房子，抢劫群众财物， 捉鸡打狗。我们距敌仅六、七里地，同在一条山梁上，不但能听到枪声，而且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的罪恶活动。此时一些战士有些恐慌，我们作了很多解释工作，才把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由于山庄较低，我们隐蔽的凹地一直未被发现，敌人遂向东南搜索而去。 正当敌兵捣毁我政府时，我军山上哨兵急报，敌骑兵数百人由我隐蔽的山下沟里，从西向东而来。我去观察后，果见骑兵不少， 因川道弯曲，只见头不见尾，估计为一个骑兵团，是配合敌步兵行动的。我军现在的位置处于敌人很狭小的包围中，敌步兵距我只六华里，骑兵就在我军山后沟里约二里，马蹄声都能听见。我令哨兵继续监视，只要敌人不上山搜索，我们绝不开枪，并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待至午后约三、四点钟时，敌人已向东搜索去远，我军即趁黑夜向西北转移三十余里宿营。我们估计敌人找不到我们是决不甘休的，因而此后我军的行动即更加注备隐蔽了。 由于敌人还在苏区内采用梳式反复搜索，我军即决定到外线罢吸引敌人离开苏区。我们向北边境游击区活动，每到一村庄完全封锁消息，并派出密探侦察敌情，有时昼伏夜行。因为这里不是苏区，恐敌人跟踪而来，我便向同志们说明敌情严重，动员轻装， 随时准看战斗。就这样，又和敌人在苏区周围周旋了二十多天，局面更加严重了。
  有一天，我们政府随军队（当地农民委员已疏散回家，保卫队还押着十几个豪绅）半夜到干沟宿营，拂晓前准备移动。就在这时，反动民团带路引马匪步、骑兵各数百人分两路向我驻地合围而来。我山上哨兵鸣枪报告，大喊敌人从南山来了。我命令保卫队押豪绅上北山先行，后勤人员随后，我带两个中队约百人掩护撤退。当我们爬到北山半山上时，敌人先头部队已占领南面山头，隔着小沟向我军猛烈射击，我军轻伤一人，打死豪绅一人。 这时弹如雨下，在我周围几公尺内弹落土起。大家便散开前进， 避免了大量伤亡。上山后，让一个中队抵抗，另一个中队赶快翻沟占领山头接应我们。此时遥见东山上敌骑兵数百绕山梁抄我后路而来。我们抵抗片刻，即令撤退。就这样轮流抵抗，交错撤退。 由于沟多山高，又无道路，敌骑兵绕道很远，始终和我军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午后约四时，敌步兵追了上来，我率后卫部队抵抗回击，终因弹药已完，被敌击散。我只得率十余人向西，从一小山沟爬上山，遥见我先头部队已分几路向不同方向撤退，敌人还在追击。这时夕阳将落，我和十几名战士在山梁上休息，又收容了几名失散人员，就由山梁向西南走去。约走十几里地，到了一个住有几家人的山庄上。为了找寻失散人员，我们就在战场附近游击了五、六天，最后仅集合起四、五十人。与此同时，得知敌人在沿途捕到我军掉队人员十几名，已于第三天撤退。
  我军由于是新建立的，未经长期锻炼，在这次失利后，指战员情绪消沉,还有些人认为当地不能存在，主张埋枪散伙。鉴于这种情况，就让党员和部队中的情报小组密切注意部队动态，召集班长以上会议征求意见。一部分当地同志认为无法在当地坚持下去，只有埋枪散伙；另一些外地战士认为他们无处去，不能散伙,就在当地活动，双方意见坚持不下。经过说服工作，大家同意不能散伙，暂时先向头二三道川一带行动，因为那里离苏区不远。 我们部队到达二三道川后，探知敌情仍然严重，特别是张廷芝民团知我部队失利，人枪很少，恐其前来搜剿，遂决定先到保安老苏区（因我担任过保安游击队政委，对那里地形很熟）休整， 等敌情缓和了再打回来。我们马上用烟土换粮食，准备干粮，当天晚上找响导即出发，经三道川、吴家河、白豹川、樊川、义正川，走了三、四天，才到保安花石庵村，见到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蔡子伟。他是专来指导赤保安工作的，我们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初见面时，蔡惊讶地握住我的手说：“你们几个月不通消息，听说被敌人打散了，大家以为你们部队都完了。你们回来了，很好很好，真没想到你们还能回来！”我心情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蔡子伟安慰了一阵，就把我们带进窑洞里去谈话。当地政府把部队的食宿都安排得很好。我又向蔡部长作了简要汇报，他即派人到洛河川给习仲勋主席送信，说我们部队由庆北回来了。
  我们在保安休整几天，接到习仲勋主席来信，命令我们部队到洛河川去。我即带部队前往。当我们到达陕甘边政府驻地阎家湾时，习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早已在窑门前坡上等候着我们。习主席高声喊：“王英同志,你们回来了！叫部队到村子住下休息。” 我心情激动，急步上坡，他们也热情地走下坡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叫×得彪队长把部队带到指定村庄去住，就同习主席一同到窑洞里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习主席叫管总务的同志给我们杀猪宰羊，慰劳全体指战员。这时，我才知道强家珍同志带部队在三边一带活动，后来又听说他和敌军作战阵亡了。
  过了些时候，习主席找我谈话说：“我们研究准备把你调到中宜县去和张仲良同志开辟中宜苏区，派你任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你带的部队是否可以让×得彪带回庆北开展工作？ ”我服从领导决定，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过几天，保卫队要返回庆北恢复庆北苏区，我遵照领导上的意见，去部队作了动员，把他们又欢送到新的战斗岗位上去。
  一九三五年春，红二十六军主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志统一指挥下，在柏家园子消灭了高桂滋八十四师一个营，吓跑了安定县城的敌人，又打开了延长县城，延川县永坪的敌人也逃走了，随后高桥、安寨、李家塔三据点亦被我军攻占。我军乘胜北上，攻克靖边城，保安县敌军也逃跑了。至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北线敌军全部被我击溃，消灭敌军两千余人，南线敌军也被迫撤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全部破产。我庆北根据地，得到庆阳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在红军主力协助下，也逐渐地全部恢复了。
  附记：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西藏军区派两位军官来我处说，军区党委为了编写军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在一份军史材料中看到，现在西藏军区解放军某部十师的前身，就是在一九三五年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建立的保卫队，所以要我写出该保卫队组建情况，我即把当时情况写好，交给他们带走了。现在这份回忆，就是在那份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