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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宣传家，甘肃党的创始人”，这是张一悟同志追悼会上中共甘肃省委题的挽词，也是对一悟同志革命终生的评述。
  张一悟同志，原名毂，又名种德、宜五，化名张子文、②李芸生（云僧），甘肃省榆中县人，生于一八九三年。
  一悟同志的青年时代，正值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腐朽的清王朝，不仅不能维护民族利益，反而彻底投降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危亡的局势，使一切爱国志士忧心如焚。一九一一年四月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遇难。他们奋不顾身的革命牺牲精神，唤起了更多爱国志士的觉醒。一悟同志既受到了激励，又以七十二烈士中没有甘肃籍人为憾事，由此，外出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立志挽救祖国于危急衰亡之中。
  十月革命胜利，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一悟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促使他辛勤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关注俄罗斯革命的发展。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一悟同志正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就学。他同恽代英同志密切联系，聆听恽对共产主义学说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阐述，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恽代英同志了解和信赖一悟同志，于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大钊同志抵武汉之际，经李、恽商定，同意一悟同志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并鼓励他回甘肃传播马列主义，筹建党的组织。
  一悟同志到甘肃后，先在甘肃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主张新学，向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引起了校长杨汉公的不满， 任教一个学期，即被排挤出校。一悟同志不得不去武威师范和中学继续任教。
  一九二五年在国共合作的伟大革命高潮中，党的中央组织派钱清泉、宣侠父、贾宗周、邱纪民等同志随国民革命军入甘。这是第一批入甘的共产党员。一悟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初寒假时，由武威返回兰州，秘密进行党组织的筹建活动。同年秋，得悉钱清泉等系以中共特派员职务参加国民革命军来甘工作，即同钱清泉、 宣侠父、贾宗周同志会晤，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一悟同志是熟悉甘肃地方情况的，从武昌返甘后，他十分注意甘肃各派军阀、各种地方势力的状况和他们相互间的斗争，针对国民革命军入甘的有利条件，预见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和钱清泉等同志共同商定建立甘肃党的组织。钱清泉等鉴于自己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西北军中均有公开职务，且不是甘肃籍人，为了有利于党的工作，由一悟同志筹建地下组织。一九二五年底， 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成立，一悟同志任特支书记。一九二六年期间，参加党的活动的有钱清泉、宣侠父、贾宗周、邱纪民、 王陶、王孝锡、包至善、胡廷祯、马凌山、姜屏周、张亚衡、黄少男、焦亚男、谈仲瑜、杨和鑫、丁尚谦、熊赞周、王友章、雷伟哉、吕海清、陈宗涛（女）、秦仪贞（女）、王孔章、李伯亨等。一九二七年春，在进步青年中组成了青年社，李伯亨、王友章、雷伟哉、黄少南、冯玉洁（女〉、窦秋圃（女）等同志分别担任常务或执行委员。党的宣传工作负责人是贾宗周、丁尚谦（又名谊三）、王孔章。在兰州东校场举办了政治训练班，贾宗周任政治处处长，一悟同志多次到该班授课。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军命令驱逐共产党人出武胜关（湖北境内与河南交界处）外。钱清泉同志被捕后，经营救释放，会同宣侠父、贾宗周等同志按照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立即离兰赴陕。同年冬，一悟同志和雷伟哉、黄少南、王友章也离兰去陕。一九二八年四月，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配合省党部搜捕了留在兰州的共产党人、青年社员和进步青年丁尚谦、王孔章、李伯亨、陈炳章、焦亚南、冯玉洁、 窦秋圃、熊赞周、张华英等二十人，并对一悟等同志发出了通缉令。党的组织遭到破坏，革命转入低潮。
  一悟同志抵达西安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留陕参加陕西省委的组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陕西省委贯彻执行党的“八七” 会议精神，准备在渭华起义。为了充实和加强渭南和华县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指派王林、乔国桢和一悟（时用张子文名）等同志到华县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悟同志参加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期间曾任中共三原县委员会书记。起义失败后，敌人残酷镇压人民，一悟同志转入地下去西安，由罗杰三先生掩护 （后罗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逮捕，致倾家荡产）。
  一九二九年，一悟同志赴上海参加党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因病滞留北京，组织安排他住在北京铎民小学。期间，一悟同志和窦世雄同志有联系，窦当时住在北京西城一家公寓。在窦处, 一悟同志先后同在京上学的陆长林、陈成义、赵定九等同志相晤，经常促膝谈心，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一悟同志的影响下， 这些同志先后加入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二年，由组织介绍一悟同志去山东省第一女子中学任教。在济南，一悟同志利用讲坛，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军阀盘据下压榨剥削人民的丑行，宣传党的主张。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施以双镣双铐，关押在山东省济南监狱， 并以捕获共产党要犯公诸报端。入狱后，敌人既施种种酷刑拷问，又以高官厚禄利诱，妄图迫使一悟同志放弃信念，叛变革命。但一悟同志气节崇高，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经多次非刑摧残，身体受到损害，尤其是灌汽油和辣椒水后，肺部受到损伤。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死刑。一悟同志的父亲闻讯后，即托邓宝珊先生设法营救。邓慨然允诺，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韩碍于舆论，复令山东省高等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一悟同难友一道，为争取政治犯待遇，改善生活，反对虐待犯人等，同反动当局进行了多次斗争。红军北上抗日时，一悟发动难友声援北上抗日，要求在报纸上发表狱内声援的消息，被狱政当局拒绝，一悟等同志即进行了历时七天的绝食斗争。在狱六年中，一悟同志读了许多医学书籍，掌握了中医医术，为一些难友诊治疾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轰炸济南市，监狱被炸，围墙倒塌，一悟同志乘机越狱，到女子中学传达室隐藏。 经几位老同事的资助，并以狱中蓄留的长须稍事化装后，即离鲁辗转抵达西安，仍住罗杰三家治病休养。一九三八年，陆善亨、李屏唐同志一起看望一悟同志时，正值他大吐血，医嘱不让谈话。当一悟同志听到李屏唐介绍陆善亨是陆松斋的弟弟后，十分欢欣，立即讲述革命形势和我党的抗日主张，询问一些老同志的情况。后病稍愈，由李屏唐陪同返回兰州。
  一悟同志抵兰后，先与党的负责人孙作宾等同志取得联系，后经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同志的安排，到苏联驻兰代表处任中文教师，并以此公开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苏联代表处负责人彼得罗夫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对中国哲理感兴趣，曾要求一悟同志专门为其讲述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的论述。这一时期，一悟同志还积极协助地下组织，寻找联系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建立小组；同时流动于兰州、榆中等地，宣传革命思想和抗日主张，慎重、秘密地培养发展党员，并向陕甘宁边区输送青年。一悟同志排除自己家庭中的思想疑虑和实际困难，于一九三九年送长女凌青去延安，一九四八年又送次子华清去延安。
  一九四二年，苏联代表处撤走，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为了掩护工作，一悟同志借父亲的关系，到兰州官升巷积善针灸馆向宁夏来兰的一位姓郭的针灸医生学习针灸，同时佯作拜佛诵经，躲避敌人耳目。由于狱中学习了中医基础，一悟同志很快掌握了中医和针灸两门医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先后在兰州市区、刘家堡、阿干镇和临洮县、榆中县的陆家崖、上古城、响水子一带， 一面行医落脚，一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不仅治好了许多群众的疾病，而且使不少群众懂得了革命道理。很多人不知其名，以其留有长须而称呼为“张爷”，许多党内同志也以“胡子”、“半仙”相称。
  一九三九年以后，一悟同志先后与在兰的秦仪贞、陆松斋、 金焯三、陆善亭、陆润林、陆治安等同志取得联系，经常向这些同志讲述革命道理，分析形势，研究隐蔽斗争的策略，鼓励大家的革命斗志。李屏唐、赵定九、王宜之、柴仁山等同志，为一悟同志的活动，从各方面提供有利条件和方便。当时，赵定九同志以赵镇名，任甘肃省三青团监事，按照一悟同志的要求，多次从三青团内开出路条、证明，为我党地下活动的同志提供了掩护。
  一九四八年，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八月，党组织为了甘肃人民的长远利益，由兰州地下党负责人罗杨实同志派人送一悟同志去陕甘宁边区。随着全国的解放，党组织又送一悟同志去大连疗养院治疗肺部残疾。
  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解放后，一悟同志被任为甘肃行署文教处副处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处副处长。同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一悟同志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一九五〇年三月，政务院任命一悟同志为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十月在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一悟同志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悟同志由大连返兰，终因病重不治，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二十二时四十分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附录
  编者按：为了证明张一悟同志参加渭华暴动前后曾使用“张子文”这一化名，特附录景瑞卿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在陕西《群众日报》上撰文《忆地下工作片断并悼张一悟同志》供参考。原文略有删节。
  忆地下工作片断并悼张一悟同志景瑞卿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西北所领导的人民武装一工农革命军，又在高塘插起了红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六月初， 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李子洲同志命我和张一悟同志（原名张子文）赴高塘传达新的方针任务，记得子洲同志特别介绍了一悟同志是甘肃最早的党员，对于党的建立和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在甘肃影响很大，是最忠实的同志。我俩接受了命令，一悟同志改装车夫给我拉洋车，我穿上孝服，拿上祭物（香蜡纸张金斗银柜，文件藏在金斗银柜内），即日起程。行至渭南西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密布，盘查森严，且赤水一带正是敌军由金凯一师为我军击溃，兵马混乱，封锁严密。我为了克服难行，免除检查，遂由城北通过，行至东郊，突被守兵查扣。当时对于被扣枪杀毫无在意，只怕纸斗里的文件被敌发现， 不料敌兵仅把我捆绑起来，反而没有检查我的祭物祭具，且把祭物撒在田野。正在捆绑盘查之际，忽然来两三个敌官，不问青红皂白，头一摆只说：“拉到东门枪毙，留洋头的可不是共产党是啥！”于是刀放脖项，枪刺心口，就要毙我。多亏一悟同志再三说情：“先生是西安景龙学校的教员，回家烧纸，我住在学校附近拉车，知道他是好人……”，这样一说，敌官相信了，又把我盘问了一点多钟，才获释放。我们仍将祭物拾在车上。车行至赤水，一悟同志随车等候，我即携带祭物绕小道行至高塘。一路虽有哨兵盘查，但他们看见我这装束，确似上坟烧纸，也就没有多大为难。我就这样冲破封锁线，胜利地踏进了高唐塬阵地。人民的军队——西北工农革命军，有的在放哨，有的在协助人民碾场，村头墙壁上贴满了标语：“苏维埃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工农兵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西北工农革命军万岁”。我兴奋愉快的见了总司令唐澍同志，传达了任务，交代了文件，第二天由王尚德同志的孩子陪着我，改装商人，携带帐簿银元，仍绕羊肠小道安全的下了高塘塬。到了赤水，仍坐上一悟同志的车子。 他兴奋的说：“我们胜利的完成任务了。”……晚宿西关客栈。
  次日天刚明，我与一悟同志即上了路。他为避免怀疑，早些赶回西安，要我坐在车子上，飞跑的拉着我一天由渭南跑了一百三十余华里，平安的回到了西安。当晚向子洲同志汇报了工作。一悟同志又被派往渭华参加实际斗争去了。渭华起义后，他又调为三原县委书记。嗣后不知音讯，迄今已二十三年了。今年一月五日，忽看见一悟同志在兰州病逝的讣告，悲痛至极。他是甘肃最老的共产党员，甘肃人民最忠实的儿子。生平为党为人民奋斗不懈，在长期艰苦的工作中，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到患肺病而逝，这种艰苦忠贞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①张一悟同志生前，谦逊朴实，不务虚名，学识丰富，处事谨慎。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他很少讲述所做的工作。即使熟悉他的同志和亲友，也只能观察到活动的某一片断，而不大容易从他言谈中了解他经历的全面情况。解放后他病情加重，又没有来得及详尽陈述。因此，征集资料稿只能作一概括的叙述，其中错漏难免。我们殷切希望通过本稿的发表，引起更多同志的回忆，继续提供和撰写一悟同志的事迹，使他对甘肃人民的重大贡献不致泯灭。 ②征集资料稿送请北京体育学院钟师统院长审阅时，钟提供一悟同志在渭华起义时曾使用张子文化名，这对征集一悟同志在渭华起义前后的史料很为重要。 ③刘郁芬在甘肃“清党”，侦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概况，见一悟同志保存的抄件，注明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新闻报》第十一版上刊登的刘郁芬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因系刘的报告摘登，事实不尽确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