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生活书店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成立，是从生活周刊社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合作社组织，每个正式职工就是合作社社员。管理机构由全体社员选举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理事会决定业务方针等重大事宜，人事委员会主管人事进退奖惩等事，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职工们都能勤于工作，忠于职守，甘于艰苦，愿为文化事业努力。生活书店资金不多，利用期刊订费和邮购预付款活动周转。发行多种大型期刊，出版数百种图书，团结了一批进步作者，跟从时代脉搏，诱导青年走向革命，深受青年欢迎， 不数年间，声誉日隆，影响极大。
  “八•一三”抗战开始，生活书店为了适应战时需要，迅速作了新的部署，把业务中心移到武汉，总经理邹韬奋提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作为总方针。出版了 《抗战》三日刊（后改为《全民抗战》周刊），后又增出《抗战》战地版，免费分发前后方部队阅读。其他各种期刊，如《生活教育》改为《战时教育》，《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充实了有关抗战内容。 图书方面，编印动员抗战、宣传持久战的多种丛书，其中《大众读物》、《战时通俗读物》等，文字通俗，篇幅精短，多用插图，利于深入工农兵中间去。所有书刊的编辑立场，即使在后来不断遭到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始终贯彻了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发行方面，先在大后方大城市设立分店作为据点，接近战区和游击区城市设立支店，最多时分支店共达五十五个，遍布全国。
  建立兰州分店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派到兰州设店，携带理事杜重远同志 （惨遭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分别写给八路军驻兰办事处谢觉哉同志和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赵清正的介绍信。书店在兰州有业务关系的同仁消费合作社，曾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较早即经销生活周刊和各种书刊，它的经理王彦升于一九三六年到上海办理业务，我们曾长谈几次。我们张子玉同志在上海被反动派注意时，避到同仁消费合作社住了些日子，因此早经建立友谊。我到兰州时，王彦升同志已去延安学习，同仁消费合作社正办理结束，他们代我收存了百余包邮包，我即借用他们的地方开始筹备书店工作。当时兰州僻处一隅，既无内迁学校，又很少流亡人员， 城内人口不多，商业萧条，一天闲步街头，经辕门口（现在的中央广场）看到一间铺面贴了招赁字条，这间铺面宽仅三米余，长约十二米多，是开设缝纫铺的赵姓兄弟转租出来的，房屋虽小，但地点适中，作为书店门市是理想的，决意租下，后院又租了三间楼屋，作为书库、卧室等用。
  .我计划装修一下，但携带的现款业已用完，只好向城内经销外来书刊的新生书店推销一批图书，收些现款。总管理处百废待兴，正亟需现金，恐难接济较多经费,不如因陋就简，稍作拾掇； 把门市开张起来，使书刊早日和读者见面。至于战争时期简陋一些，似尚非大碍。于是本节约精神，把狭长的房间分隔为二，临街的前半间作为门市部，后半间作为内部工作室。制作了两个书架和一张收银桌.又买了一张松散动摇的长桌，略加整修，红布铺盖桌面上作为书台，陈列期刊、新书和通俗读物等五六十种。两个书架分类陈列图书。全部图书三百余种，多数是一九三七下半年生活书店岀版的如救亡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青年自学丛书、马恩列斯著作等，每种丛书的品种多不齐全，愧悔自己未尽到职责。开张前送到西北日报和民国日报的广告被拒收，因此新开张的几天，读者寥寥，但意外的是在午前和傍晚来了几批小学生， 争着翻看通俗读物，热烈地对一些画面指指点点，吵吵嚷嚷，气氛很活跃。这样的场面，在我们决定收歇出清底货大廉价的最后一二天里，又出现了一次。事后知道，他们是附近的一个小学校的，经进步老师发动来的。
  党的领导和扶持兰州生活书店从开设至收歇为止，历时两年三个月。在这期间，总管理处的领导因交通阻隔，不能亲临指导，又为了防备信件受国民党特务检查，写信上报不能详细叙述，上级的答复和指示也就难于及时和具体。在这情况之下，我和全店几个同志能够勉强把一个进步小书店维持到底，得之于甘肃地下党的领导和扶持，是极为重要的。我当时不是党员，对同我交往的同志，也不能都正确猜测到他们的身份，同志们只好都自称是书店的老读者，敬佩邹韬奋的文章和品德，随时随地乐于相助，热情指点，有些事帮我做了也不告诉我。比如《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登载的谢老日记摘抄中，记载了谢老曾为一九三八年第一次查禁大批图书事，亲自责问了国民党审查会的负责人。谢老为书店这样出力，我多次见到谢老，可从未向我提及。前几年在京见到赵子明同志，他告我当时地下党领导曾嘱咐他们要对生活书店支持和协助。党的关心和党员的切实协助，使我们避免了不少有形无形的损失，鼓舞了我们坚持出版工作的信心，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特别要提到一些同志。民众通讯社丛德滋同志，熟悉国内外政治形势，了解国民党甘肃地方情况，善于分析他们内部矛盾， 为我出主意想办法应付图书审查会和军政部门的干扰。他曾介绍了住在黄河北岸山坡下的一位同志，在家院内专门为我们挖了一个山洞存放“禁书”。解放后才痛悉丛德滋同志已惨遭杀害，我深切地悼念这位良师益友。赵子明同志和我相处日子最长，见面次数最多，论年龄他是个长者，和蔼亲切，谈话娓娓动人，经常从自身经历和体会出发，说明自己从读鲁迅和韬奋的文章中获得的教益，提高了思想和认识。我们住得很近，我常去他家，他不论有事无事，有人无人，每次亲切接待，详细交谈。贺进民同志当时在邮局搞分检信件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见到我们的信和邮包， 即迅速隐蔽起来，免遭特务提去。老贺同志的这种“抢救”工作， 终于引起了特务注意，邮局负责人接到通知，要他开革老贺，所幸这位负责人为人厚道，把老贺调到平凉一个支局。赵、贺两位同志为我介绍勤劳可靠的职工，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还有很多同志如万良才、樊大畏、魏立人、罗沔、岳维俊等，来往亲密， 鼓励我和其他同志坚持宣传抗战和文化出版工作。
  小西湖事件书店发展太快，缺少干部，要求干部在工作中边做边学。一九三八年四月，派来陆中飞同志担任会计。中飞未做过会计工作，总管理处又于六月初派西安分店会计杜国钧（去延安后改名谷军）来兰建立账册，指导中飞会计业务，月末工作完毕回陕前，我们三人在一天上午去小西湖游览。归途中看到田野里悬挂了一口古钟，我们到钟旁观摩，中飞携带照像机，我们分别在钟旁照了几张像片，准备重返归路。这时被一名警察拦阻，声称警钟不准照像，要我们到派出所等候警长发落。我们到了派出所，警长不在， 让在屋内等候，自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二点左右，屡次催问,警局人只说警长未回。我看有电话机，经许可后打电话给樊大畏同志（他父亲开设的照像馆有电话），请设法保我们出去。
  天将黑，樊大畏同志来，对我说误会已解释清楚，派出所留下我们三人姓名和像机，我们四人即一同进城。途中大畏同志对我说，这天杜重远同志由武汉飞新疆，因气候变化留兰，请杜营救，杜电话请警察局长马志超放人。杜重远当时是新疆盛世才的上宾，兰州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都愿与杜结识。当时国共合作尚无重大摩擦，故很快地解决了。留在派出所的像机，几天后由樊父照像馆的一位上海人段××向警局第二分局长处取回。段交付像机时对我说，他和主管这个派岀所的局长是赌友，经常见面， 在取到像机后，立即面对分局长抽出软片曝光，表示已不留痕迹， 才全部结束了这件公案。
  看来事件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解放后听说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在“抢救"阶段时，樊大畏、杜国钧和陆中飞三同志都为此受到审查。
  交通运输的困难兰州僻处西陲，战时交通尤为困难，我们书刊来源很不正常。
  商务、中华等书店有时自己雇汽车运输，我们书店则无此条件。总管理处通知金华、昆明等店多处分别给兰州寄发邮包，但各地邮局由限量而停止收件。一九三八年武汉、广州沦陷后，兰州书刊来源只有重庆一地，困难更多。是年十一月，成都分店向邮局了解邮路情况，据报告经成都发到兰州大批邮件，因缺少汽油，邮局汽车很少，雇骡车运输，挂号平邮约三个月可到，小包快件约一个半月可到，严冬大雪天，骡车不定期停驶。重庆邮件与此相同。
  从收到的一些邮包说，因路途时间长，颠簸震荡，较厚图书的书脊大都破落，捆包的绳索摩断，成包的书刊溅满泥浆，或被水湿透，报纸本书变黄发脆，土纸本结成一整块，揭不开书页， 期刊成为明日黄花，卖不出去，图书的销售量也受影响。我们业务清淡，奄奄一息。
  伪图书审查会的成立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国民党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新闻书刊审查委员会名义，召集兰州各报社杂志社和书店负责人开会，宣布审查会成立，主任委员为敌参谋处长贾某，委员有战区司令部参谋董仲篪负责审查新闻报导，伪省政府委员郭某负责审查图书，省党部委员林祥霖审查期刊。查禁标准十条，其中有什么“破坏统一、立论偏激、批评中央、诋毁领袖、抨击本党、记载失实”等等。审查办法，对已寄到正在发售的和以后新到的书刊，每种送样本两册，经审查认可准予发售者，发还一册，一册存会，未经发还的不准出售。董仲篪发言，希望到会负责人深明大义，什么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不要和审查会对立，要打成一片；又说审查会保证商人利益，同时也要打击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云云。参加会的还有新华日报经销处孙瑞庭同志和民众通讯社于千同志。甘肃省成立所谓图书审查会，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早于汉口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会的成立有半年左右。 审查会没有挂牌，设在伪省政府内，和甘肃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合在一起办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表面“动员民众抗敌”，暗中却在限止民众的出版言论自由。
  审查会于四月初印发了第一批“禁书目录”，共八十余种图书，大部分是生活书店出版的，谢觉哉同志日记摘抄中已记载了六十一种。这批禁书后经总管理处交涉，大多数解禁了，但后来在伪军警督察处的一次突然夜袭查抄中，又被一一作为禁书处。
  检查、抄店、没收战时邮运困难，已使我们感到窒息，无限制的检查和没收， 好比不停地在人身体抽取血液，使人枯竭待毙。国民党对进步书店的防范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央和地方并举，公开和秘密结合。公开的是图书出版前的原稿审查，寄到销售店的样本审查，秘密的有驻邮局特务检查，军警和便衣经常到门市部明查暗访，随意取走书刊，向来不说明理由，不打收条，甚至不分昼夜地登堂入室。这里略述几个事例：一、汉口生活书店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寄兰州快邮印刷品四件，内有《保卫华北游击战》九十册，《从军行》五十册，《苏联为什么不参战》三十册。湖北邮政管理局九月七日函称：“该项邮件到达兰州邮局后，经驻局检查员检查扣留，未说明理由”。汉店转告我们，我即持函到邮局找到检査员说明来意，不意这家伙勃然大怒，连声大叫着赶我出门，说是机要部门机要人员向不对外，绝口不谈扣留三书的问题。不久，我们又接到邮局通知（通常邮包经检查完后才通知收件人提去），领取了一批邮包，片刻后一个特务又匆匆跑来,说这些邮包还未检查，命速送还。他看我们无意送去，就到我们的库房翻看正在拆包的一些图书，东张西望了一阵，才悻然而去。汉口邮局通知检扣邮包是仅有的一次，以后我们对重要图书久久未收到时，即使由发货店按照邮局规定纳费追查，也是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兰州生活书店在收件和发件中被驻邮局检查员检扣的共有多少件，损失价值多少，无法统计。
  二、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们正关闭店门结束营业时，杨静仁同志（时在伊斯兰学会工作）匆匆推门进来，这时没有一个读者，他悄悄地告诉我有可靠消息今晚军警要来搜查，嘱速做好准备。本来我们吸取了西安分店被搜查和捕人的经验，早有警惕和准备，对列入兰州图书审查会通知查禁的存书，已搬移密藏在店外库房，又再次复查，对遗漏的少数册临时收藏在炕洞内。当时全店共五人，有四人同睡在这个炕上。这夜按时入睡，相约闻警即起，但嘱睡在炕洞面上的同志继续睡觉，不要离开。晚十时半，二、三十个荷枪士兵和便衣随带蜡烛而来，领头的手持一纸公文向我面前一晃，声称奉军警督察处令搜查违禁书刊，立即分组在门市、库房和办公室各处搜查，每组有一人手持书目，其余人员有的燃烛照明，有的逐本核对图书。经二小时，查出认为禁书的共三十余种，一千余本，其中有宋庆龄著《中国不亡论》，甚至辑录蒋介石有关抗战部分言论成书的所谓《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居然也在査禁之列。后经査核明白，这份禁书目录即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初兰州图书审查会第一批发布的，其中又增补了一些，但是这些书已经解禁,他们不听我的辨白，分别捆成二、三十捆，由来人肩负手提而去。第二天传我问话，我看到那些书杂乱堆在办公室的一角，问话人问了一些书的来源等，我再次指出这些并非禁书，要求发还。后来我们改向图书审查会交涉，只发还了一部分。
  二月五日，又有十余名宪兵，白昼武装闯入，封锁了门市，内外搜查一个多小时，毫无所获而去，那个炕洞所藏禁书未被发现。
  三、更有别出心裁的查禁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廿二日，一个青年自称是××训练团的，奉命要购买潘梓年（新华日报主编）著《逻辑与逻辑学》和《抗战歌声》（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一）各二百本，准备发给学员作为教材，如有更多存书，可扫数取来，嘱雇车并派人送去同时收款。送书人不久回来说，车到国民党省党部，那青年让车跟他一同进去，嘱送书人在门外等候，过些时另一人和空车出来，宣称两书查禁，已被没收，车资由我们支付。这两书经原稿审查通过，寄到兰州后送样本审查准许发售，中间闯过了重重关卡，幸得在门市部和读者见面，实很不易，忽然又被用“购买”诓骗方法送进省党部大门，换得一声口头宣布的死刑判处，这在国统区内，可能也是项新纪元。甘肃省党部是审查会成员之一，这次又越过审查会直接派人没收图书，真是令人愤慨。我压制不住心中气愤，立即赶到省党部，见书记长赵清正正召集会议，我便大声质问，赵清正的长脸拉得更长，默不作声， 由别人把我拉出。我此后再去省党部时，门警挡住不得入门，被骗去的两种图书，从此再不知下落。
  告别生活书店在陕甘两省共有西安、南郑（现改名汉中）、兰州和天水四个分支店，除兰州幸存外，其余三店先后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前被封闭。兰州店苦风凄雨，门市书刊稀少破烂，读者冷落。对外地的批发和邮购业务，除去新疆外，一九三八年间曾建立起榆中、临沈、武威和酒泉等地的经销关系，但不久都告中断。曾物色了在甘宁两省农村用自行车推销历本的书贩两人，低价赊给一批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去靖远、景泰和固原、中卫试销，第一次成绩满意，第二次一去不返，音息全无。对发展前景，既缺少书刊来源，处境更难好转。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重庆总管理处编印的内部刊物刊载一个通知：“兰州店自成立迄今，始终在艰苦支持中，虽有其文化上之意义，但因地处偏僻，环境困难,似少发展前途，且自最近期起，重庆邮局经常停收寄兰邮包，供应时断时续，如继续维持， 困难更多，损失必大，故已准备收歇。”四月二十日收到正式通知， 收歇营业。为时两年多的战斗岗位，撤离时总免不了留连和痛苦的。五月三日，我们依依告别了许多良师益友，登上东去汽车，五月六日到达西安。听说甘肃省主席已由中统特务头子谷正伦替代，我们意识到兰州的白色政治气氛将更趋紧张，因扁为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担忧，深切地希望他们工作顺利，身体保重， 我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