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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是甘肃境内的一座古老名城。县城在崇山峻岭之中，由于东川和西川（即环江）在它的南麓会流，形成一个半岛似的丘岭，依势筑城，险要异常。该城南北长，东西窄，以东门为头， 看去好象伏着一只展翅的凤凰，因而又有“凤城”之称。它的东塬上有“周祖不窑墓”碑碣，小南门里有“周旧邦”木牌坊，北关外紧临着雄伟辉煌的周室祭祀行辕的所谓皇城。城南两川汇流处的对面，是一座悄崖绝壁屹然矗立，状似劈开的山咀名文笔峰，顶泰山庙，昔日香火颇盛。以庆阳城为枢纽，北进可通环县、定边，直驱盐池、银川；东行可联合水、鄜县，以至延安、绥米；西通镇原、平凉；南扼宁县、长武。北宋名臣范和淹在城内留下的督师遗迹，可为重镇要塞的佐证。古人为了固守这个城碧，确保军民饮水，精心设计掘地数丈，开闸引取城外东川甜水的鹅池洞，真是巧夺天工。抗战初期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运会，主任蔡畅）、庆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主任陆为公）都设在庆阳。陇东地委机关报《救亡报》社也设在庆阳城内。城内大街小巷，纵横井然，有不少宋代的建筑。大小商店林立，景象繁荣，不愧是陇东的首府。可是地区辽阔的庆阳县， 历史上却形成了两级分化，贫富悬殊。贫者无立椎之地，终日辛勤劳动，难得温饱,甚至卖儿鬻女，饿殍载道,富者田连阡陌，一架山、半道川，整个塬都归豪门所有。他们对劳苦大众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生活上的虐待，几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庆阳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匀和家”的说法，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同他们划清阶级界限的表现。这个地区，表面上看去，山山川川各有其序，似乎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观念牢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实际上早已孕育着星火燎原的革命形势。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和陇东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二次合作，红军改制为八路军， 在陕北和陇东的部分县镇以及宁夏的盐池，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先为特区）。当时陇东的环县和庆阳的曲子镇、柔远川，分别成立了环县、曲子、华池等三个县政府，并在曲子设立了庆环分区专员公署，直辖于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个庆环分区，后来称为老解放区。而八路军在陇东另一部分合法的驻防区和募补区， 如庆阳老城及其周围乡镇和合水、镇原等县，称为统一战线区。 一九三七年冬，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驻扎在庆阳一带。一九三八年初，三八五旅一部分由旅长王宏坤同志带领从庆阳调赴抗日前线，留在陇东的三八五旅由王维舟、耿甩二同志分任正副旅长（耿先任参谋长，后兼副旅长），驻在庆阳城的“皇城”和田家城一带。从此，古老的庆阳城及其左近数十里辖区内的人民， 在子弟兵的保护和支援下，在地下党中共庆阳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扎扎实实的抗日后援工作，破天荒地有了民主生活，古老的庆阳新生了。
  庆阳民众抗敌后援会（它的前身是庆阳各界抗日联合救国会） 是中共庆阳县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是教育群众， 团结各个爱国阶层、民主人士，一致做好抗日后援工作。它在县委领导下，统一管理着农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 民众自卫队、民众教育馆、商人救国会、民众纠纷调解委员会等各方面的工作。由于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些组织是抗日救国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组织，而且是人民自己的组织，因而非常爱戴这些组织，并积极响应其号召，威望越来越高，所属乡农会的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而一些国民党的区乡政府和保甲设施，则遭到群众的孤立，使它形同虚设。
  现将庆阳民众抗敌后援会自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的工作略记如下：建立和健全各级各种组织机构。农、工、青、妇、自卫队等县级组织，一般都经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领导成员。这一时期农会负责人有蔡德旺、贺玉清。工会负责人是王兴。青救会负责人先是贾庆礼，后为姚大衡。妇联会负责人先是蒲秀珍，后为史翠峰。民众自卫队负责人有阎庆云、王子厚、张守勤，店员工人自卫队负责人有廖奎、任华。民众教育馆负责人先是张冰泉,后为吴培植。 供销合作社负责人有麻雄臣、张寿。商会负责人奕辅丞、任绍亭、 贺新民。在后援会先后任秘书的有姚静波、张耀光、蒋佑民、张冰泉以及义务出纳员陈翔初等。
  县以下按行政区划分，设城关、高楼、东塀、赤城、白马铺（后并于赤城）、桐川、三十里铺等乡农会、乡青救会、乡妇联会、乡自卫分队等组织。乡以下分设各个村小组。
  筹组召开并主持庆阳各界对元旦、“三八”、“五一”、“七七” 等重大节日的庆祝、纪念大会。组织业余剧团、歌咏队，编演举头活报剧，张贴宣传画、新闻墙报等，以活跃社会文化生活。 举办店员工人夜校、街道居民夜校、乡村农民识字班，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举办干部轮训班。驻军三八五旅政治部民运科长王兴友同志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对内他参与庆阳县委的领导工作；对外形式上，地方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统属民运科领导，县委和民运科两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合作无间。我们还曾协助驻军募补军粮、新兵，与政府联合在南关外大道旁树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按规定凡过客到此, 一律乘车下车，骑马下马，以表敬意。
  抗敌后援会开的路条（即通行证），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通行无阻。积极训练民众自卫队，认真盘查关卡来往行人，并协助治保人员执行任务，以巩固和加强社会治安。
  一九三七年庆阳人民在斗争冯（翊青）大绅士胜利之后，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大小事情不找国民党县、区政府机构，而主动要求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敌后援会或驻军三八五旅帮助解决。当时庆环分区统战部部长段德彰同志兼任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群众常找他解决问题。抗敌后援会调解纠纷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也很广，诸如减租减息、维护群众既得利益、禁止赌博、反对买卖婚姻、调解斗殴，以及处理有关欺压群众、阶级报复、破坏抗日等等案件，无所不有。兹将记忆所及的几件比较大的事情列举如下：①一九三八年春，庆阳民众按照统一战线政策，组织了民众自卫队的大队和分队。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对自卫队的政治学习和武器训练非常认真，俨然是一支八路军的预备队。可是到了九月，驻西峰镇国民党县府政派来一个姓王的督练员，他一强调制式教练，二动辄体罚，三要改组领导……，这就激起了群众的愤怒，队员们自发地把他围送自卫队大队部（在庆阳城八仙庵）进行说理斗争。他开始气焰十分嚣张，经群众据理批斗，他才不得不认错。从此，国民党政府再不派员督练自卫队了。②驻西峰镇的国民党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锺竟成，是个反共分子，制造摩擦的专家，在他的指使下，在西峰镇街上逮捕了我们庆阳工人自卫队廖奎队长。又在庆阳老城以婚姻纠纷为借口，要把区五里铺自卫分队长解送到西峰镇“归案查办”。我庆阳抗敌后援会通讯员孙明海同志闻讯后，即奉命去南关路上把该分队长劫救回来，保护了基层干部免罹桎梏之难。
  ③老区华池县有些群众分得地主羊群，被住在新区庆阳的原地主夺了回去。经庆阳抗敌后援会调解，将羊群全部归还给分得的老区群众，保护了群众的既得利益，维护了老区政府的威信，稳定了抗日后方的社会秩序。事后，这些群众给庆阳抗敌后援会捐献经费银元二十元。那时，我们的经费十分困难，全靠节衣缩食自筹，但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宁愿自己生活困苦些，也不能接受群众的捐献。经我们一再作了工作，讲明道理，群众终于把二十块银元收回去了。
  ④蒋管区宁县一带的居民常常赶着毛驴到盐池去贩运食盐。他们为了逃避国民党庆阳县盐务局的苛索，不敢白天进庆阳城， 而于夜间绕道行走。有次,一个老乡赶着盐驮子，被税务局察觉， 因为骇怕，坠崖摔死。死者的家属及其同行人等即将该局告到庆阳抗敌后援会。我们正在进行调解之中，群众把盐务局局长关某揪到后援会，后经我们和有关方面协商，由盐务局赔偿群众损失， 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而了结。通过这次事件的胜利解决，又一次在蒋管区人民中扩大了我党团结抗日和民主作风的影响。
  ⑤庆阳县青年救国会前后负责人贾庆礼、姚大衡，在各学校学生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比较顺利，成绩卓著。可是自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伸入学校以后，我们的青年救国工作便受到很多限制。一九三九年某天，顽固派嚣张地把我们庆阳高小门口挂的学生救国会的牌子摘掉了。这无疑是对进步组织的侮辱和取缔。第二天，即由王维舟、姚静波、姚大衡三同志去找庆阳高小校长王锡嘏质问并商处此事。协商结果是，学生救国会的牌子可以不挂，但学校当局应支持县青救会继续在校内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当即由校方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协商结果，并由三八五旅王维舟旅长讲话，说明团结抗日的重大意义。庆阳抗敌后援会姚静波同志也讲了话，批驳“读书救国”的论调，与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⑥严禁赌博是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抗日后方的一项有效措施。 由于我们坚持对报案人保密，检举揭发的不乏其人，庆阳的赌棍们是最怕后援会抓赌的。有一次，有人报告国民党驻在庆阳的区政府聚赌。为了政治上揭露他们，我们就抓了这场赌，处以罚款，要他们具结保证永不再犯。这一影响所及，既搞臭了国民党区政府，也煞了民间的赌风。
  庆阳民众抗敌后援会是一个由各界代表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最初，主任是吴承志（即吴思宏）同志。王文（即黄子文） 同志也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接着陆为公同志被选为主任，杨季熊、田绍锡（均非脱产人员）为副主任。陆为公去延安学习后，由张文祥（即曹宪荣）同志任主任，杨季熊、田绍锡仍为副主任。 由于王督练员事件，国民党政府通缉张文祥，抗敌后援会几个月里暂时没有主任主持工作。一九三八年冬，西峰镇的国民党当局企图夺取庆阳民众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阴谋策动副主任杨季熊 （国民党员）出面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企图改选杨为主任。我们闻讯后，就由庆阳县委书记王平水同志组织了一场反夺权的斗争。首先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把开会选举的日期定在他们筹划日期的前几天，即十二月二日。其次，我们单方面通知召开广泛的代表会议。这样，使他们摸不着底细，不知我们都通知了些什么单位或什么人。同时，他们的政、税、邮、校单位有限，而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多通知一些单位。第三，我们邀请了驻军三八五旅王维舟旅长、抗大七分校何长工校长为监选人，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谦和国民党庆阳县县长王致云为监选人。这样既讲统一战线，又获合法地位。第四，唱票、计票和监唱、监计的人选，也都做到公平合理，国共对等。第五，充分民主，不提候选人，不记名投票。这次选举结果，当选的五人及其分工是：主任姚静波（共产党员，原负责调解纠纷，后任县委民运部副部长），副主任阎庆云（县委民运部部长、自卫大队长），委员张冰泉（共产党员、民众教育馆馆长）、吴培植（共产党员，庆阳人，后任民教馆馆长）、张耀光（流亡知识青年，抗敌后援会秘书）。至此， 国民党企图夺取庆阳民众抗敌后援会领导权的阴谋完全破灭了。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陇东反共据点西峰镇的反共派也于此时向合水、庆阳等地偷运武器，阴谋里应外合，吃掉八路军的陇东募补区。经我军民奋起反抗（合水还经过战斗），终于将那些吃 “摩擦”饭的国民党顽固派党政军人员，先后从合水、庆阳等地 “礼送”出境，并且相继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水、庆阳、镇原三个民主县政府。一九四〇年一月，由庆阳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人员组成了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筹备小组，姚静波兼任组长。这个筹备工作一结束，庆阳县政府随即成立。原来的民众抗敌后援会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派朱开铨同志为庆阳县代理县长，并向社会发出公告，宣布庆阳县政府自即日起成立。二月十日这一天，男女老少人人都喜形于色，拥护新政府。朱开铨同志到任时，干部奇缺，除了上级派来的保安科长郑自兴和秘书秦平等同志外，仅有秘书姚静波、张冰泉和行政管理员王子厚、通讯员李振海等数人。在中共县委领导下，朱开铨同志狠抓了三件事：一是物色人材，成立县政府委员会，推选朱开铨同志为首任庆阳县长，并积极充实各科室负责人员。那时，我们拟邀请地方知名人士田绍锡（少西）任县政府一科（民政）科长，贾善卿任县政府三科（教育）科长。可能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结果，贾善卿婉言拒绝，田绍锡则欣然履任。接着，上级相继派来了二科（财务）科长高益同志和四科（建设）科长等同志，县政府的机构才逐渐建立起来。二是重修北关大石桥，以利群众交通。三是调拨粮款放赈救灾。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建立陇东分区，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王维舟、朱开铨为正、 副专员。王、朱二同志提议陆为公、姚静波为专署政务秘书。当时，陆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未到职。第二年陆为公同志回到庆阳，接替朱开铨同志工作，是庆阳第一任“三三制”中民选县长。为了搞好民主建设，同年夏天，成立了陇东分区参议会，选举庆阳开明人士刘仲邠为议长，陇东分委书记段德彰同志为副议长。这时，李之钦同志被派任陇东专署三科长兼庆阳县政府三科长。
  为了加强陇东各项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原以曲子为中心的庆环分区与原以庆阳为中心的陇东分区合并为陇东地区，地区的党委和专署均设在庆阳城内。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两个分区的领导机构合并于庆阳后，陇东地委书记为马文瑞同志（历任庆环分委、陇东特委书记），正、副专员为王维舟、马锡五同志。两个分区合并后，我仍为专署政务秘书，直至一九四二年初离庆阳去延安前为止。当时同为专署秘书的还有墨遗萍、柳泉二同志。政府方面的民主建设、财贸制度、教育改革、经济建设、征收公粮、社会治安、运销食盐、新文字运动等等工作迅即开展起来，不断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