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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来到庆阳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庆阳地下县委，蔡畅同志兼县委书记并主管妇女工作。一九三七年“三八”妇女节的庆祝大会，第一次在庆阳举行。在部队的宣传动员下，这天广大妇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前来和红军女战士们共同欢庆自己的节日。会上，蔡畅发表了讲话。她先讲了 “三八” 妇女节的来历，我们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党对妇女工作的要求，接着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和前线战况，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打碎封建枷锁，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中来，要反对歧视和压迫妇女的行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去上夜校，进识字班，努力学习文化, 关心天下大事。最后，她要求妇女们把缠住的脚放开，往后再不要给孩子缠了，把她们送到学校去念书。妇女们说，蔡大姐的讲话振奋人心，年轻媳妇和姑娘们当即表示，要努力学习，积极帮助部队做好工作。
  教导师成立了妇女救亡会等群众组织。妇救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广大妇女、特别是年轻媳妇和姑娘们积极参加妇救会召开的各种会议，不少人都上了夜校，进了识字班，她们跟着女战士在大街小巷刷标语。那时的标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动员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等。有些还同女战士一起登台演戏、 唱歌，如“小放牛”、“大刀进行曲”等。在反对地主剥削、实行减租减息，除奸反特，支援前线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她们的作用。
  妇女开始走上社会，她们中间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解决。教导师组织妇救会的成员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在妇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视情况给以解决。
  当时，在这里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婆婆虐待媳妇，丈夫打骂妻子。这种压迫妇女的现象存在得比较普遍，有些地方问题也很严重。庆阳城有一户姓杨和一户姓李的婆婆，不仅在吃穿上虐待克扣媳妇，而且随便打骂，任意欺辱，天天把媳妇关在家里,从不让与外人说话，倘若媳妇与别的男人说上几句话，婆婆便百般辱骂，甚至挑唆儿子毒打。尤其是那家姓杨的婆婆,打骂更是不择手段，从不把媳妇当人看,而她的儿子也只是听她的话，从不疼爱妻子， 致使这个可怜的媳妇最后自杀了。广大妇女纷纷要求教导师、妇救会答应她们把这两家的婆婆给以必要的制裁，为被压迫的姐妹们伸张正义。经蔡畅同志同意，妇救会组织妇女们把这两个坏典型游街示众。这样一来，其他虐待媳妇的婆婆以及打骂妻子的丈夫再也不敢随心所欲了，许多经常挨打受骂的妇女，从此扬眉吐气，她们说，这才有了做人的权利。
  庆阳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说“剪子挑，锥子挖，脓血淌了两马勺，疼得跪的跪，爬的爬”，以此来形容妇女缠脚的痛苦。 教导师和妇救会号召妇女们放脚，广大妇女非常欢迎。在学校的女学生还成立了“剪脚布”小组，“剪脚布”小组的学生每人都给配上一把剪子，一见缠脚的同学就给剪开。但是，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多少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解放妇女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年轻媳妇参加社会活动，也要遭到社会上的非议和家里人的责骂。教导师掌握到这些情况后， 就派女战士深入群众，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对那些别有用心、故意捣乱的人，教导师和妇救会发动群众给以打击，从而使工作得以健康地进行。在深受妇女欢迎的放脚问题上，还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有一名叫田葡萄的女学生，她在学校被 “剪脚布”小组放开了脚，回到家里，被她父亲田汉云打了一顿， 田汉云说，给女人缠脚是多少年来的老规矩，哪能随便就不要了， 所以，他又给田葡萄缠上了脚。蔡畅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带上当地的女教师赵兰香、边兰英到田汉云家里做工作。经过她们的耐心说服教育，田汉云提高了认识，最后才给女儿放开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