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过去的历史，不仅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今后，为了教育人民和提高人民的觉悟，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要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坚持四项原则的教育，要把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和延安精神，以及建国初期的创业精神，教给青年一代，进一步恢复和发扬起来。从这一点来说，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有意义的工作。
  现在，我谈一点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在陇东工作时的回忆，供参考。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采取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一味屈膝退让，而对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则竭力镇压，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加紧进攻。一九三三年三月和十月，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第四、五两次大规模“围剿”。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中央苏区红军八万余人，从闽西和赣南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历来学曾国藩的那一套做法，攘外必先安内，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关外调进关内对付共产党，给张学良委以 “剿匪”副总司令的名义，联合杨虎城的西北军和邓宝珊等杂牌军队打击红军，同时达到消耗杂牌军队的目的，以坐享渔人之利。在我们革命内部，由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盲目学习苏联，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搞军事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从一九三二年起搞AB团，名之曰“肃清反革命”。在陕北方面，中央北方局派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到陕北搞内部肃反，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都被关了起来，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许多人不明不白地消灭了，至少搞掉了三分之一。学苏联那一套“左”的做法，使我们吃了大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纠正了这一错误, 把刘志丹等许多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放出来。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他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红军向川康边和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党中央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反党分裂行为。张国焘阳奉阴违，擅自南下退却，另立中央， 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后来发展到叛变革命。一九三八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将他开除出党。中央红军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时经一年，历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一个省，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击溃了装备优良的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业绩，也是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伟大转折。陕北根据地对红军长征的胜利有着重大作用，陕甘宁边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
  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我党就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挽救祖国危亡。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党再度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又先后发表宣言，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赞成抗日的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蒋介石的卖国和内战政策越来越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举国人民拍手称快，一致要求杀掉独夫民贼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事变的性质和前途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当时如果杀掉蒋介石，势必引起新的内战，那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的亲日派；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党中央一方面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赴西安，就解决西安事变和处理蒋介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一方面电促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二将军的主张。同时集结红军主力，开向西安附近，准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共同对付亲日派何应钦等策划的武装进攻。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西安事变乃告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十年来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主张。
  在西安事变的同时，一九三七年初，我们的部队向西安附近集结，在关中度过春节后开赴陇东庆阳。我当时在红四军，本来在三原组织“援西军”，接应西路军李先念等同志到新疆的部队回陕北。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不同意我们去，我们就由三原到了庆阳。那时三八五旅一部分开到抗日前线，一部分留守在庆阳，地方武装有两个团（警备二团和七团）也拨归三八五旅指挥，分驻庆阳、环县、华池、镇原、驿马关、宁县、曲子、合水、盐池等地。一九三九年后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调兵遣将，修筑碉堡，包围并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煽动反共宣传，侵占我镇原、宁县、正宁县城。我当时兼任庆阳城防司令，国民党偷偷地把武器运进边区内他们所占据的区、乡政府，企图组织反革命暴乱，各县的反动民团如庆阳的谭世麟等，也在暗中和我们作对。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党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提出了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又进一步提出反摩擦斗争的方针,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为了制止摩擦，我们派孙君一同志到西峰镇和国民党第三区专员公署交涉，没有解决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偷袭我驻军，劫害我工作人员，强迫解散我农会和自卫队。我们忍无可忍，被迫还击，一夜之间就把合水县城夺过来，我们派了一个营把敌人二百多人的反动武装搞掉了。西华池也被我们夺过来。三八五旅司令部所在地庆阳，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我和旅长王维舟同志认为，要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庆阳县城这个据点必须夺过来。一九四〇年初，我们就把国民党设在庆阳县的一个区公署赶跑了，挖出了二百多条枪，一万多发子弹。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把国民党的反动县长、区长“礼送”出境，实际上是把这些反动家伙驱逐出境了。记得当时国民党的合水县长很坏，我们没有杀他，也将他送走了。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我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共的嚣张气焰，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使陇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当时，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是马文瑞同志，专员是马锡五同志。我和王维舟同志都在三八五旅，王维舟同志主要负责抓统一战线工作，我负责军队的训练和生产。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 不给我们发军饷,我们就按毛主席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大凤川、豹子川一带搞大生产，做到部队粮食自给。那时弹药也很缺乏，部队练兵打靶和生产结合起来，给战士每人发三发子弹，带他们到子午岭打猎,那里有豹子、野猪、狐狸等野兽，战士们只要能打获猎物,射击就算合格。我们还组织战士到盐池淘盐、 运盐，不但自己种菜.也帮助农民种菜。除了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还剿灭了几股土匪武装。陇东边区各县社会秩序良好，群众思想觉悟很高，人民生活安定富裕，军民关系亲如一家，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城乡不见一个叫化子，真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苦难生活比较，俨然两重天地。
  一九四一年，我离开庆阳到延安学习。一九四三年回到庆阳看了一次,接着就到了晋察冀。在战争的年月里，转战于石家庄、 太原、陕西、宁夏等地，再未去过陇东。建国以来，我一直从事外事活动和在中央工作，至今仍怀念陇东老区的山水和乡亲。今天我们回顾过去的岁月，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再次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十分正确的。陇东老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不断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在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陇东老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应该学习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的传家之宝，世世代代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