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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草原猎牧人最早的住宅是窑洞。不过在这里，最早的窑洞不是人工挖的土窑洞而是天然的石岩洞。著名的石岩洞，有内蒙古大兴安岭〓仙洞鲜卑石室。另一个巨大岩洞是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哈达吐岩洞。这个岩洞洞口朝向西北，洞口宽10米，进深约25米，现高1—3米。洞内地面，现盖有1米左右的牲畜粪，文化层厚0.5—1米。文化层中含有大量碎畜骨块和鲜卑人的陶片，距今有二千年的历史。洞口前有长约百米左右的坡道，两边山石对峙，气势雄伟。在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狼山之中，有无数个岩洞，在洞口前有整修的石阶路，攀援可上，洞口有人体磨损痕迹，当年显然有人居住过。
  由人工挖掘而成的窑洞，是黄土高原地带普遍的文化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是新疆吐鲁番汉代交河故城中的窑洞。交河故城所在地，原来是两河汇流之处一块黄土高地，建城时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由于当地气候干热多风，筑城时便充分利用了那里丰厚的黄土，城内许多住宅是土挖的窑洞。窑洞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依黄土塬而建的靠山窑，又可称做崖窑、靠崖窑、坡崖式窑洞；其二是天井窑，是由平地挖下去一个方形大坑，然后再向四壁掏挖窑洞，这种窑洞又称地坑窑、地窝子、八卦窑、下沉式窑洞。交河故城内被考古学家称作官署的地方，就是一处结构典型的天井窑。与此类似的天井窑，还可见于新疆疏附县乌帕尔乡，在11世纪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麻罕穆德·喀什噶里麻扎前不远的黄土塬上，就有一处天井窑，不过开挖的时代待考，可能是麻罕穆德·喀什噶里在这里隐居做学问时的宋代掏挖的。
  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临近黄河地区的窑洞，都是依山塬而建的靠山窑，这是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宁夏南部普遍流行的样式。在内蒙古凉城岱海周围一带，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流行一种半地下覆土式窑洞。
  《易·系辞》载：“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礼运》载：“冬则窑居营窟。”可能就是指的这种居住形式。一些专家认为窑洞是一种最古老的居住形式不是没有依据的。这除了上述的事实外，内蒙古桌子山岩画中，有一幅洞窑岩画，在地平线上有一列洞窟，整齐划一地朝向一个方向。这又一次证明，我国北方草原上，曾最早的出现了窑洞，并一直流传至今。
  今天，在黄土高原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约有4 000万人至今居住着窑洞。窑洞的形式，除见于古代的靠山窑、天井窑之外，还有半敞开式窑洞，即在天井窖的一面或两面半敞开，呈两层或多层院落的窑洞。
  一座窑洞一般可使用三五十年，有些以砖、石做券的土窑使用上三五百年也是常见的。窑洞冬暖夏凉、保温隔热，夏季室内比室外低10℃左右，冬季室内比室外高15℃。窑洞的开挖，不需复杂的技术，不用建筑材料，一次挖成，永不修缮，深受当地居民欢迎。
  窑洞是我国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建筑，从遥远的远古时代的猎牧民和农人，一直延续至今，可谓源远流长。窑洞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优点，但也存在着采光、防潮、通风的困难。据报载，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组科学试验性窑洞建筑，不久前在甘肃省兰州市白塔山建成，它解决了传统窑的暗、潮、闷三大缺陷，给窑洞居住区的民众带来福音，这组窑洞采用砖、石结构，其最大的一孔面积达34平方米。
  窑洞之后，在北方草原猎牧民中一种最普遍的建筑式样是蒙古包。蒙古包即毡包，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流行的居住用的篷帐。满语称“屋”为“包”，因此把蒙古族居住的毡包也称作“蒙古包”。实际上，蒙古包并不为蒙古族所独有，至今蒙古包在我国蒙古、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游牧地区仍在应用。
  蒙古包在我国源远流长，古代称为“穹闾”、“穹庐”、“毡帐”、“旃帐”，而不叫蒙古包。近现代大兴安岭中鄂伦春、鄂温克族居住的“仙人柱”（或称“撮罗子”），实际上也是蒙古包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蒙古包的早期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狄”或“北夷”已普遍使用“蒙古包”，如《史记·天官书》记载了北方游牧民族有居住“穹闾”的习惯。《史记·匈奴列传》也记有“匈奴父子同穹庐卧”。东汉时期，乌桓与鲜卑族，也是“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①。往后，古文献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毡帐记载更多。比如《隋书·突厥传》说，突厥是“穹庐毡帐”，《太平广记》引《谈薮》说突厥“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周书·武帝阿史那皇后传》也提到在保定五年二月，“会大雷风起，飘坏其穹等，旬日不止”的情况。南北朝时的柔然，也是“随水草畜牧，以穹庐为居”②。柔然之俗，“以东为贵”，“营幕户席一皆东向”③。直到今天，蒙古族、哈萨克族、塔吉克等游牧民族，莫不以蒙古包为住所。不过古代游牧民族使用的毡包都比较简单，远不如后世毡包复杂豪华。
  人类最早的住所是天然的山间洞穴，人类走出山地来到草原平地所营造的最早住宅是一种帐篷式样的建筑。这类建筑物，在考古资料中多有出现。它的构造很简单，通常是用小树的树干或木条架成下大上尖的锥体形支架，外面覆盖兽皮或毛毡等，再用绳索勒束。这样的实例很多。1 972年甘肃嘉峪关汉魏古墓中发现有军屯画像砖，上面画有帐篷，从图上帐篷的形状看，就很像后来的蒙古包。
  岩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毡帐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在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是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上吐蕃人的帐落岩画，它是由18座帐篷组成的。村落正中是一座最大的帐篷，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大人”或部落酋长的居室，但也有可能是氏族部落集会的场所，为了显示里面有众多的人正在祈祷，仅表现了帐篷支设的框架。右边有10座帐篷，其下有一条曲线表示起伏的地面，各个帐篷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基本形式大体一致，只是左上角一座比较特殊。在排列上，或左右成列、上下成行，或错落有致，已注意到排列的整体性。在大帐篷左侧，有左右成列的两排帐篷，其后有双手合十的祈祷者。看来整个画面，是表现在村子中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宗教活动，参加者或立或坐，显示出庄严肃穆的事神活动。帐篷的构筑，先用木条搭架成框架，再覆以兽皮，然后再用绳子扎束起来。
  见于曼德拉山岩画中的帐篷式样，一直流传到今天。世代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分布于内蒙古境内的这两个少数民族，其传统住所斜仁柱（鄂伦春语，意为遮阳光的房子，汉语称作“撮罗子”）与曼德拉山岩画中的帐篷十分相似。斜仁柱的框架结构为破释古代毡帐提供了活“化石”。其结构非常简陋：以三四十根树干搭成圆锥形房架，上面覆盖桦树皮或兽皮，搬迁时容易拆卸，只须将覆盖物卸下，用一匹马驮走，因当地木材唾手可得，房架就弃置不顾了。
  除了斜仁柱，鄂伦春人还有两样原始建筑，一叫“恩克那力纠哈干”（鄂伦春语，意为产房），比斜仁柱更为矮小简陋，专供妇女分娩之用。另一叫“奥伦”，是用桦树皮做架，覆盖桦树皮，搭在距地面约2米的树上，做为贮放衣服、粮食、肉干的“高脚仓库”。这种仓库房比斜仁柱更为古老，当是巢居的遗存。斜仁柱为揭示曼德拉山帐篷村落岩画的构筑方法、内部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
  见于曼德拉山岩画中的斜仁柱式的帐篷样式，是远古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原始住所，从北欧、东北亚至北美洲都有分布，这是游猎民族一种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我国古代文献有“以桦皮盖屋”的记载，俄罗斯的埃文克猎人、加拿大与美国西部印第安人部落的原始住宅，同曼德拉山帐篷岩画极为相似。
  曼德拉山帐篷村落岩画，从帐篷式样看，虽是人类最古老的建筑形式，然而见于曼德拉山帐篷村落中的帐篷并不是万年前的作品，从村落中众多的人物装束和体形看，应是北朝至唐代吐蕃人的作品。
  在曼德拉山，除帐篷村落岩画外，更多的是单独存在的帐篷岩画，其帐篷岩画的样式与帐篷村落岩画中的帐篷很相似，估计年代比较接近。只是个别建筑物岩画时代可能更晚些。
  比曼德拉山岩画稍晚的帐篷岩画，在宁夏贺兰山有所发现。宁夏石嘴山市韭菜沟发现一村落岩画，是由七座帐篷组成的，各帐篷之间有成群的山羊，表明这些帐篷是牧民之家。这些帐篷，虽仍保持着帐篷的早期形象，但外形已开启了今日蒙古包的基本形象。在篷顶仍保留了曼德拉山帐篷岩画的尖顶，其下部明显宽大了，因此可视作由帐篷向蒙古包的过渡式样。它比曼德拉山帐篷岩画前进了一步，其内空间大了，可以容纳更多人居住，并放置火炉和器什家具。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边缘过分内收，使人站立受到限制，也无天窗之设，缺少排烟孔道。
  见于宁夏贺兰山的帐篷村落岩画，并不是孤例，类似帐篷形，在曼德拉山岩画中也发现过，可见是西夏时代普遍存在的帐篷式样。
  大约在唐宋时代或更晚些时期的突厥人、回鹘人，或其他的游牧民族，在阴山地带，他们又制作了与今日蒙古包相差不多的毡帐式样。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布尔很哈达阴山中，凿刻着一幅毡帐岩画，其形制与今日蒙古包颇为类似，但比今日的蒙古包要高大得多，顶上有个高高的天窗，一面留门，仅供出入，而没有真正的门子，周围用绳子拦扎，以使毡片固着于上。
  契丹人毡帐式样，可以从故宫博物院所藏五代胡瓌“卓歇图”上看到，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图上的毡庐与“卓歇图”上的很相近，但其取材可能是宋时女真或蒙古人的毡庐式样，因而可以说蒙古人与契丹人的毡庐是相近的。突厥人的穹庐与契丹族、蒙古族的相比，不仅毡墙高，门口也高得多。
  到了蒙古帝国时期（12世纪），随着蒙古民族的兴盛，出现了可容纳千人的巨型宫帐式蒙古包和几十头牛牵引的车上蒙古包等各式各样豪华巨大的蒙古包。现在这类蒙古包已不复存在，但在部分地区仍留有宫帐式蒙古包的痕迹，只是规模上比以前小了很多。
  蒙古包，这种北方地区最典型的民族建筑，历经风风雨雨，传承至今，它已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象征了。而在现代建筑迅速发展的今天，它又作为一种艺术的象征，不断地被吸收到新的现代建筑中去。
  蒙古包这种古老的建筑，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虽在造型功能上日臻完善，但却完整地保存了原始建筑的构造形态，这是除蒙古包以外的其他建筑所少见的。
  蒙古包的结构简单合理，它由“哈那”（一种可折叠的圆型围墙）、乌尼（连接墙顶与天窗之间的椽子）、门和“陶脑”（天窗）构成框架，其外再围上数块固定规格的羊毛毡形成。它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单，搬运轻便，易于组合，室内空间利用率高，冬暖夏凉等优点。蒙古包内的器什家具，也具有轻便实用、结实耐用、美观大方的特点。
  蒙古包的装饰是很有民族特色的，其顶毡和包内的地毡用深色鬃毛缝制出云纹、回纹等几何形图案；木制家具，如箱子、方桌、碗柜等上面，一般是在其中心画一团主体图案，四角则配以卷草等多种纹饰，有些家具上则是用浮雕、深雕、浅雕、圆雕等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各种花纹图案。东乌珠穆沁旗蒙古族的筷子袋、刀套、碗筒等，也都刺绣着绚丽多彩的各种花纹。
  蒙古包内分几个生活区。进包后，门的正面和左面是主人活动及接待客人的地方；右面是放置炊具和妇女平时活动区；包中央是放置炉灶之地。以前，许多蒙古包的西北角都供有一佛龛，其前是禁忌坐人的。
  在牧区，除了移动式蒙古包之外，还有用土木建筑而成的定居式蒙古包，它的出现使单纯的游牧有了定居倾向，即所谓半游牧状态。
  古代建筑师在创造结构时，从来就是把满足功能要求和满足审美要求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蒙古包正体现了这一点。蒙古包不仅构筑轻巧、灵便，而且还以其有限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使用功能。就以通风这一点而论，没住过蒙古包的人或许认为，它四壁合围，像一个封闭的“筒”，一定不适于炎热夏季的气候条件。其实不然，在炎热无风的夏日天气，坐在蒙古包中，只要撩起包房的毡脚，包房里便立刻会清风习习，凉爽宜人。
  蒙古包建筑的构造形式，体现了技术和艺术的高度统一。若把一顶蒙古包拆开来看，便立刻发现，它是以最简洁的手法和材料完成了一种极富于表现力的创造：那用细木杆编制的“哈那”网片，伸缩自如，简洁里包含着无穷的智慧和技巧；而“乌尼”杆和圆顶上开的天窗，则和“哈那”缀连成了一体，一起完成了整个骨架造型。骨架间的连结，是用鬃绳或皮条来承担的；而整个建筑的封闭和室内铺设，也只是使用了几块大小不等的毡片而已。用料之节省，几乎到了不可再省的地步。
  蒙古包的整个建筑格局又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牧民的生活和环境特点，它以独特的风韵达到了与环境的和谐与统一。
  倘若将历代蒙古包按时代顺序排列起来，便可从中发现蒙古包的变异历程，以及每个时期蒙古包的特点。从宏观上讲，蒙古包约可分做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蒙古包的萌芽期，或可说是孕育期。它是由几十根木杆聚在一起，外面覆盖上一张或数张兽皮，呈帐篷式（或窝棚式），是一种游动住房。前面提到的曼德拉山村落岩画中的帐篷，鄂伦春、鄂温克族的传统住房“斜仁柱”，以及印地安人的“蒂皮”均属此种样式。发明这种原始住宅的时代，上限应在蒙昧时期，与此同时，还有半地穴式的土窑，上盖帐篷一类的房子，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的房子类似。古代居民，不论中外，凡处于游猎状态时，都曾在此等帐篷式房子生活过，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凡是这种样子的住宅都可以早到那个遥远的历史时代，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见于各地的此类房子，分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见于曼德拉山的村落岩画，是北朝吐蕃人作品，而鄂伦春、鄂温克的“斜仁柱”则已是近现代的住所。
  第二阶段，是蒙古包的过渡期。其建筑特点，虽然仍大体保留着帐篷的样式，框架结构仍然是用木杆搭架而成，顶部没有天窗，但其底部大大扩大，包内的空间也宽敞得多。到了它的后期，出现了类似蒙古包“哈那”式的圆型围墙，和“乌尼”式的椽子，这就与现代蒙古包接近了，但还缺少天窗和规格的门子。大约这类房子，在我国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因为据《史记·天官书》记载，那时北方游牧民族已有居住“穹闾”的习惯，看来已不是帐篷，其顶部已呈圆形或接近圆形，否则是不会称它为“穹闾”的。
  第三阶段，是典型蒙古包的时期，大约从汉代，一直到今天。因为《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已称匈奴、鲜卑、乌桓的住所为“穹庐”，说明当时居住的蒙古包式房子，已是圆顶。如果其顶为圆形，其围墙必为“哈那”式的圆型围墙。《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从以上记载，似乎可肯定，当时匈奴住的穹庐或蒙古包，已有了东南向的木门。
  近几年来，蒙古学者达·迈达尔和拉·达力苏荣合著的《蒙古包》一书，对蒙古包的演变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归纳。
  蒙古包的演变样式，既与知识水平有关，又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水平紧密相联。如果说第一阶段的蒙古包，只需用木棍搭架上支架，外面覆盖些兽皮便可以了，那么经过第二阶段的过渡，到第三阶段的蒙古包，就一定需要大片毛毳制作的毛毡去围在围墙上，而毡子的生产，则依赖着制毡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蒙古包之后，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普通住宅是砖瓦建筑和土屋，其用料与建筑式样同汉地无殊。只是明清以来，在蒙、藏地区的喇嘛庙，广泛流行着藏式建筑。这既是传布喇嘛教的需要，又与当地建筑业水平紧密相联。
  藏式建筑物的建筑特色，可举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内蒙古五当召、西藏的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为例，予以说明。
  拉卜楞寺，坐落在甘肃省夏河县，为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名寺之一。建于清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世迁事变，有些建筑已荡然无存，有些建筑几兴几毁。现有经堂6座，大小佛殿84座，嘉木样及各大昂欠（佛府）的藏式楼房31座，大厨房6座，经轮房500余间，普通僧舍500多院，还有印经院、藏经楼、白塔、牌坊等，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寺院建筑群。
  经堂、佛殿、佛府的前面部分一般为平屋顶宫堡式建筑，殿顶女儿墙围合。主要建筑的后殿平顶之上冠以歇山式大屋顶。上覆鎏金铜瓦或琉璃瓦，或阴阳灰瓦。墙壁大都用灰色石英岩逐层交错迭砌而成。墙体高大稳重，外平内斜，收分明显。墙垣上部是绛红色“边麻”墙带。其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木枋，表面刻出黑底连续圆形饼饰，称为月亮枋或铜镜。在宽阔的边麻墙带上有时缀有铜质鎏金圆形饰物、梵文吉祥语。墙顶覆以青石板。梯形藏窗，涂黑色边框，上挑二重短椽，张挂轻薄飘动的镶边布帷，上面描画或拼贴彩色八瑞物及其他吉祥图案。
  主要建筑的平顶或歇山式金顶的正脊部分耸立起许多铜制鎏金法轮、各式金幢、刹式宝瓶，牝牡祥麟、宝塔等。
  在经堂、佛殿、佛府的前面都围护有院落。正面设精致木构平顶门斗，双扇实心板门立于木框间。院内三面廊房，中间用卵石铺设步行道。总体外观前低后高，由此及彼，连成一片。殿堂木柱为藏式朱红八棱形。上端大多刻以花瓣、宝珠、彩云、火焰等图案。其上托以座斗，座斗上横置大替木，顺替木架梁。前后排横梁间置摆水平方椽，椽上铺木板或半圆形断面木棍，皆彩绘油漆。
  殿内正上方供奉大小各类佛像。佛龛背景，雕木绘金。梁头枋额，沥粉描金。殿堂四壁式为千佛像，或为各种曼陀罗团花图案。各色经幡、帐帷、绫带从梁枋飘垂而下。① 塔尔寺是一座宏伟的大型喇嘛教寺院，它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是我国藏传佛教六大丛林之一。明洪武十年（1377年）为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信徒们在此修建了一座小塔，明万历五年（1577年）人们又在此处修建了一座佛塔，正式有了塔尔寺的名称。
  塔尔寺内共建有30多座大型殿宇、4 500多间佛堂和僧舍，占地约600亩，面积近2平方公里。整个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建造工艺高超，雕刻塑工精美，装饰布置华丽，其中尤以大金瓦殿、小金瓦殿、大经堂、九间殿、弥勒殿、花寺、大拉浪等最为恢宏壮观。
  塔尔寺依山而建，以大金瓦殿为中心，将众多的殿堂、佛邸、僧舍、宝塔等，从北到南铺陈开来。大金瓦殿坐西向东，雄踞诸寺之上，三层歇山式屋顶飞檐四起，斗拱纵横，画栋雕梁，描金绘彩，绚丽无比。第二层屋檐和第三层屋顶用鎏金铜瓦覆盖，殿脊之上饰以金轮、金幢、金鹿、喷焰宝饰等饰物，这些金饰嵌入蓝天，既丰富了天际线，又增加了艺术的氛围，使建筑物的体量更显得高大，唤起人们对佛门神秘的联想。大殿底层外用绿琉璃砖砌成，内壁和大门用很厚的木板镶就，屋檐之下巧砌鞭麻墙，中镶金刚时轮梵文咒和铜镜。
  大经堂是塔尔寺仅次于大金瓦殿的第二大建筑，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平顶式建筑，分上、下两层，经堂内有108根巨大的木柱，每根柱子都雕有精美的花纹图案，外裹彩色织毯，并缀以鲜艳夺目的刺绣飘带和璎珞。大经堂的顶部，仿照汉族的四合院而建，并有回廊相通。顶部安置有各式高大的鎏金经幢、刹式宝瓶、倒钟宝塔等，它们与金光闪烁的大金瓦殿互为衬托，相映生辉。
  小金瓦殿，又叫护法神殿，是一座幽静典雅、神奇森严的佛殿。以巨石为墙基，上半部墙面上，建筑师装饰了大面积的“鞭坚”墙饰。鞭坚是以鞭麻装饰的墙面。鞭麻是青藏高原上生长的一种灌木，镶嵌到墙面中呈暗紫色，其上又镶嵌鎏金铜镜，成为藏族建筑艺术的一大特色。这种建筑方式符合地面建筑物上轻下重的原理。既坚固又耐震，既美观又别具特色。
  九间殿位于大金殿南侧，是一座汉族宫殿式建筑，大殿前廊为藏式八楞柱，托以汉式斗拱和链珠枋、链辫枋等。整个建筑排檐出椽，结构工巧，工艺精妙。
  大拉浪，由山门、牌坊、经堂、公寓等组成。是一座雅静的四合院，院内正中是一座汉式的高大瓦房，其外形庄重朴实，内部装饰华丽考究。
  宝塔是塔尔寺建筑的主要部分，其中以大金瓦殿内的大银塔最具特色；塔座周长为5米，高11米。最早建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1642年重建，以纯银作底，镀以黄金，以各种珍宝镶嵌其上。康乾之世，曾两度用几百两黄金和数万两白银扩建大银塔，使之成为寺内最豪华的大银塔。此外，还有著名的太平塔和八宝如意塔。太平塔高13米，塔身洁白，四面各设一神龛，塑有四尊佛像，象征着四方天下四季太平。八宝如意塔每个塔高6米，塔身南面各有一佛龛，里面陈列着各种梵文经典。各个塔形，均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除上述各个主要建筑外，还有大大小小的佛殿、经院、活佛院、扎仓等。各个建筑物雕饰华美，楼阁重檐，木刻砖雕，既富佛门建筑构想，又具世俗匠心。
  西藏布达拉宫，是藏族宫堡式建筑，位于拉萨市西北玛布日山上。“布达拉”是梵语，意为“佛教圣地”。过去是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日常居住、修法和处理西藏地区政教事务之地。面南背北，依山势修建，主楼13层，高113米，东西长400余米，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全为石木结构，主要由东部白宫、中部红宫、西部扎康（僧房）组成。内有宫殿、佛堂、习经室、寝宫、灵塔殿、庭院等。宫前山脚，有宫门、角楼和宫城围成的院落。楼群重叠，殿宇高耸，气势雄伟，体现了藏式建筑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充融的风格。宫墙墙体全部用石块砌筑，底宽上窄，显得庄重。墙身涂成红、白两色，对比强烈。成排的窗洞点缀其上，构成美丽的图案。倾斜的登道栏墙打破了建筑本身的线条，丰富了群体造型。顶层鎏金装饰，金瓦覆盖高低错落的屋顶，形成建筑构图高潮。
  各殿堂内绘有题材丰富、绚丽多姿的壁画。宫内存有大量文物和艺术珍品。
  布达拉宫，既是藏式建筑的代表之一，又是藏族历史的壮丽诗篇。相传7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在此首建宫室，1 645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命其总管主持，在松赞干布宫旧址建成白宫，此后又建成红宫，1693年全宫基本建成。
  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南的尼色日山麓。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门徒根朱巴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为班禅四世以后历世班禅驻钖之地。该寺依山傍水，层楼高耸，金顶碧瓦，巍峨庄严。由班禅公署、大经堂、经学院、佛殿、灵塔殿数十处殿堂和僧房等建筑组成，周围筑有城垣，方圆约2公里。历代班禅灵塔均用银皮包裹塔身，并镶嵌各色宝石，辉煌夺目。其中四世班禅灵塔殿（觉干厦殿）最大，殿顶覆盖鎏金铜瓦，蔚然壮观。强巴佛殿是最高的佛殿，内空间高5层，约30米，其中供奉高26米多的铜质弥勒佛像，用铜23万余斤制成，是中国最大的铜质佛像。寺内收藏有许多佛像、唐卡（卷轴佛画）、刺绣及各种精美珍玩、供器、瓷器，还有明清两代皇帝颁发的大量金玉印章、封诰敕书及镌有八思巴文的元代“大司徒印”印章等。
  内蒙古五当召坐落在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中部的吉忽伦图山上，西南距包头市区约70公里。这里峰峦峻峭，松柏参差，流水潺潺，是塞外高原上的名刹，历史上曾是内蒙古西部最有影响的寺庙之一，建筑规模宏大，佛像、壁画和装饰数量众多而精美。它是由苏古沁独宫、却伊拉独宫、洞阔尔独宫、当坎希德独宫、日木伦独宫、阿会独宫6座大殿和3座活佛府、1座陵堂组成，另有僧房60余栋以及喇嘛塔寺附属建筑，全部房舍2 500余间，占地300多亩。
  五当召的全部殿宇均为典型的西藏式建筑，而每座殿宇又是独立建筑，不规则地分布于吉忽伦图山的主峰及两侧山麓，它是逐年增建的，因此它的总体布局没有中轴线的格局，也无山门、正殿、厢房的配置及围墙。但由于工匠们的高超设计，丝毫不觉得支离破碎或重复雷同之感。它以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为蓝本，殿宇错落有致而又和谐统一，形成一组鳞次栉比的藏式建筑群。
  总之，西藏、青海、内蒙古、甘肃等地的明清喇嘛教寺庙建筑，虽各有不同，但也存在着共同的建筑特色： 其一，各喇嘛寺院在群体布置和空间处理上，大都巧妙地利用了山体地形。如塔尔寺巧妙地利用了莲花山地形，整个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地分布在两边的山坡和沟壑之间，以大金瓦殿为中心，形成一片气势雄伟的藏汉式建筑群，特别独具匠心的是，建筑师喻周围的山势为八瓣莲花，以大金瓦殿屋顶和顶饰鎏金法幢等，喻为莲花的花蕊。站在塔尔山寺东山上，朝晖艳阳，金碧辉煌，这种景观特色，表现了古代建筑师在寺院建筑方面的高超技艺。拉卜楞寺在群体布置和空间处理上，也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以大经堂为中心点，其他殿宇以半月形格局，形成群星捧月之势。周围簇拥着大片低矮的僧舍，群体丰富多采，色调和谐统一。具有粗犷错综之感。
  其二，各喇嘛寺院建筑体现了藏汉结合的特点。比如塔尔寺建筑，既有藏族传统的平顶土木结构，也有汉式建筑中的梁架、斗拱、藻井、硬山、歇山顶等形式，并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体。又如拉卜楞建筑主要体现了藏族传统的碉房体系、木石结构的特点，同时也吸取了内地殿堂建筑中的梁架、斗拱、藻井、歇山顶及屋脊形式，并融会了印度、尼泊尔富有宗教特色的装饰，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藏式建筑。 其三，各地喇嘛寺院建筑，充分显示了藏、蒙、汉各族建筑师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它是藏、汉建筑结合的成功之作，在我国建筑史上熠熠生辉。
  在这个大草原的西部新疆地区，在建筑方面，由于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的不同，却呈现了另一种风采。
  新疆维吾尔建筑及其装饰艺术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浓厚地方色彩的维吾尔建筑，可分为宗教建筑和民用建筑两大部分。
  宗教建筑，是指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以后的建筑，它包括礼拜寺和陵墓（麻扎）。礼拜寺是穆斯林祈祷的场所。礼拜寺一般由大门、塔楼（也称“帮克楼”）、礼拜殿（冬、夏经堂）和阿訇居室等建筑组成。有些规模大的寺院附有经学院、讲经堂和小礼拜殿等。礼拜寺最初的式样是模自先知穆罕默德礼拜的处所。新疆地处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圣地麦加的东方，所以礼拜寺一般都坐西向东，寺拜寺正殿和壁龛必须背向麦加，以示穆斯林们祈祷时跪拜的朝向。
  麻扎有三类：一是教长、王公、贵族和名人的陵墓，建筑规模宏大；二是地主、巴依（庄园主）的陵墓，其规模较小；三是平民百姓的墓地。
  维吾尔寺院、陵墓等建筑群讲究整体布局和建筑形体美，因地而异，设计、施工富于变化，高低错落有序，相互毗连组合得当。这类建筑有拱、穹窿顶或木柱密梁平顶两种结构，但都与塔楼构成了伊斯兰教建筑的外轮廓特点。他们将大拱顶和小亭设计得非常巧妙而得体，表现出宏伟深邃与玲珑剔透的强烈对比效果，门楼与大门、塔楼与礼拜大殿、彩绘藻井与雕刻彩漆廊柱之间的关系十分协调，既庄严肃穆又金碧辉煌。
  无论是维吾尔寺院还是陵墓建筑，其外墙一般都使用有各种美丽图案的琉璃砖或刻花砖包砌。琉璃砖多以黄或绿色为主，有时也间用黄褐色；刻花砖多为土黄色，或富丽堂皇，或古朴雅致，但都给人以坚固稳重的感觉。琉璃砖或刻花砖的外墙和白色边框的拱门，颇具美感神韵。室内墙面白净，给人以纯洁感，殿堂大门均作大龛形，给人以神圣之感。米黄色或淡黄色的殿堂外墙，与之相衬托的是红褐色或彩漆柱群，令人感到明朗而宽敞。许多建筑的外顶、门、梁、柱、窗、藻井等，还兼用精致的雕刻或镂空花装饰。由于图案多式多样，构思巧妙，有的加以彩绘或油漆，既华丽又显示着木本色。
  以石膏雕花装饰墙壁，使用广泛，内容丰富，式样繁多，线条优美，穿插巧妙得体，富有乐曲般的韵律，是维吾尔建筑装饰的特色之一。
  维吾尔建筑，历史悠久，驰名中外，遍布新疆各地，尤以南疆地区为最多，同时也最典型。比如阿图什县的伊克沙克礼拜寺、莎车县的莎车大礼拜寺、皮山县的皮山大礼拜寺等。尤其是1993年笔者所考察过的喀什市的艾提尕尔大礼拜寺、阿巴克霍加麻扎（香妃墓）和疏附县的麻罕穆德·喀什噶里麻扎，更具有典型意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喀什市是维吾尔建筑典型代表地区之一。维吾尔语称“喀什”为“喀什噶尔”，是“饰雕建筑荟萃之城”的意思。喀什市是一座装饰有雕纹的琉璃砖建筑最集中的城市。另外，北疆地区的塔城县在历史上曾以清真寺院众多、寺塔林立而得名。
  民用建筑。因新疆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使各地建筑造型和装饰各有不同，都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建筑材料和技术手法。最好的民用建筑，大多数原来是属于宗教上层人士、庄园主和官僚的。喀什的住宅多是二层楼房庭院建筑，廊柱多用木雕装饰，室内各部位装饰有大量内容丰富、造型活泼、线条优美的石膏雕花图案，还有大大小小的壁龛，可供陈列或存放各种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吐鲁番地区，气候炎热，降雨量极少，加之木料缺乏，为了适应气候和建材等条件，这一地区多用土坯垒墙和筑成土拱房顶，地下室较多。造型整洁严谨又朴实无华。和田地区，冬季气候较温和，地下水位高，土地潮湿，又多是砂质土，所以一般都用木料制成框篱笆再抹上草泥而筑成墙壁，室内有各种雕梁画柱，拼花、雕花落地隔墙、围墙、天井下的围窗等都是用木料制成的，用的木料较多。伊犁地区的住宅多建在花园、果园之中或树林深处，房前有葡萄架，屋后有苹果树。其建筑装饰多采用直线为主的饰纹，也有许多花卉装饰，使人感到幽静、雅致、清新。
  从整体来看，维吾尔的庭院住宅布局自由灵活，充分利用各种高低起伏的自然地形，有造型的廊柱，精致的楼梯，各种檐饰，室内细雕精绘的藻井、壁龛、壁饰更是多种多样，而且色调淡雅。建筑周围，多植有果树、花卉，只要有条件都有水渠，使潺潺的流水穿院而过，自然环境宁静舒适。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只要那里有住宅建筑，房屋上就会装饰以花纹图案，这是维吾尔建筑的最大特点。①

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②《梁书·西北诸戎传·芮芮传》。 ③《北史·后妃列传上·文帝悼皇后传》。 ①王一清：《拉卜楞寺的建筑特色》，《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7日。 ①刘定陵编绘：《维吾尔建筑艺术图案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