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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人的起源应该说带有宗教崇拜色彩，是草原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也就是说是种种的社会因素，促使形成了草原居民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草原居民艺术创作中光辉的一页。
  对于亚欧草原石人的研究，人们总是倾向于其类型及演化过程的探讨，主要是考虑石人年代和族属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目前还不能够彻底解决，由于许多石人墓都没有发掘，部分石人脱离了遗迹关系，或遭到严重的破坏，摆在人们面前的石人总是表现出类型的多样，时间的不连续，对通过实物直接进行由量变到质变的探讨，还存在一些困难。即使是石人族属问题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诸如斯基泰石人与萨尔马特人之间的关系，突厥石人、铁勒石人、回鹘石人、黠戛斯石入之间的关系等，以及与其他草原民族的关系问题等，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石人手中执持的器物和佩挂的佩饰等的演化研究也存在困难，虽然这些东西在石人组别中常常能够表现出一些差异，但是，任何一种东西都不是贯串于石人文化的整个历史之中。
  另外，石人整体的演化研究虽然也能勾勒出石人发展的总趋势，然而也并不能完全最后解决石人的起源问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石人资料很难达到非常细致化的程度，以致让人排列出系统的演化过程，而追溯到它的起源。石人的起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会存在形式上的很大变化。
  讨论石人的起源问题，首先考虑到的是它最基本的核心问题是“人”，或许不必追究它的性别，也不必很看重它的服饰，仅以“ 人”为线索追溯其起源，可以避开许多繁杂难以理清的头绪。前苏联学者通过长时间的研究，现在逐渐认识到斯基泰石人的原始型应该从基米里石碑（即鹿石）中去找。的确，鹿石与石人之间在表现形式上差别很大，仅从表面雕刻的图案很难看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然而，有一点人们对它的认识趋向一致，基米里石碑是拟人形的，它表现出了拟入的颈项、腰饰等，已经具备了人形最基本的条件，并且能够划分出三个部分，即人体的头、上身和下肢。目前，将基米里刻石和早期南俄石人都划入了斯基泰文化之中，同为一个民族或部族的文化现象，而基米里刻石产生的时间可能要早于武士性石人。很显然，追溯石人的起源，必然要追溯到基米里石人。它是从一种隐形的人向写实的人发展变化的起点，最后原形完全消失，而变化成了“人”。
  亚洲草原石人的研究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年代，如果年代不清，或者说认识上有偏差，那么，其族属及社会性质等问题都会发生一些矛盾。由于年代问题的逐渐解决，石人的起源问题随之提了出来。因为石人主要指的是墓地石人，自然要和墓地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遗存相联系。草原墓地上吋常能看到一种立石，上面没有任何雕刻，有的也是单独立于墓葬地表的遗存，这和石人所立的位置相似，人们自然地推测石人是由立石发展而来的，石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立石这一习俗上来。然而，问题是墓地立石的时间并没有充足的例证来证明它要比石人出现的早，立石或许仅可以看作是墓葬地表的一种标志，它与石人的关系，还需新的资料来补充说明。
  亚洲草原墓地遗迹中，也发现有鹿石，其年代明显地要比某些石人年代为早，这从新疆富蕴县乌恰沟石人、昭苏5号石人（均为乔夏类型）利用鹿石来改制石人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由于鹿石是改制成石人的，所以，这种打破关系反映出它们在文化渊源上， 似乎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然而，这两通鹿石皆属于青铜时代，而改制为石人则是公元6—8世纪的遗物，两者时间相隔太久， 它们之间的打破关系就很难说的清楚，为此我们不排除乔夏类型的武士型石人其早期与鹿石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可能。
  另外，鹿石具有拟人形，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它是以图案的布局和内容来体现人形的。有意思的是人们最初认识鹿石具有人形 ，是通过武士型石人来认识的。鹿石的雕刻不仅暗示了人的头、颈项、腰等，更重要的是雕刻了剑、弓、斧钺和盾之类的兵器， 俨然是一尊隐形的将士。蒙古的一些鹿石雕刻了人面五官，更加明显地表露出鹿石具有人的含义。鹿石和乔夏类型石人都能反映草原居民尚武的习俗，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这两种文化是存在共同性及继承性的。鹿石和乔夏类型石人还存在一些共性，它们的雕刻注重人形的整体，而且重点在腰部以上部分，以下部分则不作雕刻。
  当然，从鹿石到乔夏类型石人未必有着非常直接的渊源和演化过程，然而文化连续发展的现象是存在的。同时，南俄草原鹿石和石人的关系也暗示了文化连续的内在渊源关系。这种连续关系还反映在宗教上的统一。文化上的连续性是错综复杂的，一种看似统一的东西，其脉络未必能够全部沟通。鹿石与石人在“人”的问题上是统一的，鹿石与乔夏类型石人进一步在表现武士型“人 ”这一方面也达到了沟通，形成了文化上的连续性。然而，鹿石并没有与非武士型石人形成进一步的沟通，它们之间还存在不完全连续性。
  南西伯利亚乌斯奇比尔石人、上彼德仁石人、卡夫卡兹石人，它们在刻石上部雕刻了动物头像，中部是似戴有假面具的人面刻像 。塔兹明石人则仅表现了戴有假面具的人面刻像，上多里根玛亚克石人头顶的装饰是辐射状的线条，科尔琴石人则雕刻出了双手及两个乳房，看来它们拟人形的特点，亦有迹象可寻。如果说鹿石到乔夏类型石人具有男性尚武习俗文化的连续发展，那么塔兹明类型石人则是从图腾崇拜形式转向祖先崇拜及神话人物的崇拜。
  石人性别上有男性，也有女性，性别的表现时而显著，时而隐伏，然而连续性是存在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和动物的结合体向人方面演化，总的趋势是由拟人形向写实石人方向发展。总而言之，青铜时代石人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武士的迹象，雕刻上仅以人面及头部为主。
  从新疆发现的青铜时代石人来看，其演化也能构成一定的趋势，萨木特石人表现的是圆形脸型，圆型的眼睛，带有一定的程式化 ，如果说表现的是具体的人，还不如说是表现具有人形面貌的神。喀依纳尔石人也一样，具有较强的程式化。随之而出现的是个性化特点，也包括了性别特点的表现。这就是说，石人的起源是随着两条主线条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一条是由鹿石发展而来，出现了武士型石人；另一条是由塔兹明石人、萨木特石人和喀依纳尔石人为主的发展路线，主要是头面型雕刻石人，由图腾崇拜发展而成。
  当然，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而是在同一个地域内相互影响又相互排斥的情况下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且相应地又出现了一些中间类型。除此之外，亚欧草原石人还有一些特点，这就是石人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突出地表现性别特征，或者说并不明显。作为青铜时代南西伯利亚塔兹明类型石人就没有明显地在每一尊石人上表现出性别特征，以致引起人们对石人男、女性别上的争议。当然个别石人也雕刻出了女性特征的双乳，然而也并不能以此来推断其他石人就是女性或男性。南俄草原青铜时代的一些石人也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性别特征（主要指乳房、生殖器等），有的刻石也仅仅能看出来是拟人形而已。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兹瓦诺夫克村发现的石人，为两性石人，雕刻了女性特征的双乳，同时也雕刻了男性特征的髭，并被认为是祖先一始祖崇拜的产物。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南西伯利亚石人中也有发现。
  从现知的情况看，亚欧草原石人虽然也存在男性石人和女性石人在数量上的差别，但是它们共存的情况也很明显。随葬石人中古墓沟石人是女性，米努辛斯克盆地贝依石人和塔什提布是女性。
  整个铁器时代都流行着墓地立男、女石人，而且并没有表现出尊、卑的关系，或独立树于墓地，或成组布于墓地，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了 13世纪，在钦察石人中显得尤为突出。
  亚欧草原石人所构成的这些特点，应该与草原居民数千年以来，一直流行的宗教观有关系，形成这一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是萨满意识。萨满教把世界分成了天地人神等层次，有特殊才能的男女能够通天地，而且是在氏族内部挑选代理人，作为萨满的化身。 从文献资料来考察，北方草原民族大都信仰的是萨满教，史载:高车人“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 回竖之，以乳酪灌焉”⑥。这里所说的高车人对夏季草原上空的雷震诅咒仪式，是萨满教的一种活动，其中的萨满是女性。高车人一般用的是匈奴萨满的方法，匈奴人视巫言如神讬，匈奴的神包括了天地日月星辰诸神和自己的祖先。突厥人也是信奉萨满教 ，祭拜天日，崇拜乌买尔女神，并且崇拜火、祖先精灵与祖窟。黠戛斯人呼巫为“甘”。回鹘人最初也是信奉萨满教的，后来虽有改变，但萨满意识仍保留了很长时间。斯基泰人的宗教也是萨满教，他们比较统行占卜术，“萨满式的占卜者，在斯基泰地方也所在多有。他们把大捆的柳枝分摊在地上，各选一根弄乱，施行巫术。然后一面解释着占卜的结果，一面又把柳条各自捆好” 。有的人根据其宗教习惯，认为斯基泰人与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民族血缘相近。
  亚欧草原居民的萨满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迄今还不清楚，但有人推测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兹明类型石人中，恰尔科夫石人和米努辛斯克1号石人的头顶部位上雕刻或曲或呈节状的纹饰，可能是蛇纹。这一纹饰位于石人的两耳中间，好似《山海经》里面巫师具有的“珥两青蛇”的形象。可能萨满从一开始就并不完全是以人的真实面貌出现，他们创造的神自然与其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拟人是其一种重要的方式。麦克唐奈研究印度文化史时谈到:“诸神并不是最初被认为是不灭的 ，他们的物质方面是具有人形，因为脸、臂、手指及其他人的形体都给他们了。但是他们的身体只是影子而已。例如风神伐育被这样的叙述着:'其声可闻，而其形永不能见。'所以我们很容易了解《梨俱吠陀》中何以没有神的偶像的叙述，也很少提及供奉偶像的庙宇。在纪元前三、二世纪以前的经典文学中并没有提及偶像一词；但自纪元前二世纪以来，神的形状开始在佛教的雕刻中出现。”㉝由此来看，印度文化的神崇拜也走过了这样的一个途径，当然发展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中也发现具有萨满意识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半坡的人面鱼纹，还是半山彩陶盆中的X光人像，都能找到萨满意识的痕迹。同时，还有甘肃东乡出土的人头形陶器盖上的塑像、青海柳湾出土的人头像彩陶壶上的塑像，以及民和县出土的彩陶罐肩部捏塑的人头像都表现岀了纹面的特点。它们有的是在人两眼的上下绘有线纹，有的在嘴的周围绘放射状线纹，这些，自然反映的是氏族部落举行重大宗教祭祀活动时的一种装饰。
  商周时期的遗迹中也发现了一些人像的雕塑，其中李家崖文化的一处建筑中前部的一个椭圆形坑内发现砂质石雕刻的骷髅人像， 牙床龇裂，颈项饰以圆圈，项下脊椎骨直通肛门，左右肋骨均后绕于石板背面。这种骷髅人像被称作是萨满教骨骼艺术，产生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在旧石器时代的岩画或其他雕刻中也能见到动物的骨骼式艺术形象的作品，它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在中世纪的艺术品中也能见到。虽然同是萨满宗教观，然而其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趋势是有差异的。
  在亚欧草原的萨满意识中，以雕刻动物作为通天的工具是很明显的，鹿石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有的鹿石非常高大，高达3米许，作为通天的柱子，刻石体的面上雕刻了动物，有鹿、牛、驴、马、猪等，这是萨满通天地的助手。这一文化传统在八世纪的石人文化中，仍然能够见到。蒙古阙特勤雕像的冠上就雕刻了展翅欲飞的鸟，另外，中亚地区的翁古尔果石人、科罗马姆德石人 、楚河谷地石人中也都发现了手上托鸟的石人，都具有萨满通天地的助手意义。
  萨满教虽然是流行范围很广的宗教，然而表现在物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地域间，或居民间的区别。鹿石是亚洲北方草原典型的代表性文物，其他地区发现的仅仅是其外延。这种拟人形武士形象对后来的武士型石人应该构成了影响，它们同时也是在萨满教外衣下的文化演变。塔兹明类型石人，既有萨满的伪装效果，又说明了人形的存在，对后来石人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出现了具有肖像化的石人。所以，亚欧草原石人的产生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因素，并且表现出了相对连续性的发展过程。
  亚欧草原居民以石为原料雕刻石人或者鹿石都是对山的崇拜，具有世界山的概念。他们往往把山看得很神秘，与祖窟、神山相联系，而且民族或部族之间崇拜的山也不一样，突厥“可汗恒处於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每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 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黠戛斯先人“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对山崇拜与居民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所谓的窟有的可能仅仅是石棚，在新疆的阿尔泰山地就发现过一些石棚，或山洞，里面绘有彩色岩画 ，似曾有人住过。
  另外，石质品也是居民生活中很重要的用具，发现的有石锅、石罐、石碗等，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品。所以，石人的雕刻，是寄予石山为他们创造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从而产生对山的崇拜意义。
  目前，研究亚欧草原石人的起源，无疑应与草原居民的宇宙观联系起来追溯其根源。墓地石人树立于草原，首先它具有“地柱” 的形式，这种柱子可以沟通天地，而且是水平分层形式，可以构成垂直与水平的世界井然有序的宇宙观。这些都源自草原居民对宇宙的认识，它的概念与世界树是一样的，表现于世界的许多民族或部族的神话中。突厥人的宇宙观是世界分上、下、人三部分 ，上部17层，构成昊天，为光明之国；下部是7层或是9层构成下层，黑暗之地，两者之间为人类生存的地面。吉木萨尔鹿石的顶部雕刻了星空，其上部表现的是天，并且也表现了三分形式，应是一种宇宙观的体现。如果将墓地、石人与居民的宇宙观联系起来，石人下面是墓葬，墓葬代表的是黑暗，石人上部就是天空，也就是光明世界；石人则代表着本身。墓葬建于地下，象征土地是万物生长的根基，石人表现的是开始出土。
  这样一来，墓地石人的起源，从地点上可以追溯为亚洲北部，它是草原居民宇宙观的产物及发展，是萨满巫师通天地的一种形式 ，而且在其发展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亚欧草原墓地石人的出现是宗教产物，它的消亡也与居民宗教意识的改变有关系，使得辉煌的草原石人文化消声匿迹了。然而作为这一文化的宗教性痕迹至今仍然保存在曾经建造过墓地石人的民族生活之中。
  通过亚欧草原石人的介绍，新疆石人的初步分类，及其年代研究，使我们对草原石人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石人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草原居民的萨满宇宙观，以及对祖先崇拜思想的根源。同时，草原居民存在灵魂不灭的意识，石人不仅可以保护灵魂，也可以保护活人的生活、生产及其他各个方面。因而，当人们遇到挫折、失利时，也就表明石人没有尽职保护，就成了诅咒的对象。石人雕刻上也存在造型的演化过程，从最初的拟人形立石，向现实的人形发展，然而其辐射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女性石人所表现的不仅是祖先崇拜，同时也是对女神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作为石人，目前还不能以某一部族或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对各个时期的石人可以进行考古学的类型分析，也可以与历史上的一些部族或民族的文化联系起来，但是，并不等于这些民族或部族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一文化现象，而后成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因为墓地石人是埋葬形式上对石人而言的一个总概念。亚欧草原历史民族或部族众多，他们的祖源与历史民族或部族的关系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历史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部族或民族间时离时合，很难形成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总结。所以，对石人问题还需客观地认识，继续研究。
  亚欧草原石人研究是一个繁重复杂的工作，我们希望在我国，特别是新疆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关心，不断地深化对它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