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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放大西北战争中青海马步芳势力（下简称青马）崩溃的经过和酒泉解放前后国民党军内部的活动，除后者有关陶峙岳、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第八补给区司令）之间“暗通声气”的个中情节，我不尽悉外，其他如彭、曾在兰州尤其是在河西的和平计划及其活动、我曾有所闻。兹就所知略述如下：一、青马崩溃掠影一九四九年全国各地的国民党主力军相继瓦解，蒋介石企图在大陆作最后挣扎，阴谋在仅有的残余部队中，恢复黄埔同学会，于七月间派贺衷寒、顾希平在兰州借献旗慰劳为名，企图组织黄埔同学会非常委员会。贺、顾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召集师、团长以上干部到兰开会，会上强调：“苏联和美国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前要务，在于团结，在于坚守。拖延时间，就是出路；赢得时间，就是胜利”。而当时拥兵各十余万的青、宁（宁夏）二马，特别是马步芳父子，在解放军尚未越过六盘山以前，夜郎自大，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继援（马步芳之子）口口声声要与彭德怀（一野司令员）较量一下。自以为西北的天下，如铁打江山，不但没有感到他们已势如垒卵，而且一心想乘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当一野大军克西安、下咸阳之时，二马纠合，倾巢东犯，企图恢复西安，据为己有。迄至攻打咸阳碰壁，胡宗南主力在渭水河谷被歼，青马骑十四旅在陇县固关覆灭后，始大为震惊。乃不得不向西龟缩，固守老巢。所以此时蒋介石的阴谋，贺、顾的言行，在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起了很大作用，成为此后所谓战略上的主导思想。
  同年七月，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马继援部驻地静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一致认为：“首先从战略上看，自淮海失败，西安相继不守，解放军声势大振，敌我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目前局势，只宜本照中央指示，固守原防，保存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相机转守为攻。其次，就西北地理条件而论，甘、宁、青偏处西北一隅，地瘠民贫，兰州以东，山峦重叠，到处可以择险扼守；河西走廊，非军事必争之地；嘉峪关外，戈壁千里，实不利客军深入，有利我军固守。综上所述，有足够条件赢得时间上的胜利。再次，以当前的敌情分析，四川本天府之国，出产丰饶，曾作抗战基地，现在中央部队，正在相继转进中，解放军是不会容许中央军立足的，所以二野不分日夜，跟踪穷追。一野也必定迅速南下合围，以图消灭我之主力。这是战略上的至当行动，解放军决不致违背这个原则。”据此，他们判断解放军对甘、青地区暂时只会派少数部队，在陇东南地区择险扼守，对二马保持接触，集中主力，消灭胡宗南残部之后，大举入川，以企早日合围。
  蒋、马集团在静宁会议上根据以上情况判断，制订了三个作战方案，方案原文已记忆不全，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一二○军军长周嘉彬，一七三师师长李焕南，二四六师师长刘漫天。九一军军长黄祖勋，二四○师师长沈芝生，一九一师师长廖凤运。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二四四师师长陈焯，二四七师师长蒋汉城）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靖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进。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解放军深入，解放军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要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灭解放军。
  第三案：如果解放军冒险西进，对我不利时，我军为诱解放军深入，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既设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配合友军，围歼解放军，确保兰州。
  事出意外，解放大区在扶眉大捷后，马不停蹄大举西进。对胡宗南残部，暂时仅以十八兵团之一部保持接触，监视、掩护一野主力第一、二兵团向西猛进，直捣二马老巢。把蒋、马的三方案打得稀烂。蒋、马部队望风披靡，特别是陇南兵团一枪未放，即狼狈西逃。
  当一野大军越六盘山西进，蒋、马全线向兰州、宁夏撤退的时候，马步芳等幻想实行他们所谓配合友军，前后夹击，歼解放军于兰州城下的第三方案。马步芳曾经几次要求蒋介石令胡宗南由秦岭出兵，马鸿逵、马鸿宾由宁夏南下，分进合击。
  但是，此时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鉴于胡宗南、马步芳和二马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因此又别具心思。“中央派”密议决定：宁马对青马继张治中入主兰州，心怀不满。宁马虽分得甘肃省主席一职，但受青马束缚，不能为所欲为，认为兰州是青马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不甚关心，以为只要保得住宁夏老巢就够了。二马倾轧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临难相顾；胡宗南龟缩汉中，自顾不暇，乘解放军西去，正好扼守秦岭，苟安整补，冀图坐收渔人之利。况胡宗南自关中失败后，对青马有“见死不救”的切齿之恨，按兵不动，乃意中事；而陇南兵团虚有“中央军”之表，其实毫无战斗力；马继援的陇东兵团，战斗力虽较强，究竟众寡悬殊，难以应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兰州决不可守。
  “中央派”虽然明于知己，却昧于知彼。对解放军尔后的行动估计，至此时还是坚持静宁会议上的观点。又作出了自认为正确的判断：他们又预料解放军打下兰州后，必将转锋南下，进取四川，决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至急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于是他们又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守为攻。
  “中央派”根据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对准备作为根据地的河西，又不能不深思熟虑了。他们明白马步芳之兄马步青曾割据河西多年，在当地回族中潜势力相当大，且邻近青海，素为青马所垂涎，而驻新疆的骑五军马呈祥部又为其嫡系，一旦青、新二马连接，不仅河西，即新疆亦将受其威胁。且如与“中央”空运断绝，“中央派”被青马认为再无利用价值的时候，则有被吞噬、抛弃的可能，所以决不能让马继援窜据河西。于是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一贯作风，以陇东兵团独立担当兰州保卫战，陇南兵团为总预备队。这个计划，他们认为战胜了，还可望合作；战败了，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保存无损。
  “中央派”暗中排斥马家军的原因和密计既如上述，而蓄意保存陇南兵团的目的，“中央派”内部又有主和主战两个小集团各自不同的图谋。陶峙岳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解放前夕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之后，留有部分亲信如曾震五、彭铭鼎等在甘肃方面继续工作。这一陶系主和派虽早有意脱离蒋帮另创局面，但因本身没有力量，且距离解放军太远，不易配合，所以未敢冒然行事。最先提出的发动和平主张的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当时的所谓和平，不是无条件归向人民，而是附有条件的靠拢共产党。据彭铭鼎告诉我：“要保住河西，必须要有陇南兵团这一‘中央系统’的可靠力量，马家军是靠不住的。再者，在万不得已时，应作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准备，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作资本，只能订城下之盟，决无讨价还价之余地。积蓄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暗棋。”彭当时所谓的暗棋，是对“中央派”内部的主战派而言。以桂系刘任为首的主战派，根本不赞同起义。故此主和派的人们也就有意避刘密谋活动了。主战派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和平解放的策划，但是当时对共同设计摆脱青马据有河西走廊的行动，虽暗中有和与战之分歧，究竟还没有形成公开的分裂，表面上仍然是合作无间的。因此，在共同追逐的目标下就计议到属于“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了。
  要掌握陇南兵团这份残破的家底，也不是容易的事，内情非常复杂。一一九军王治岐原已配属五兵团指挥，扶眉战役后，王别有用心，龟缩武都，坐观成败去了。一二○军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易于争取，可是此刻他的部队正逗留陇西途中，摇摆不定，曾有要把该部拖到汉中去依靠胡宗南的情报。刘任派上官业佑（长官公署政工处长）前往劝说外，并在兰州挟制周嘉彬的爱人打电话给周，几番周折，总算是把一二○军拖过来了。九一军黄祖勋是蒋、胡嫡系，不听调遣，最难驾驭。为了确实控制该部，最理想的办法是曾震五取而代之。该军由秦安撤退时，黄祖勋已与沈芝生等商量向胡宗南那边拖，后因廖凤运师不战而溃，且受一二○军的监视，又怕王治岐在武都截阻，乃不得已随同青马西窜。
  关于撤换黄祖勋的计谋，“中央派”又怕青马乘机争夺人事权，坐收渔人之利，乃密议走马继援的路子，撺掇马继援，引诱入套。因为此时马步芳早已溜回青海，马继援成了马家军的首领。凡军政事宜，均须马继援点头。而要做诱使马继援就范入套的工作，就只有让平日善于逢迎马继援，深知其性的彭铭鼎去做了。于是彭以谋士姿态向马继援献策道：“共产党虽是一时得逞，即将逼近兰州，可是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蹑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解放军会遭到四路围攻的毁灭性打击。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最好陇东兵团以一部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守城，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可以把该团作为总预备队，令在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之侧背。但是陇南兵团内部人事必须调整。九一军黄祖勋是胡宗南的嫡系，不可能忠于马长官的事业，早有南去依附胡宗南的传闻，又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若不先发制人，及早处理，恐贻后患。为了确实控制这个部队，为马长官效力，似应赶快撤掉黄祖勋的军长职务，另派忠于马长官的人接替。其次，兰州保卫战未开始前，所有军需物资和机关干、属，必须先行后撤。为有利陇东兵团尔后行动，公署干、属这个大包袱应该卸在河西，不准进入青海，但八补给区所有军需物资又必须运存青海。八补给区家当不小，为顺利地实现这个转运计划，马长官应派亲信接掌八补给区司令职务。至于原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可令接替九一军军长，他一定能感恩图报，为长官效力尽忠。”这些悦耳之言，使马继援闻之喜形于色。经与驻在西宁的马步芳商量，同意照办。除因战局变化太快，没来得及撤换黄祖勋外，其余的计划都是实行了的。
  马向以凶残狡诈著称，并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受愚上钩呢？此中又有马的心计在焉。当时陇南兵团不能参加兰州保卫战，而调到一条山当总预备队，不明了内情的“高干”们是有异议的。九一军黄祖勋对他的师长们是这样解释的：．“马步芳自接任长官后狂妄已极，他自己认为‘西北是我的’，一切应以我为主，以我军守我土，心安理得。马步芳歧视我们‘中央军’，怕我们不为他卖死力，轻易放弃兰州，拆他的后台。要想保存兰州这块地盘，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部队可靠。其次，青海是他的老巢，军用物资大量运向青海，如果兰州保不住，他向青海一缩，又可以去当他的西宁王。再次，马继援这小子，骄傲得很，他一向看不起解放军，常常吹嘘解放军是他手下的败兵，正大作‘诱敌深入’围歼解放军的好梦。又把我们看成‘豆腐队伍’怕作战不利，影响他的士气。”蒋军当时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彭铭鼎的游说，打中要害，一拍即合。
  陇东兵团照彭铭鼎的策划，跟解放军在兰州作了孤注一掷的死拚，战斗相当激烈，解放军第四军损失相当大。当一野负责人和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亲临前线，在阵地前开会，研究出马军战斗特点之后，改用新的战法，在狗娃山主阵地前分批分次不断用小部队诱敌出击，然后调集各军师的所有大炮和轻重机枪，集中向持有冲锋枪、手枪、马刀三件武器的马军反冲锋突击队轰击。青马的看家的本领和战法，被解放军识破后，全线动摇，准备撤退。而撤退的计划，又为解放军所掌握，故此解放军第三军直扑黄河铁桥，切断了马军的退路。在西北横行数十年的马家部队，至此基本上被解放军消灭了。
  马继援在兰州失败后，已意识到上了“中央派”的当了，切齿痛恨，为了自身逃命，亦莫可如何。解放后据马振武（青马部师长）对我说：“要不是战事变得太快，长官公署的那伙人，我们要把他们宰光泄愤。”这话是可信的。当时蒋、马两个指挥所同设在兰州河北庙滩子，相距不到一、二里。在激烈战斗中，刘任的指挥权不独无形取消，就连马军溃败情况也是一无所知了。最后从侧面发现马军被解放军消灭殆尽，马继援逃走了，才仓卒带了西北长官公署的指挥所这个空架子，狠狈西窜。
  马继援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至死犹不知悔改。在他临脱逃去青海坐飞机赴台湾之前，还阴谋将枪械散布民间造成混乱。他路经永登时，在城郊集合残部，宣布解散，并指使所部官兵，各人携带枪械弹药回家去打游击。酒泉地区和平解放纪实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马军势力全部就歼，解放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马不停蹄地向河西走廊挺进。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央派蓄意保存下来的陇南兵团追得零零落落，溃不成军；把一派中的主和人士和顽固分子也分化开来。
  主战的刘任等原先计划据有河西走廊，以图苟延残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垂死挣扎的幻梦，在几路解放大军日夜兼程，席卷河西之下，在起义呼声之中，他们的好梦至此完全破灭了，刘等逃到武威后，见大势已去，乃如丧家之犬一样向酒泉急逃。为着抢先乘坐飞机，刘任在途中几乎被汽车碰死，黄祖勋横卧飞机脚架下，争夺结果除黄祖勋没有乘上飞机（黄后来和一九一师副师长郭某等由西藏逃云南，在丽江被俘）外，刘任、上官业佑、周嘉彬、胡兢先（骑兵学校校长）等人，先后乘飞机逃往香港、台湾。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月翔在西逃途中，风闻起义消息，马上打电报向顾祝同转胡宗南告密。胡致电陶峙岳：“据彭月翔电顾总长说，你将率部投降‘共军’，果是事实，殊属无耻已极。”在这种形势下，主战派既失去的可战之地，又溃散了赖以反动之兵，悔改无心，只得销声匿迹作鸟兽散了。
  陶系主和派，此时在解放大军挺进河西走廊的冲击下，原先预计据有河西走廊，慢慢跟共产党在和谈中讨价还价，达到新疆独立自给自足的好梦，也被冲得粉碎。尤其眼见准备跟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陇南兵团的“将领”们各怀鬼胎，各作打算，这使主和派大伤脑筋。例如，黄祖勋、沈芝生、郑壮怀（九一军参谋长）及一九一师副师长郭某在古浪大靖（或永昌）密商：黄、郭主张经青海越西藏向云南鹤庆、丽江方向逃窜，以图窃据滇西，作垂死挣扎；沈芝生这时已与驻新疆的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取得联系，罗电沈，要他们到新疆焉耆会合钟祖萨协同割据南疆，在万不得已时，假道印度逃往台湾，因此沈又主张到南疆去。又宋耀华（一二○军参谋长）主战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彭铭鼎一向认为可以一同起义的周嘉彬、刘漫天这时也同床异梦了。周计议逃跑，刘企图西窜南疆。再一个最主要的情况变化是九一军和二四六师两个骑兵团在大靖附近向解放军投降的消息传来，使人更加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情况急转直下，不能不使陶系主和派考虑到一旦残兵瓦解，不但没资本同共产党讨价还价，连接受和平条款，攫取起义称号亦将不可能。特别是地方靡烂，责任不小，而新疆方面，内部情形复杂，斗争激烈，陶峙岳至今犹迟迟未下决心。为了明了究竟，几经密商，乃决定托言以调整补给，促使新疆部队早日内调增援为名，派曾震五赴新疆与陶峙岳面谈o 曾震五于九月十七日由武威连夜动身，十八日上午到我处，再次和我商定有关起义事项。曾对我说：“大势已去，仗实在再没打头了，也不能再拖延时日了。‘天津榜样’是死路，走不得。只有以‘北平方式’、‘绥远办法’赶快跟共产党直接谈判，新疆宣布脱离国民党独立。今后凡新疆军政机关部队的供给，一律自给自足，经费不要共产党管。但本身的经费必需初步筹足，等蒋介石的那一百万元银元，等了这么久，以致迟迟未能发动和谈。现在在甘肃的部队大部溃散，除新疆还保有力量外，甘肃方面，周、黄两军已七零八落，只剩下玉门油矿那一点点政治资本了。目下在甘肃的部队，只有你部和毛希舆（新疆警备团团长）这两个还没有参战的完整的战斗兵团了。而你这个团的主要任务，又是保卫玉门油矿。玉门油矿是我们跟共产党交换条件之一，你要用一切力量，重新严密组织部队，团结官兵，负起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的责任，维持关外秩序。”曾和我重新约定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后，离玉门赴新。我在曾的示意下，为了巩固部队，团结官兵，执行和平解放任务，即于解放前夕，在陆军独立骆驼兵团内部发起成立“新生会”，该会于解放后第三天随即正式宣布撤销。
  曾震五赶到乌鲁木齐后，陶峙岳已战胜了主战派，陶乃派曾连夜持函赶赴兰州见一野负责人。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曾震五行经高台时，向扼守高台阵地的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晓以大义，说明起义意图，并出示张治中先生的电报和陶峙岳先生的亲笔信后，沈表示拥护起义，并派该师刘参谋护送曾前往。
  曾到达张掖和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见面后，王将军于当晚派参议刘振世（原刘戡参谋长）随同二四六师刘参谋由张掖到高台，沈芝生当即打电话通知彭铭鼎，彭当夜由酒泉赶到高台和刘振世见面。双方在研究驻地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彭提出：请解放军在高台以东停止西进，酒泉以西由国民党残部驻扎，尔后行动，等候曾震五在兰州的谈判结果，刘振世不同意这个意见，当即向彭铭鼎、沈芝生面嘱：“二四六师仍驻高台不动，其余国民党残部，统统暂驻酒泉附近，不得继续西窜，俟解放军到达酒泉后，听候改编。”刘同时提出：“即日，从国民党部队中先抽调汽车一百至二百辆，开往张掖迎接一兵团来酒泉……。” 刘振世于当晚回转张掖，彭随即要沈芝生率该部及其他残部连夜车运酒泉。
  九月二十二日晚间，彭铭鼎在酒泉卫生街曾震五家召集沈芝生、郑壮怀和陈、余两副师长等人会商部队行动问题。彭提出：“曾震五去兰州未回，和谈结果尚未分晓。长官部、河西总部、九一军和一二○军各机关部队，有继续向哈密撤退的必要，各部马上车运哈密待命。酒泉一带防务由沈师长率领该师在酒泉接替并占领阵地，掩护主力西撤。驻玉门的骆驼兵团和驻安西的新疆警备团配属沈师长指挥……。”沈芝生当即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已决定用和谈办法解决内战问题，曾震五已代表我们去兰州接头，解放军的代表又已经与我们在高台见面了。我们接受和平条款的问题，完全肯定，为什么一下子又要变卦——还有什么必要再把部队西撤哈密呢？不行！我不能再跟你们当替死鬼，要投降，都在酒泉投降，谁也不许走，哪个走我就杀哪个的脑壳，我要把酒泉城门关起来杀，乱杀一气，同归于尽。”郑壮怀等也不同意再西撤哈密的办法，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当场大吵大闹起来。
  这时国民党军中的情况是非带混乱复杂的。主战的头目们虽然跑了，留下的残余如宋耀华等的气焰仍很嚣张。刘漫天拒绝起义，企图把部队拖到南疆去作垂死挣扎。刘逃经玉门时，被我部堵截下来。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准备通电起义时，彭铭鼎打电话要我劝导刘在通电上签字，刘不同意，想继续西逃。我对刘说：“你已经不可能离开玉门了。你的部队我已代为暂时收容。”他指了指站在旁边的刘部团长郑广?说：“你问问他，是真的吗？”刘转问郑时，郑答：“已搞到如此地步，再没什么搞头了。我团剩下了几个兵，想交贺团长收容。”郑话没落音，刘从床沿上跳了下来，两手一摊，凶暴的目光死盯在郑的脸上：“你，你是北方人，你对得起刘任吗？——完蛋！被你们湖南人出卖了，特别是彭铭鼎。”他的目光又向我一扫：“你们还要逼我领衔投降吗？好！荣华富贵是你们湖南人的，蒋总统将来回来，杀头是我们的份……。”我答：“谁要你领衔，投不投在你，够资格领衔的只有陶峙岳。”经过几番周折，刘总算口头答应在起义通电上具名。我当将刘漫天虽口头具名，但不稳定的情况打电话向彭铭鼎汇报。彭要我把刘送到酒泉去。当晚我派专车邀同郑广?一道亲自伴送刘漫天到酒泉。事后彭铭鼎对我说：“周嘉彬、刘漫天的思想行动，非我始料所及的。”关于西撤的问题，在后勤方面，也掀起了争论。如邹协勋（第十九兵站分监）在杜联华（八补给区副司令）主持的后勤会议上，反对撤退并拒绝彭铭鼎要他将重要物资运新的意见（这时他们还不知道准备起义的事情。事实上这时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某副处长率车队大量抢运汽油和被服入新）。
  彭铭鼎在上述混乱局面和起义呼声中，不得不暂时收起原有计划，顺应和平解放要求，再三打长途电话催促陶峙岳说：“……不要再上当了！蒋介石一百万元是骗人的……。”陶乃答应在乌鲁木齐和酒泉同时发出申宥通电。酒泉的通电是以陶峙岳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名义发出的。
  九月二十四日晚，彭铭鼎、汤祖坛（河西总部参谋长）打电话要我在玉门派出我部控制的汽车五十辆和汽车兵团等部所派出的汽车共二百辆，由我部派兵分批押送去张掖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兵团。九月二十五日解放军第二军由郭鹏将军率领，最先进入酒泉。三、和平幕后的阴影阻挠出塞解放军第二军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酒泉，二十七日上午，彭铭鼎和我两人同去见二军郭鹏军长和王恩茂政委，我向两位首长刚请示完有关骆驼兵团在解放前夕所堵截收容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处理办法和该兵团的改编问题之后，青海的马辅臣和马振武走了进来。他们尚未落坐，就急切地说明即将去新疆执行安定整编骑一师官兵情绪的任务，要求发给轻机抢两挺，作为途中自卫之用。郭军长当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作了一番指示。他们离开会客室之后，我们的谈话，也就转到解放军继续西进入新的问题上去了。郭军长要我们介绍一点有关新疆的情况，提供些进军的意见。
  彭铭鼎应声说：“‘春风不渡玉门关’这句古诗，确能概括地反映出新疆的荒凉景象。的确。先拿气候来说吧，新疆比关内冷得多，而冷的时间特别长，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上下，要是人们防寒衣物不足，就有冻掉耳朵、鼻子的可能。这足以说明新疆是够冷的了——我看解放军一下子不必急于到新疆去。” 王恩茂政委坐在沙发上嗯了两声，抬起头来，面带笑容地和郭军长交换了一下眼色。郭军长很风趣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用很重的湖南音说：“人要是冒得（没有）耳朵、鼻子，那是很难看得罗！听觉、嗅觉也将大成问题了。据你说新疆是这么个冷法，过去你们在新疆的官兵，岂不是常有冻掉鼻子、耳朵的现象？” “说句笑话，过去驻新官兵，都是从头到脚一身皮。”彭笑了笑，“皮帽、皮衣，还有毡统……。” “嗯，我们知道一些，至于我军进新疆的防寒问题，也多少作了些考虑和准备，可以想办法解决。”郭说。
  “防寒装备可以想办法解决，然则交通运输以及补给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困难哩！”彭的话还没有落音，郭马上把话接了过去： “酒泉现在不是还有三、四百辆汽车可用么？” “车子数目可能有这么多，军用车一向保管得不好，大部分是坏的。如果硬要行驶，我看会在路上出问题。天寒地冻的时候到了，兵车一在路上抛锚，那就麻烦了。这是大军行动，值得考虑。”彭又补充说：“过去国民党的军车，在冬季行驶是需要事先检修的，否则在路上一抛锚，水箱一冻裂，那才真叫‘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曾经因此发生过不少冻死饿死的惨事，戈壁滩上白骨累累！” “国民党部队只会把活的弄成死的，死的东西一到解放军战士的手里，就会变成活的。你认为对吗？”郭很幽默地问彭。
  彭答：“对，对对……”之后，就再未继续说下去。我当时对这次意味深长的对话有点茫然。我想调和一下沉默的气氛，但一下子又找不到适当的话题，只好随口咕哝了这么一句： “解放军一进新疆，定会引得春风渡玉门关的！”郭军长笑了笑。彭铭鼎见谈话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在和郭军长握手的时候，他又补充说： “国民党在新疆经营了这么多年，出产仍不够丰富，一切补给物资，大都是从内地运去的，不知赔了多少本。我的意见，解放军暂时不必去背这个包袱，就让他们维持维持原状吧！建议派一批政治人员去指导指导就行了。请军长考虑。” 郭军长非带爽朗地说：“困难是有的，困难挡不住解放军战士的脚步。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办法。我军要马上西进，无论到天涯海角，一定要去把革命任务进行到底。”回过头来，对站在旁边的王政委说：“老王，你说对吗？” 王政委态度非带从容，用缓重的语调说：“对，对对。我们去新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去解放新疆各族人民，是要把新疆的面貌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困难是有的，困难吓不倒我们。”停顿了一下，眼光向彭和我直射着，“我们马上要乘胜前进，直到天涯海角。” 我对彭谈话的意图，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又不便问他，感到困惑莫解。我当时意识到了曾震五还在兰州谈判……。
  当天（二十七日）晚上，我和彭坐在曾震五家（我也是住宿在曾家的）客室里和曾的爱人闲谈到深夜。电话铃响了，彭事先打给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彭拿起听筒： “喂！震豫兄吗？……告诉你，我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今天上午到那边去了一趟，跟郭和王谈了很久，效果不佳。他们声言马上要开往迪化，而且很……请你转告陶六爷（陶峙岳），莫对他们空寄希望了，不要再作梦……。”伸出来一只黑手酒泉（包括新疆）解放后的头一把火，就是在解放军即将准备继续西进新疆的时候，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直属警卫团的叛变官兵十月二日在新疆的大门口——安西放的。
  敌人阴谋极其毒辣，他们不但在陶峙岳于解放前夕特从乌鲁木齐调到安西看守这个新疆大门的亲信卫队中制造叛变事件，而且还企图破坏玉门地区的和平解放。因为解放前夕，国民党西逃的残余部队、溃散官兵、军政机关干、属，以及裹胁而来的兰州居民商户二万余人，统统被我部堵截在玉门，不准继续西窜。这时，玉门地小人多，情况复杂混乱，维持地方秩序，大感不易。我于九月二十七日跟彭铭鼎一道在酒泉谒见解放军第二军郭、王两首长请示处理办法之后，于二十八日陪同第二军副军长顿星吾将军回到玉门。在党的领导下，连日着手将所收容的残部和散兵游勇等转送酒泉编遣。任务未完，安西叛变消息突然传到玉门，散兵中潜藏的不良分子，蠢蠢欲动，市面形势混乱。特务们的阴谋诡计就在这里，他们想乘机在尚未遣送完毕的那些残余散兵中，大肆煽惑，鼓动叛乱，以便配合安西叛部破坏玉门油矿。幸在党的领导下，处理及时，玉门地区未酿成事变，地方自始至终没有遭到任何损害。事后得悉敌人的主要阴谋在于破坏玉门油矿，担任玉门油矿警戒的我部由于起义组织严密、坚定，煽惑没有得逞，特务乃转而指使远驻安西的警卫团叛变。于叛变后又指使该叛部东窜玉门境内的昌马附近，企图循小道偷袭玉门油矿。此时解放军第四师先头部队刚到达玉门，地形不熟。我乃在党的指挥下，率领骆驼兵团一部连夜赶赴昌马，进行镇压，包围激战，叛兵不支缴械。当场缉捕二百余人，押回玉门，由我部军事代表第七师组织科长赵文星同志，通知安西的新疆警卫团某军代表，偕同该团团长毛希舆亲来玉门，我部即将人枪全数交其领回。
  敌人在新疆大门口上伸出的一只黑手就被这样砍断了。
  这篇回忆录的一、二两段，虽经彭铭鼎先生在原稿上作了某些改正；沈芝生、邹协勋等先生提了些意见，也作了一些修正。但作为史实资料，仍待有关方面作全面的补充。（本文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抄转，本会刊载时略有节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