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八年秋间，陶晋初自湘赴新，就任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过兰时曾与我几度深夜长谈。他在来西北前，曾到香港与李济琛取得联系，到兰后闻西北军政长官张文白先生主和，我并告以张近来公开的言论里已见不到“共匪”字样，似有靠左迹象。陶晋初当时即想以李济琛的代表自居，找张探询意向。我认为时机尚早，不能冒失。因为一则我们与张没有深的关系，再则当时兰州的特务非常嚣张，尤其是我与陶在胡宗南那里曾因赤色嫌疑受过监视考察，如行动冒失，不仅过早暴露企图，以后难办，而且恐遭不测。陶晋初同意我的话，相约寻找线索，掌握部队，等待时机。
  从兰州败退永登后，青马势力已被消灭。九十一军、一二○军穷途末路，惶恐不堪，起义时机渐渐成熟。我首先商诸一二○○军军长周嘉彬，周很同意起义。但他说，九十一军黄祖勋部步步紧跟，对他监视甚严，要求设法把黄去掉。我又找黄以探试口吻问：“大局如此严重，怎么办？”他断然表示：“死也不投降！”我说：“当然，我的意见是如何很好地掌握部队，与胡取得联系，与新疆密切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今后的日子一定艰苦，应作好长期准备，你怎么说到投降呢？”他始释然。我们感到时机虽已成熟，但干起来，困难尚多，首要的问题在如何制服黄祖勋。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是桂系派在西北的一只警犬，从日常的接触中，已经体察出他是不可能投降的。但刘恨黄骄横跋扈，因而他们之间矛盾极大。及至退到古浪后，黄更自由行动，刘对此极为恼怒。
  我就乘机向刘进言：“今后河西就靠这点部队，你是现在河西的最高负责人，黄祖勋这样不听你的话，如何得了！应该趁早去掉黄祖勋，代之以刘漫天（刘为一二○军的二四四师师长，周嘉彬也同意以刘代黄）。”刘任似已知我另有打算，虽口头允诺，但实际拖延不办，周对此非常着急，我当时思想上觉得不必过于操切，可以从容处理。因为我错误地判断，认为解放军攻克兰州后，可能转锋南下，先解决西南问题，河西、新疆或用和平方式解决。从而我梦想置前哨于乌鞘岭，走绥远道路。未几，解放军进逼乌鞘岭，公署撤武威，前线在下古城、黄羊镇一带。此时还误认乌鞘岭本为兰州外围，解放军势在必得，或止于此，不会再向西穷追。事实与主观想象完全相反，解放大军步步紧逼，形势十分严重，周嘉彬一再催我设法去掉黄祖勋。陶晋初由新疆几次来电话，要我与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他们这些要求，我都感到非常棘手。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我与周嘉彬在武威商定，用电话把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张掖叫来，要他赶赴新疆，向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报告河西情况。并告以我们最大限度到酒泉即通电起义，再不向西后退一步。请他早作准备，不要使我们陷入前后夹击中。因为我们当时对骑五军动向不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顾虑。新疆也把骑五军视为重大障碍。一年来陶晋初曾多次来函和电话，总要我设法把骑五军调进关来。
  九月十三、四日左右，下古城、黄羊镇一带阵地受到极大压力，同时九十一军直属骑兵团及沈芝生的二四六师骑兵团在大靖起义，公署被迫西撤张掖。张掖是塞上江南，虽时已秋初，却尚有春意。久别故乡的湖湘子弟，走到这里，自然不愿离去。幻想解放大军，下关中、越陇坂、战兰州，不两月而经历数次大战，进军千里，现秋阳已淡，塞上早寒，西出阳关，或为来春事。因而我们也可趁此喘息，在张掖苟安一时。讵料不然。大约是九月十七、八日左右，张掖东南通青海的祁连山峡扁都口发生情况，据数日前由青海循此道率轻骑数名逃来的某高参（忘其名，此人原系在这一带当过土匪）谈，这条路不仅崎岖难行，人烟稀少，而且现已开始霜冻，大部队决不能从这条路来，并劝大家放心。他这样一谈，我们初以为不会有什么很大问题。越日，先配置在民乐附近，以堵塞扁都口为任务的骑兵第十五旅（系以天水骑兵学校练习部队为基干临时编成的）报告，已与出扁都口的解放军发生战斗，不数时即告不支。经派二四四师支援，未及赶到，骑十五旅将被歼灭，旅长王士谊被俘，副旅长董毅被击毙。公署乃仓皇退到酒泉，部队撤到高台占领阵地。这时高台有一个驻这里整补的刘师（姓名及番号已记不清了），正在构筑工事。
  我们从张掖撤向酒泉时，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在中途与一卡车相撞，伤势颇重，当即昏迷。他以为这是我的预谋，其实只是意外偶合。刘撞伤后，负痛带疑，直驶酒泉，指挥权便落到我的身上。这时大概是九月十九日左右，我未迳赴酒泉，即留在高台调整部署，视察阵地。并想找周嘉彬商量如何控制黄祖勋，准备起义。忽接周自酒泉机场电话，他说：“我马上起飞了。”我问：“为什么呢？你不能走。”他未答言就挂上电话，我感到非常突然，但起义决心毫无动摇。不多时，有人告我，有一个姓刘的找我接电话，没有找到只好挂上了。我问是刘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的电话？找我是啥事？告我的人说，弄不清，只说电话是由前方来的。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随即暗中注意找这位姓刘的，曾找到原驻高台的刘师师部，那里住着一位来自华北的客人，听说是国民党华北某部的师长，被俘后遣散回来的。我以为是他打电话来找我作工作的，交谈良久，没有是处。我在高台料理完毕，即驰赴酒泉。这时刘任不在公署，另住一寓。我也未去公署，另住卫生街二十一号曾震五家。此时曾震五持新疆起义部队首领陶峙岳函已过酒赴兰接洽，我与他中途错过，未得晤面。当晚，刘任派人找我去面谈。去，吉凶莫卜，经过一番考虑，决心去。到了刘寓，见刘卧床正与公署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密谈。见我去了，很不自然地对我客气了一番。刘初则曰：“我不行了，要休养，你和彭月翔（公署另一副参谋长）分任公署参谋长和河西警备总司令，你愿任何职！”我早已从旁知道刘已申请由彭任公署参谋长，黄祖勋任河西警备总司令。对他这样的欺言诈语，我内心感到十分有气。因此，我傍徨四顾，没有作答。其实，公署对部队的指挥权，此时由我掌握，不仅彭月翔捞不到什么，就是黄祖勋对他自己所部也只拉住了一个廖凤运，沈师早已不听他的了。经过暂时的沉默之后，又东拉西扯寒暄了一阵。刘复曰：“我们一同飞重庆好不好？”他这一问，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缘我和周嘉彬在武威时，曾一道找上官业佑谈过共同促新疆及早采取行动；郭奇峤在重庆国防部作报告时，说我反对他接替西北军政长官，西北局面的恶化，是吃了我的亏，刘任此时，对我的情况，当然十分了解。但在当时情况下他认为已斗不过我，因此他不敢对我采取断然手段；但他撞了个半死，认为是我的安排，自然恨我入骨，所以他想骗我去重庆后，再交国防部处理。我遂故作镇静，慨然答应说：“好！我回去收拾一点简单行李，马上就来。”于是急忙告辞。从小巷转了几个圈子，才回到卫生街二十一号。刘见我行动匆匆，心存疑惧，旋即偕上官业佑乘空军派在这里等候已久的一架飞机飞跑了。
  我从刘任那里回到我的住处以后不久，接二四六师沈师长自高台来电话说：“刘振世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的信来找你面谈。”我当即乘汽车赶到高台西约四十余里的一个村庄与刘振世见面，始知原在高台找我的电话，就是刘由张掖打来的。据刘谈第一兵团准备于次日拂晓向高台发起进攻，要我赶快决定动向。我便和沈等初步商议，决定乘夜把部队撤到酒泉附近，即通电起义。我当夜又赶回酒泉，次日部队陆续到达，秩序相当混乱。军事人员中对起义颇有不同意见。原驻高台的刘师长率部退据临水驿附近，避不见面；二四四师师长刘漫天率部退到玉门，还想西去，我告诉他新疆已不准河西部队进入，他才未敢再动。再说黄祖勋自听到刘任撞伤，即惊魂不定，复闻起义风声，更为惶恐不安。继周嘉彬之后，潜赴酒泉机场，躺在飞机下等候飞跑。刘任对黄祖勋素怀不满，再则为自己脱身计，想找个替死鬼来阻挠起义，故安排黄为河西警备总司令与我作对。因此刘在临起飞前，把黄骗离机场后，他即驱车驰赴机场，上机起飞。黄闻讯赶到机场，飞机已经升空，黄即晕倒在地，连爬带滚，抢地呼天，痛哭失声，骂不绝口，无奈之下，只好折回酒泉。一面派遣几股特务寻我谋杀；一面怂恿部属四处鸣枪放火，并亲自纵火把九十一军仓库烧光。特务头子胡子萍嗾使徒子徒孙，到处破坏设备，制造谣言，煽动反抗。顿时酒泉烟火四起，枪声大作，混乱不堪。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了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早经派一副旅长率兵两营驻矿戒备。另以一个团驻安西监视。此时驻矿部队也告不稳，经多方劝阻，始趋安定。黄祖勋想乘此混乱，纠合部属反抗起义，但依附者甚少。至我所驻的酒泉卫生街二十一号，已由贺义夫（八补给区总务处长）指挥八补给区监护队李炳勋营戒备森严，使顽固到底的反动分子，无法破坏指挥重心。在此之后，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一七三师师长李焕南、九十一军参谋长郑壮怀、一二○军参谋长宋耀华、宪兵二十二团团长曹叔希等，都先后齐集这里。刘振世也在这时来到酒泉。当时内部思想十分波动，对起义颇有分歧，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受过几十年反革命麻醉教育的国民党官兵，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要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无疑是一件大大的难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斗争，认识渐趋一致。唯黄祖勋虽极力挣扎，终以纠合不成，势穷力孤，最后率一九一师副师长（名字已忘）及少数随从越过祁连山经青海草地逃到云南，仍没有逃出人民的手掌，在云南被解放军生俘。宪兵二十二团一部不愿投降，逃到猩猩峡，经派该团团长曹叔希会同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劝告回来。驻安西的新疆警备团一部反对起义，携械逃跑，也经派骆驼兵团的一部协同该团毛团长予以解决。我一面与大家周旋，应付混乱局面，一面根据王震司令员指示，派汽车二百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到高台、张掖一带，接运第一兵团的一部分轻装进驻酒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解放军进入酒泉。至此，酒泉乃告和平解放。
  参加起义的部队计有：九十一军及一二○军残部，另有驻高台的刘师（刘师与二四六师沈芝生部比较完整），第八补给区，骆驼兵团，两个警备团，两个机械化工兵营，三个汽车兵团，一个宪兵团，两个监护营，一个重炮营，共计二万余人。（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