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在永宁（养和堡）旅部告诉我：“现在包头失守，邓宝珊部已退踞后套，情况危急，我军决定出兵支援。总司令（指马鸿逵）命你率本旅骑兵先行出发。”经研究决定，由我带旅部直属通信、工兵两个连和三个团（第十九团马得英、第二十团马万荣、第三十七团马棲云）前往，并从旅部抽派部分人员组成指挥部，下令积极准备行动。
  越三天，我到银川接受马鸿逵的命令，其要旨是：退踞后套的邓部已无战斗力，归绥的董主席尚在固守。包头的共军，虽未西进，但情况是危急的。着我先带骑兵立即出发，向后套挺进。部队给养由沿途兵站补给，随后还有三个步兵旅跟进。以后行动再电告。当天我返回永宁旅部，将上述命令告诉马敦厚，他又专嘱，骑兵不能打硬仗，行动要灵活，打仗要等步兵去打。翌日我即率部队沿包宁公路东下。时骑兵第二十团马万荣部尚驻伊克昭盟之桃力民，即电该团迳开赴三盛公归入建制。全旅兵力共为三千五百余人。
  经过五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三盛公时，接马鸿逵电令，要旨是：包头方面的共军，无西进模样，归绥董主席守得很好，情况趋于缓和。已电令马万荣团回宁，增防三边，步兵不再去绥。着我率马得英、马棲云两团到后套后，即归邓总司令指挥。我接电后，即用电话和陕坝邓宝珊联系，请示行止。邓令部队经临河速向西山咀前进，并让我到陕坝面商一切。
  第二天，部队着马得英负责指挥前进，我乘汽车去陕坝谒见了邓总司令，他对我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攻占包头的解放军，看来再没有向西进的企图。根据他们在包头发行的纸币现在回收的情况，似有退出包头的样子。归绥方面近来也没激烈战斗，看样子能守住了。
  （二）我的部队损失很大，没啥战斗力了。地方团队更不堪用。现在后套地区秩序很乱，人心惶惶不安，你们来了很好，民心可安，军心亦振。
  （三）解放军作战很机动，变化多端。要告诉官兵，对解放军作战，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大意。尤其少云（马鸿逵字）用兵谨慎，你们今后若遭到没价值的损失，我就对不起少云了。
  （四）部队给养，我已令兵站和县政府就地补给。到八字窟窿多带几天的粮和料，过西山咀后，马草可就地征购。
  （五）西山咀××河的桥已焚毁，我已令安北县政府连夜搭修。接着他又对我作下列指示：即率骑兵进驻八字窟窿附近，俟西山JI咀桥梁修复后，即向包头挺进，试探虚实。解放军无大部骑兵，没啥顾虑。
  当天我即从陕坝返回临河赶上了部队，将晤邓的情况电报马鸿逵。旋接复电谓：部队进驻西山咀一带可以，但绝不能单独挺进包头。对邓总司令方面要以兵力薄弱、情况不明为词，多方拖延，不能冒险前进。
  离宁的第八天，部队到达西山咀迤西安北县政府所在地——八字窟窿。这时西山咀的××河桥梁尚未修复，我就以此为由，驻留了三天。在此期间，从由包头出来的行旅口中和县里派出的谍报员那里，得知包头的解放军已向萨拉齐撤走。同时接邓宝珊总司令电，也说包头解放军自行撤走，命我率队速向包头挺进。经电报马鸿逵复电谓：即按邓的命令前进，并指示如包头共军撤退，即进城维持秩序，迎邓回包。如未撤退，即折返后套，绝不要孤军作战。当本此意旨，召集团长下达了翌日行军命令，挺进包头。
  经过了两天的战备行军以后，到达了包头迤西四十华里之麻地，确悉包头解放军已在三天以前撤走，我遂于次日率队进入包头。当时这个处于真空状态的城市，地方秩序和军队供应问题，都是以商会为基干组织的一个临时性机构负责的。我到后他们虽让我接城防，我当时以邓未到包为词未接受，遂将部队分驻于城外（我率第十九团驻二里半火车站附近，三七团驻西脑包）。与此同时，逃往后套的原包头市的行政部门，纷纷归来，又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数日邓宝珊也率所部残兵败将返包坐镇。十一月上旬在我部进入包头的同时，归绥之围已解，解放军撤向绥东南方向（以后了解系调往太原战场）去了。归绥以东仍在两军对峙的紧张状态中。董其武主席虽来电，让我将骑兵推进归绥，支援其部队出击，由于马鸿逵不同意，我部未动。
  不久，董其武主席自归绥来包慰问军民，又当面谈到将骑兵推进归绥同题。董说：“共军一部仍盘踞绥东平地泉一带地区，对绥远威胁很大，为了确保绥包，极应出兵驱逐，希你将骑兵推进归绥，以张声势，我好抽调部队出击。我知道你们马副主任（指马鸿逵）很小心，你自己也不能作主，希你对马副主任说，骑兵到归绥后，就驻在城里，不用你们打仗，并保证你们的安全。”我送董返归绥时，在车站上董又问及此事，我敷衍地说：“尚未接到马的回电。”实际此时马鸿逵已回电指示：“我军援包任务，现已完成，绝不能再往东进。对董的要求，须多方拖延应付之。”及董回归绥后，又来电话催促东开，并说如开归绥有困难，仅将部队从包头往前走一下，亦可壮我军威，遥为声援。当时我感到无法再推，遂电马鸿逵说：“包绥的共军确已远走，我骑兵再向东推进一步，一则可保我军无虞，一则能壮绥远之威，且可增进董主席和绥远人民对钧座之好感，为此请允许我部推进到萨拉齐一带，虚张声势，遥为支援。”后接复电只准向东开进一程，当天必须返驻包头。我遂含糊其词地电告董其武谓，即率骑兵东进，请作准备（以后我到归绥，董和刘万春军长对我说：我们接到你的电报，认为你靠不住前来，但为了安人心、振士气，我们就令兵站准备粮草，并在满街号房子，指定驻的地方，并大肆宣传“西军”就开来了）。给董去电的第二天，我带全部骑兵进至萨拉齐迤东地区驻了一夜，次日又悄悄地返回包头。
  约在董其武由包头返回归绥的同时，邓宝珊应傅作义电召前去北平（坐火车到归绥后转乘飞机），临行时对我们讲，至迟一个星期就可返回，实则一去数月未返。邓去后不久，曾来电告我们驻包部队说：“安心驻着，决没仗打，不要听信外边的谣言，共军再不会攻包头了。”我们看了之后，当时都感到莫名其妙（过后才知道他同傅作义一道在北平起义了）。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平津方面去了。
  天津被解放军攻陷，陈长捷被俘了；新保安三十五军被消灭，郭景云军长自杀了；张家口失守，袁军长被俘，孙兰峰突围经张北县逃回归绥了。打败仗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动摇着人心。关于北平被围，起初人们纷纷猜测：有的说傅作义此次再来一个守涿州，挽救华北危局；有的说也可再演一次守太原，而跑回归绥老家。以后，北平进行和谈的消息传到包头，多数人还认为傅是缓兵之计，他决不会投降共产党。对于邓宝珊的看法也是如此，主要根据是认为傅、邓在绥远都有本钱，纵令北平不守，他们还可以只身来绥，徐图再起。总之，北平问题是关系着在绥反动集团的命运问题，因而或明或暗地萦绕着人们的心绪。因此，绥包之围虽解，官商们却纷纷转往宁夏、兰州，人心惶惶不安，社会秩序仍紊乱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