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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师由江西调往甘肃经过一九三五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第三十七军毛秉文部（辖第八师陶峙岳部及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担任赣西南瑞金、会昌一带的“清剿”任务。我当时任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正率部在会昌县“清剿”，突然接到师部转来军长毛炳文的命令，要我率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立即开赴甘肃，归驻甘绥署主任朱绍良指挥，而以四十三团留瑞金，归军部直辖指挥，继续担任“清剿”任务。四十三团是我的基本团，老底子是湘军第二师刘铏部二十九团，于一九二六年秋由我带领，从湖南安乡投奔驻津市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团长张镇球是和我同过多年患难的老同事。我希望最好把三个团都带到西北去，纵然不能带全旅三个团，也希望把四十四团留下，带走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团。因为四十四团团长史策是广东讲武堂工兵科毕业，绰号“史跛子”，两脚走路不便，又胆小如鼠，从没有打过硬仗。当我向毛炳文提出这个要求时，他坚决不同意，说留下四十三团另有任务，无法抽调。事实显而易见，毛炳文的这种作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怕我把自己的基本团带走了，到西北另有发展，因此故意卡住不放。朱绍良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靠第八师起家的，在短短四、五年间，由第八师师长递升军长、第六路总指挥，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代理主持过南昌“剿总”。这次我旅调往甘肃，当然也是由于他的请求，想调去一部分基本部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向毛炳文请求带走自己的基本团，未获批准，即率领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会昌兼程出发。到达南昌后，南昌“剿总”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交通工具，由水陆两路运送，很快地就到达陕西西安。在西安见到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当面交代：红军徐海东部正企图由泾川县附近前往陕北，要我率部于次晨乘已准备好的汽车驰往长武，再向泾川县探进。不料当晚大雨滂沱，公路泥泞不堪，汽车无法行驶，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全部徒步急行军。到达长武后，得悉红军徐海东部已由泾川县附近毫无阻碍地安然渡过泾水北上，我们扑了个空。当将情况分别电报西安邵力子和兰州朱绍良，仍然率队步行到平凉，并电报驻甘绥署。旋得绥署电令，要我率领所部进驻静宁、定西待命；原驻静宁、定西的邓宝珊部刘宝堂旅，移驻兰州附近。
  我带了两个团的部队在静宁、定西驻了两个多月，毛炳文亲自统率三十七军（欠第八师第二十二旅的四十四、四十五团）由江西到达平凉、静宁、定西线上。这时，我奉命率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移驻陇西附近，警戒待命。
  当时参加堵截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的国民党兵力，除毛炳文的三十七军部署在定西、陇西、静宁、平凉线上外．尚有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部署在六盘山东麓至开城之线；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在岷县附近及岷县西南地区担任警戒；并由临洮调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坚守腊子口（在岷县西南）天险，阻击红军北上；邓宝珊部刘宝堂旅，仍停在兰州附近待命；其余陇西各县保安部队，则担任“协剿”和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