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在中国近世学人之中何人最早搜集敦煌文物?有人说是叶昌炽，有人说是汪宗瀚。这都不正确,应为傅大恺，这从跋文中可以得知。如果此说不虚,那么傅大恺的名字就应该进人敦煌学之中。此事的确非同小可。
  藏经洞被打开是在5月26日,这与跋文中说夏月正好相符。遗憾的是，傅曲江关于其祖父在敦煌出差究竟停留了多长时间，却无言及。不过， 按照情理进行推测，那时交通不便,时间可能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因此,傅大恺前往敦煌,适逢藏经洞发现之时。据先祖母傅佩芳（傅大恺之长孙女，27岁后才返川 ）女士所讲，她曾多次听其祖父讲在王圆篆道士所主持的敦煌三界寺作客时王道士拿出了许多经卷任其选择，虽然外面天气十分干热,但是祖父还是用了很多时间亲自选择了一些比较长的经卷。先祖母傅佩芳女士这段回忆，不仅与前述跋文之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并且起到更加生动和详细说明的作用。敦煌当时是一个县，傅大恺作为玉门县令,虽然不是封疆大吏,但是也和敦煌县令级别相同，故以其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而言,他在敦煌能够受到礼遇,遇到千年古物时,当然不会轻易错过。所以，“用了很多时间亲自选择了一些比较长的经卷”,由于他早于士大夫官僚中的汪琛庵、叶昌炽以及外国人中的斯坦因和伯希和，质量当然也应该相当髙。上百年的历史变迁，傅大恺收藏的敦煌经卷散佚殆尽。 思之，令人遗憾不已。
  直到1902年，刚上任的敦煌县令汪瑷庵，也是文物爱好者，王道士也送了汪县令一些敦煌文物,汪将其中部份送与了叶昌炽。这在叶的《语石》 中有云: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移，豁然开朗，始显于世。中藏经像碑版甚夥，楚北汪琛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讨，先后寄贻宋乾德三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二本，梵叶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
  查汪氏在敦煌任知县是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1902—1904年），应在傅氏得到敦煌文物之后。而叶氏得到又在汪氏之后。史有明文。“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说明莫高窟发现的写经，在书法上完全与唐朝专门负责抄录佛经的经生的手法相吻合，也和日本收藏的唐朝写经没有不同。叶氏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曰，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拓寄唐李公碑，其阴杨公碑，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 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由上可知，傅大恺应为收藏莫高窟所出文物的最早的知识分子。
  外国人是什么年代掠夺敦煌文物的? 据各种文献记载，外国人最早去敦煌盗宝者应是俄国人奥勃鲁恰夫， 他去敦煌是1905年。而傅氏在跋文中则说，“闻同时外人蠲重资购去者不鲜”。这句当年可能被傅氏认为不经意的记述，却为世界学人研究外国人掠夺敦煌文物是什么年代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也可以理解为傅大恺是从王道士口中知得外国人大量收购文物事。这使海内外学者在研究外国人非法得到敦煌文物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