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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笔者的当地调查为基础，先就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像并列、对置范例进行确认。作为并列范例，莫高窟第154窟主室南壁的最西侧,下层有女神和天王的并立像，上层有顶载化佛的菩萨(观音)和天王的并立像(图1)。两躯天王立像都手捧宝塔，旁题记有“毗沙门天王”。总之，毗沙门天王像两躯是竖着描绘的。在本窟除此之外，西壁龛外北侧也安置有毗沙门天王塑像,这是莫髙窟中毗沙门天王像最多的一个洞窟。
  下面看对置的范例，在榆林窟第15窟前室东壁门口的南北，各描绘一躯天王立像（图2)。《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的插图解说指出，这两躯天王像，与在前室南北壁上的大幅天王像，一起构成四大天王，以南壁天王为南方天王，以北壁天王为东方天王，以东壁北侧的天王作为北方天王,以东壁南侧的天王作为西方天王来安排。可是,正如该解说说明的那样，所谓东壁的两躯天王立像和南北壁的两躯天王坐像，在壁画尺寸、立像及坐像的形式、甲制和甲胄形式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为此，很难认为这是作为四大天王来规划结构及造立的。
  再次详细观察前室东壁的天王像图像，北侧的天王像右手捧塔，确实是毗沙门天王像。相对的南侧天王像,其甲胃、宝冠形式以及佩剑法等都酷似北侧天王像及上述莫高窟第154窟像。不过，作为毗沙门天王标志的宝塔不能确认,因其是左手执戟。但是，如果详细观察右手部分的话，指尖虽然剥落但是仍留有张开手掌向上的痕迹，为牝,有可能本来是宝塔在手掌上虚空浮现的形式。并且,南北两像脚下都有磨损,图像模糊，不能详细确认。但由于一部分头饰可以勉强确认，可以推测本来都是以脚下伴随地天的形式。因此，东壁南北的神将形象，可以认为是与南北壁二天王像不同所造的毗沙门天王像两躯的一对。总之，在榆林窟第15窟中，门口两侧的两躯毗沙门天王像是成对描绘的。
  同时，莫高窟第112窟西壁龛外南北各有一躯毗沙门天王立像。南北的像大致是左右对称的,地天伴随脚下，下摆较长的甲胄，筒形宝冠，佩带长剑，两肩有火焰升腾。佛龛正面的手执戟，反面的手捧宝塔。北侧毗沙门天王像的旁题中可以读取的文字为“北方ロロ门天ロ”。为此,可以认为本来是“北方毗沙门天王”。南侧像右侧了附有旁题的四角形，不过文字已经消失不能读取。莫高窟第222窟北壁还有药师佛经变相，中尊药师如来像左右各有一躯峨沙门天王坐像，作为毗沙门天王对置范例具有很深的意义a两躯都戴筒形宝冠，肩负火焰，执戟，虽然难以确认，但应该是手捧宝塔。这个窟被推测为吐蕃统治时期营造的。
  进而，作为对置范例,可以举出莫高窟第107窟西壁龛外南北的毗沙门天王立像。本范例在西壁佛龛的南北外侧，细长壁面各有一躯，与上述莫高窟第222窟范例相同，下达脚踝的下摆较长的甲胄，头戴筒形的宝冠,长剑、短刀的佩带等，与甲制大体相同。左右手所持品也基本一致，右手执戟，左手宝塔。但是,与北侧像之戟垂直向地相对的南侧像之戟柄是斜横于身体前面，细形设置也有差异。南北像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南侧像脚下伴随地天，而北侧像则竖立在岩石座上。本窟一般认为是晚唐时期营造的，与吐蕃统治时期的奠高窟第121窟和榆林窟第15窟的范例比较， 两躯毗沙门天王像之间图像性的差异有所不同。
  这样，就能确认在敦煌石窟有一定数量的两躯并列、对置毗沙门天王立像的范例①。参照台信佑尔先生收集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四大天王像一览②，这样的范例明显在吐蕃统治时期出现并同时到达顶峰，其后， 在晚唐期出现锐减的倾向。晚唐、五代期也能确认毗沙门天王并列、对置像，但是，大半是将单膝接地而坐，用双手捧奉宝塔，即所谓“赴哪吒会”的图像,与吐蕃统治时期的范例立像大不相同。因此，并列、对置毗沙门天王立像两躯的图像构成，可以认为是吐蕃统治时期特有的存在。

①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平凡社,1990年。 ① 此外，两躯天王像虽然被对置，但是其中一躯是否拥有毗沙门天王标志并不明确。不过，作为毗沙门天王之可能性较高的范例，在莫高窟第231窟的东壁门□南北下部。北侧的毗沙门天王立像，左手托宝塔，右手执三叉戟，戴筒形宝冠。下摆较长的甲冑、上半身是金甲，下半身是将小片联结。佩带长剑和短刀。脚下剥落较严重，因此不能确认图像。南侧的天王立像，左手执戟，右手捧宝棒。戴上三面头装饰，穿上裹膝的唐朝式甲冑。在左右肩膀上装火焰宝珠。往右面扭腰,站在邪鬼上面。南侧天王像未能确定是毗沙门天王的标志，不过拥有宝棒。同时,莫高窟第188窟的东壁上，在门口南北相对的位置有毗沙门天王的大像和小像。可是，因为本范例的尺寸有差异，跟壁面其他像的主从关系不同，在这里不作为对置范例。其他作为笔者未调查的范例，还有吐蕃统洽时期的莫高窟第135窟也被认为是类似的例子，同样的范例仍会存在。 ② 台信佑尔《敦煌の四天王图像》，《东京国立博物馆期刊》第27号，1991年。同时,覆盖性地调查敦煌石窟的毗沙门天王像，进行了图像整理、分类的 《 敦煌の毗沙门天王像一石窟内壁画における位置と图像の关联性》_文也可参照。佐藤有希子《敦煌の毗沙门天王像一石窟内壁画における位置と图像の关联性》,《朝日敦煌研究员派遣制度纪念杂志》，2008年。 ①有关乐山大佛的主要研究报告见罗孟汀（《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碑》的发现及其考析》，《四川文物》1986年第4期,气贺泽保规《四川乐山凌云寺大佛の历史と现状一世界第一の石佛》,ぐ弗教美木》第179号，1988年；周俊其《乐山大佛及石刻艺术研究》,《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干树德《乐山大佛建造始末考略》,《四川文物》1997 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山大佛文物保护管理局《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