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笔者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助手，在任期间，曾参与策划了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出土藏文文献的编辑①工作，又在《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伯希和藏品》(I)刊行时②，为敦煌出土密教绘画图像做了比定工作,主要对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及河西走廊一带盛行的密教美术进行了研究。笔者与敦煌密教相关的研究成果，汇集在《敦煌密教与美木》③一书中。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已由刘永增先生译成中文发表于《敦煌研究》④，不仅在中国，而且使可以阅读中文的海外研究者也了解到笔者研究的一个侧面。
  不过在此之后,随着藏学以及敦煌研究的进展,对本书中的几点内容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和订正⑤。特別是在拉萨的西藏博物馆藏古写本中，发现了古代吐蕃王国的经录《旁塘目录》(dKar chag "phan than ma),并于2003年与《声明要领二卷》(sGra sbyor barn po gnis pa)同时刊行，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众所周知，作为吐蕃的经录，过去已知有《邓噶目录》。但是《邓噶目录》中除初期密教系的陀罗尼经典类和《大日经》《恶趣清净怛特罗》等经典以外,并未收入后期的密教经典。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吐蕃时期还未出现《初会金刚顶经》以及后期密教经典。
  但是，在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文献与密教绘画中，发现了基于《初会金刚顶经》系的瑜伽怛特罗、《秘密集会》、《摄相应瑜伽》（Sarnõyoga)等成立较早的后期密教系原典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术作品。
  对此,《旁塘目录》中收有《邓噶目录》未收录的密教经典及其注疏，进而言之，其中还收录了西藏撰述的密教文献，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吐蕃时期在西藏传播的密教的实际形态。令我们惊叹不已的是，笔者在《敦煌密教及美术》一书中言及的在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的几个文本，在现行《西藏大藏经》中未见收录，相反却见于《旁塘目录》。
  就此，本稿就新发现、刊行的《旁塘目录》，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研究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作如下考察。

① 《スタイン搜集チベット语文献解题目录》第9~12分册，东洋文库チベット研究委员会，1985—1988 年。 ② (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ヨン》(I),讲谈社，1994年。 ③ 田中公明《敦煌密教与美术》,法藏馆,2000年。 ④ 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寂静四十二尊曼荼罗〉，〈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出土莲华部八尊曼荼罗》,《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同③，第三、六章的中文译文。而且据说刘永增先生还将在《敦煌研究》再刊登一篇。 ⑤ 《敦煌密教及美术》第二章中，所举出的关于安西（现瓜州）榆林窟第25窟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敦煌研究院的沙武田先生发表了右侧已失壁画的复原研究。以西藏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拙作中介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昌都摩崖佛和青海省贝勒沟大日如来堂像以外，对很可能为吐蕃时期造像的几件作品进行比定。而且， 在东千佛洞又发现有第四章所举出的不空绢索五尊的新的作例。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