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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水县董家山人，三岁时母亲去世，十三岁给本村一家地主放羊，每天早出晚归上山放牧，地主还规定回来时要砍一背烧柴，夜里睡在羊圈旁边一个和狗洞相似的小窝铺里，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也没有鞋子，仍得上山放羊、砍柴。
  我给地主放羊的第二年正是一九二八年，甘肃遭到了极大的荒旱，真是到处饿殍，哀鸿遍野。地主家粮食满囤不给长工吃， 经常给我喝野菜糊汤。一九二九年春天我饿得难受，心想如果这样下去，只有饿死一条路。有天趁着一位姓陈的长工上山掐苜蓿的时候，我和他商量一道去城里吃粮当兵。我们投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路军，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当了一名号兵。
  这年冬天，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介石），冯把他驻天水的部队，全部东调。我当时仍用“如意”这个乳名，从这时起才改名叫董振国。部队东开经汉中向湖北进发，在襄、樊一带和蒋介石的军队打了一仗，冯军失利，便又折回汉中。越冬后，一九三〇 年春，又由安康东开到河南新郑一带与蒋军作战。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正当我在新郑医院养伤的时候，冯军全部撤退了，我们没有随军走的伤兵，便被蒋军接管，伤愈后我便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师的一名号兵。此时我党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利用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使红军发展壮大，正如毛主席当时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许多地区先后建立了红军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夏，第九师从洛阳到汉口集中，又东开经九江到了南昌。此时我们才知道去打红军。我因为不惯南方气候的炎热，行军中患了虐疾。在兴国住了一个时期后，开往老营盘与红军接触，红军如猛虎扑羊，打得国民党军队落花流水，四处溃逃。在撤退中，我从第九师开小差出来，不料正碰上原冯玉祥部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的留守部队，便又被留在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当号兵。七十三旅旅长正是董振堂将军，我到七十三旅约一星期后，部队即开往前线，同年十月到达宁都。
  部队向宁都前进时，病号很多，日有死亡，士气低落，人无斗志。当时我们部队和红军距离很近，但没有开火。听说刘伯坚同志在这一时期曾来旅部几次，后来我们才知道刘是和总部参谋长赵博生将军、董振堂将军商谈起义问题，听说师长李松崑不同意，所以有一天总部下令组织人力去抓李松崑，双方开火，打得十分激烈，结果李松崑还是跑了。就在这天晚上，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同志、旅长董振堂将军和季振同··率领下起义，参加了红军。部队起义之刘伯坚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大革命期间，曾任冯玉祥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此时在党中央工作。
  **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共有两个师，即二十七师与二十五师，宁都起义时主要为二十五师与总部直属部队。二十五师共两旅，同时起义，惟旅长季振同在起义后不久，又与国民党军秘密联系，拟率部逃跑，因此被扣押，结果如何，后无所闻。后，即从宁都撤出，驻扎在郊外村子里。起义部队到处受到苏区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慰问。当时苏区市面由于军民团结，确比白区繁荣，社会秩序更比白区良好。我们二十六路军起义过来共三个旅，约一万余人，建立了红军第五军团，在整编后每连派来一位指导员和一位采买，官兵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真正是官兵平等，经济公开，上下一致，因此人人感到精神愉快，庆幸获得新生。由于给养合理而又比较充足，战士们身体很快都恢复了。
  我参加红军那年，正满十七岁，由于投身到真正的革命队伍，使我精神振奋，身体健壮，常常听指导员讲话，参加开会， 我的思想也逐渐开朗了。给我影响最深刻的是我们连队的指导员张昌旺同志，他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抽出时间和通讯员、号兵谈话。当他知道我是一个贫苦的孤儿，又有革命的政治热情，就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从此我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一九三二年夏，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兼任了团总支委员。这时我已由连部号兵调为师部通讯员，师长是程子华同志，政委是宋任穷同志。我记得程子华同志拿上苏区的报纸教我认“打土豪、分田地”几个字，那种恳切热情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同年夏秋间，一、三、五军团离开苏区到广东去打国民党军，我军驻南雄县水口镇，打了几天，结果还是让敌军跑了。这次战事结束后，我被派到军部组织的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学习时间三个月，当时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只有十一人，学习内容是 《党的基本知识》。因为我们都识字不多，结业考试时，有一位同志念试题，我们分别口答，考试结果，我的成绩最好，得了一百分。结业后正是一九三二年冬天，分配我担任连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到连队不几天，突然急行军，限期要赶到东黄陂一带围歼敌人。连夜行军，战士们很疲劳，我那时年轻不知疲倦，一路上搞鼓动工作。一、三、五军团配合作战，按照预计的作战部署， 歼灭了敌人。那次战役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还活捉了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程士毅，打死了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李铭。这是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一次大胜利。
  四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我和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谭正文同志，一同调到红军总保卫局训练班学习。当时保卫局局长是李克农同志，侦察部部长是钱壮飞同志，执行部部长是胡低同志，他们三人轮流给我们上课。训练结业后，我_五军团保卫局任侦察科科员。又过了两月，大约是一九三三年夏季，又派我到当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国家保卫局学习。由于敌人的封锁，当时瑞金的生活很艰苦，口粮自报数目，每人每天不能超过一斤。中央领导同志的口粮还比一般工作人员少，我听说那时周恩来副主席每天才吃六两。有一天下午通知我们到中央苏维埃大礼堂听报告，一位穿着浅灰色列宁服的领导同志，在热烈掌声中走上讲台作报告， 他个子比较高而面庞清瘦，最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把长胡子。他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思来同志。他在报吿中分析了当时敌我的形势，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在国家保卫局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后，又回到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工作。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对内则不顾一切，变本加厉，对苏区连续进行了五次大围剿。第五次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初开始的，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我苏区进攻。经过了将近一年的苦战，由于我党处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下，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当时天气还暖，给战士们发了棉衣， 并通知每人准备五双草鞋。这时我党在江西苏区就有红军十万人。部队渡过了雩都河，离开苏区，踏上了长征路途，我们五军团殿后。部队从广东绕道湖南，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进入广西向贵州方向前进，越过乌江，占领了遵义。我们部队到达遵义附近，一边搞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一边休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指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意义迅速改变了红军被动的局面，鼓舞了全军士气。
  在遵义驻了约莫十多天，又向川南进军，经娄山关，重占遵义，给敌人一个回马枪。这次战斗歼灭敌军二十一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当时蒋介石满以为红军要过长江，调集了大批军队沿江防守，连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都调出来了。红军却四渡赤水河，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云南，从昆明城边穿过，飞渡金沙江。渡江之战由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指挥，我们五军团于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后，最后渡过金沙江。
  红军进入川西，经会理、西昌、冕宁，穿过倮倮族地区，渡过大渡河，夺沪定桥，经华林坪至天全、芦山、宝兴休整，为越过常年积雪的夹金山作准备，此后在大维与徐向前同志率领的四方面军汇合。
  红军过草地时兵分两路。毛主席、周副主席为右路军，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 和张国焘为左路军，五军团归左路军。我们沿大渡河左岸到阿坝稍事休整后，继续前进。前行的三百余里，有一条噶曲河，水深流急，过渡困难，于是折回阿坝暂驻。有一天，通知排以上活动分子到中阿坝开会。我们驻在上阿坝，接到通知后，我也去参加了会议。 一到会场就看到反对中央的标语，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反对中央的报告，并提出左路军要回师南下。会后就立即行动，又过雪山， 打雅安。当时党中央一再劝阻张国焘，第三国际还派来张浩等同志对四方面军作工作，他们轮流对各部队作报告，指出团结一致北上抗日是当前党的重要决策.不应变更。后来经朱总司令、 刘总参谋长以及党中央继续派人说服张国焘，同时又因雅安敌人坚守，一时不易攻下，不得不又折转北上，经小金县至丹巴，从丹巴沿沟西进，走了整整两天，翻越党岭山，这比翻越夹金山更为艰苦。在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三次翻越夹金山，损失了许多好同志、好战士。
  那时左路军总部、政治部、后勤部、保卫部都驻在炉霍县。 五军团在道孚驻了一天便赶到炉霍。我在道孚时，曾碰到少共妇女部长华全双，她是一位热情勇敢的好同志，别,后一直再未见过（听说她现在北京五机部保卫处任顾问），至今尤令人怀念。 我们在炉霍驻的时间比较长。记得此时在我们保卫局软禁着两位出名人物，一位是廖承志同志，一位是罗世文同志。廖承志同志刚从苏联回来，张国焘对他不信任，安排他到油印科工作。有一次办壁报，他是编辑,约我写篇稿子，我说不会写，他要我口述他写，结果还把这篇文章登在壁报上了。罗世文同志是四川省委书记，他是来四方面军汇报工作的，张国焘把他安排到秘书科，既不让工作，也不让走。对当时复杂的党内斗争，我那时年轻还不大慊得。我们在炉霍、甘孜地区等候二方面军的同时，还在甘孜建立了卜巴义德瓦人民政府，我曾在政府司法部顾问袁立夫同志领导下工作，常和藏民司法部长一块出去检查登记牲口，准备过草地的给养、帐篷等，因此我曾与活佛打了几次交道。有一次我代表朱总司令送给活佛一座镀金马鞍，并说明我军要过草地，请活佛给我们让些马匹和牦牛，起初活佛还以种种困难为理由不思答应，后经再三解说，才约定十天后设法解决，不到十天，这位活佛便送来了六十匹马、一百六十多头牦牛。还在另外一位淸佛处解决了三十多顶帐篷。
  —九三六年七月，贺龙、任弼时、萧克诸同志率领二方面军到甘孜后，略事休整，便向阿坝前进，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担任收容任务，经常走在部队后面。一天吃过午饭，下山追赶部队，突然河对面敌人向我们射击，我当时受伤，起初还没有感觉，和那两位同志骑马往回跑，及至回到部队，因流血过多伤势严重，不能行动。当时，保卫局局长是曾传六同志，对同志非常关心，得悉我负伤，积极设法派人从二方面军总部找来一包白药给我贴敷。行军时我不能行动，传六同志派人用担架抬着我随军行进。这时我们又返回阿坝，在一座喇嘛寺里开了大会，朱总司令、任弼时、 贺龙、徐向前、刘伯承等同志批判斗争了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和反党分裂行为，张国焘被迫宣布撤销了伪中央。
  红军中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和生动事例很多，这里有两件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一件是关于朱总司令的。我们驻在炉霍县时，战士们常常打篮球，朱总司令最爱年轻人，也爱打球，他老人家一看见我们打球就来参加，他通知保卫局买氆氇（藏族地区出产的一种毛布）给运动员做裤衩。有一天我买了几卷氆氇往回走，正碰上总司令，他上前详细看了表示满意，特别叮嘱缝制时在裤腰的两侧加上一角红布。朱总司令在艰苦的长征中关心青年体育运动的精神，确实是令人十分敬佩的。另一件事是发生在我负伤后，由甘孜折回阿坝时。有一天，刘伯承总参谋长突然写了个条子找我。当时我听说总参谋长有信找我，不知有啥事情，及至我看了条子，才知道总参谋长眼睛不好，一见风雪就流泪，他是向我借眼镜的，因为在长征中我身边有副墨镜。我立时就将眼镜交给来人拿去，并告诉来人情愿送给总参谋长，因为我还年轻不需要。刘伯承同志身为全军总参谋长，但对部属如兄弟手足， 亲密无间，值得我们学习。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过腊子口时，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那时我的伤未全好，有时躺在担架上，有时骑马， 经过大草滩到达岷县，先头部队包围了岷县城，我们驻扎在东三十里铺，开展群众工作。此时我的伤虽没有全好，但能下地行动了，领导上派我带一部分人在哈达铺和宕昌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主要是打击地主武装和扩大红军。我们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工作开展很顺利，每次打击了劣绅土豪，就召开群众大会把粮食、耕畜、衣物等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多余的骡马送回部队。在岷县还建立了人民政权——岷县苏维埃政府，我们的侦察科长张明远同志(岷县人，现在军委总后勤部工作)被派为苏维埃政府的县长， 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基础上扩大了红军队伍。
  张国焘在阿坝会议上虽然被迫取消了伪中央，但他阳奉阴违，并没有放弃他的错误路线。当二、四方面军到达岷县后，他又提出经青海草地进入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命令命队开往临潭。在临潭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无法前进，乃又折回岷县， 经哈达铺、梅川、新寺到达武山鸳鸯镇，北渡渭河到榜罗镇，上华家岭转到会宁。我们总部到达会宁时，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也由陕北到达，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宁住了三、四天， 曾传六局长派我和张明远同志率战士一百多人上车道岭打游击， 主要任务是伏击从定西到兰州的国民党新一军的部队。在辛道岭与从甘草店来的敌骑兵一个连遭遇，打了一仗，又在巉口与敌人打了一天。从敌人飞机轰炸的方向判断，红军部队已过会宁， 我们就决定追赶部队，甩掉敌人的纠缠。
  我和张明远同志率领这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追赶大部队， 直到靖远以东才碰到四军，知道我们五军团已过了黄河向河西走廊方向前进了。四军一位团政委告诉我们，上面已有命令，没有过河的就不要再过去，一律向陕北走。我们遂跟四军前进，到海原附近赶上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了情况后，总司令说：“你们来了好！”他已给曾传六局长打了电报，叫我们跟总部走。我们随总部进至环县山城堡时，又与敌人打了一仗，这次战斗结束后，我们把这一百多名战士交给总部，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党校在定边，校长是董必武同志，教务长是成仿吾同志，我们学生组的组长是霍士廉同志。士廉同志给我们教文化课。这年冬天，胡宗南企图进攻定边，我们正准备迎击胡宗南的进犯，突然传来了东北军张学良将军联合陕军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前不久， 就听说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学良进行过双方停战的谈判。此时党校即从定边进驻延安的桥儿沟天主堂，在桥儿沟不久，把我和一起学习的杨顺波同志调到国家保卫局工作。据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讲，原打算把我们二人派到傅作义部队中去工作，由于情况变化，山西境内火车不通，不能去了。有一天碰到张明远同志，那时他已调到外交部工作，他打电话给邓发局长，又把我和杨顺波调到外交部，杨顺波分配当招待所所长，我当巡视员，检查有关各个联络站的工作。
  有一天，我从延长到黄河边检查联络站后，正准备返回时，接到军委指示，要我将黄河上游新造的一只木船连夜放到下游一百余里处的一个渡口。我即向当地要了两个船工，连夜顺流而下。新船下水，由于板缝结合不严密，水从四面渗入，没多时就渗满了半船水。我们一边往外舀水，一边使劲地往下划，那天夜里又黑又冷，河对岸山西省境内是阎锡山的军队，我们稍一不慎就会被发现，不到天亮我们就将船放到了指定地点，完成了任务。当我回到延安时，张明远同志告诉我，张云逸参谋长对我按时完成任务提出了表扬。
  西安事变后，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党中央在西安建立了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和林伯渠同志主持西安办事处工作。一九三七年春，发生了劳山劫车事件后，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周副主席的保卫工作，调我到西安办事处给周副主席当随从副官。我奉命之后，既高兴又耽心，高兴的是能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耽心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西安办事处设在西安城内东北的七贤庄一号，当时只有二十几个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七贤庄一号相毗连的七个院子都归办事处使用了。周恩来副主席当时在西安非常忙碌，从清早到夜晚很少休息。他起得很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看报纸和批阅文件， 八时左右如果不出外工作，就接见各方面来访的客人。那时到办事处来拜访周副主席的人很多，周副主席十分重视接待来访者的工作，对来访客人总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宣传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周副主席讲话声音特别宏亮， 道理深入浅出，每位来访客人在辞别时总是十分满意地离去。周副主席虽然很忙，但事无巨细都是躬亲处理，那时经常派我给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蒋鼎文、邵力子等送信件，送到后必须有收条。 每次我送信回来，他总要询问是否交给了本人，有没有回条。周副主席生活异常简朴，在西安期间，主要谈判对象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伹他经常穿的一双皮鞋还是打了补钉的。他从来对生活上没有份外要求，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里十分深刻，办事处当时住着一位双腿截肢的同志，周副主席对他特别关心，常常亲自给他端饭倒水，组织上决定派他去新疆工作，临走那天，周副主席和林老亲自把他抬上汽车。
  在西安不久，周副主席决定到南京去，已经买好了两张飞机票，我们几位搞保卫工作的同志，都猜测谁有可能去南京。在临行的先一天晚上，黎初里秘书长叫我和一位姓邱的同志谈话，黎秘书长一开口就问：“你俩谁的枪打得准？”我脑子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姓邱的同志即抢着说：“我的枪法准”。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乘飞机起身后，姓邱的同志即搭火车赶到南京去了。
  周副主席离开西安后，我被调到三原联络站当站长，这是一九三七年夏末的事。我给周副主席当随从副官前后只有两月多时间，但这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因为从周副主席身上使我体会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忘我的工作态度。
  三原是敌占区，离西安九十华里。红军总部和安吴青训班， 都在三原以西十五华里的云阳镇，同时在三原以东还驻着红二方面军，它是进出延安的通道，当时信件、印刷品的转送，来往人员的接待以及各地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都要经过这里，所以敌人对这里十分注意。当时在三原城内及城郊的国民党驻军有陕军十七师，东北军的一〇七师，还有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县政府、 县党部、公安局、保安队等，斗争是十分复杂的。
  联络站设在三原南关三十五号，当时还处于半公开状态。我到那里后，曾接到毛主席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提出有一个人将到三原，到后叫我们立即护送去延安。果然不久那位同志来了，记得好象是刘少奇同志，我们立即护送他去延安了。
  陕北公学第一次招生就在三原，招生负责人是胡乔木同志和一位姓金的同志，他们一来就住在联络站。学员举行考试时，由于没有足够的监考人员，临时叫我也去监考。这次考生里有邓宝珊将军的女儿邓幼梅，我们有意识地把她录取了，她家里不让去，她却很坚决，终于步行前往延安。后来邓宝珊将军回到三原时，还托我给邓幼梅带了些衣物。
  芦沟桥事变后，联络站改名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三原联络站，能公开对外了。在我党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有了新的发展。驻在云阳的红军总部，经常把收听来的前方消息印成简报交给我们向各方面转发。当时要看的人十分踊跃，连国民党驻军也经常来要简报。抗日战争一开始，我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陆续开往晋北前线，这时有一个美国的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曾住在三原联络站采访有关我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新闻。
  为了扩大宣传我党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我们还利用私人经营的书店，代销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国民党反动派在我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表示愿意联合抗日，但骨子里总是反共的，因此处处在抗战后方制造磨擦，进行破坏。三原私人书店代销我党的报刊书籍，曾一度被国民党下令全部查禁，我们决定由联络站直接出售。我们写了个“本站代售《解放》周刊及其他书报杂志”的字条，贴在联络站门口，引来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到联络站购买书刊。为此，反动派还从西安调来一排宪兵专门对付联络站，敌特伪装进步青年来站买书，或坐在我站阅读书报，监视来站买书的进步人士。由于联络站代售书刊影响正常工作，于是我们又搬到东关东巷的一个大院里，在门口开设了青年书店，公开出售我党出版的各种书刊。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高潮中，反动派也无可奈何。
  抗日战争一开始，在我党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各地进步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国民党对此非常害怕，经常把从西安到三原的青年扣留起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后，就利用联络站公开合法的名义和国民党展开斗争，在三原租赁了一些民房，贴上“联络站职工宿舍”的字条，这样一来国民党军警、 特务便不敢进去，过路青年住宿比较安全而又方便，为去延安和安吴青训班的同志，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八年夏，山西军事失利，日寇隔河窥伺陕西，蒋介石对陕西防务也不够重视。一天，林伯渠同志经三原去延安，住在联络站，晚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在和我闲谈中，他得悉我是甘肃天水人后，林老说：“日寇打到临汾，蒋介石正准备退出关中，在天水设立行营。如果日寇一旦占领关中，陇山一带就成了抗日前线，天水地势就很重要。你若先回天水为我党打下基础，一旦出现那种形势，我们便可以沿陇山及以西地区组织游击活动。”当时我并没在意，以为他老人家和我随便拉闲话，但林老走后不久，我便接到陕西省委通知，叫我到安吴学习。在安吴学习了十天左右，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同志找我谈话，指示我回天水搞党的地下工作。于是我就从安吴动身，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家乡。这时是一九三八年八月。
  当时，天水党的地下组织异常薄弱，只有一个在凤翔入党后到天水五中上学的候补党员刘桂增（现名刘谓东）。我和他接上关系后，开始在“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群众组织中发展党员， 第一批接收入党的有五中师范部学生张德祥、耿夫孟，高中部学生孙耕田（耕夫）、贾荣涛、檀敬伸等，社会上则有天水生活书店的经理薛天鹏。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十月，陕西省委通知我去云阳开会，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随我同去的有孙耕夫、贾荣涛、檀敬伸（方欣甫）三位同志。我们经西安办事处到了云阳，我即参加会议，他们三人到安吴青训班学习。他们学习了一月之后，便一道回了天水。这时天水国立五中已分出秦安（后移礼县）、甘谷两个分校，连天水校本部共三处，各处都有我们的同志，连同武山、洛门、甘谷各地，已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遂成立了陇南临时工委，大家推我担任书记，并建立了五个支部。
  同年冬，甘谷县有两位青年李庭光、王无从晋东南抗大分校学习回来，在黄河风陵渡口碰到国民党一个中校军官翟子文，帮助他们过了黄河，又一起到西安。李、王二人约翟子文同到甘谷，还介绍参加了进步青年活动。翟子文很会讲话，爱参加社会活动，因为打篮球闹出纠纷，遂引起特务注意。我得知这种情况后，同时又发现生活书店已被敌人监视，当即怀疑是否由于这个翟子文而引起的？分析研究之后，认为这个不速之客可能是个特务打进来的，因此临时工委决定：将翟子文处死。一切已安排妥当，我即离开甘谷。后来薛天鹏等对工委决议并未执行，并且由薛个人介绍翟子文去成都生活书店工作，李庭光还把他陪送到天水，临上汽车时，敌人把李庭光、翟子文都抓了，同时在甘谷把薛天鹏也逮捕了。此事发生后，我立即派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张德祥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
  薛、李、翟二人被捕后，都关在天水监狱。不久，李庭光花钱赎出来了，薛天鹏由邹韬奋同志出面要出去了，翟子文在天水关押了一个时期后被送到陕西集中营去了。一九三九年夏初，天水邮政局的两位地下党员李宝全、陈聘西被捕，但没牵连任何人。同年秋，我派甘谷农村地下党员尹世雄、安丙吉、黄云山去安吴青训班学习，他们直到年底才回来。 当时我们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搞群众工作，而尹世雄等人却急于搞武装斗争。一九四〇年初，尹世雄等未经组织批准，突然带领三、四十人上山打游击。我立即赶去，经过说服教育，制止了他们的活动。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九年冬，陕西省委曾派人来天水传达省委指示，还研究指示了我们的工作，整顿了组织。
  一九四〇年夏，我和蔡俊、王无商定同去兰州，向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同志汇报工作，并拟搭乘办事处便车赴陕。行前又怕三人一起，会引起特务注意，遂决定分开动身，并约定在兰州会面。我回到关子镇，碰上回家探亲的进步人士甄载明，我便和他一起到了兰州。到兰州后正是临夏回民杀死伪专员赤思拉伍（马眉山）事件后，国民党驻军举兵镇压回民群众。当时我住在兰州一家小客店里，有两位临夏回民要找八路军办事处给他们帮助， 我即将了解的情况向修权同志作了汇报。他指示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正在一致抗日，后方不宜搞武装斗争。”要我去说服回民不要进行武装对抗，可派代表向甘肃省政府请愿解决， 如果有些头面人物，因牵连此案不能解脱时，办事处可介绍他们秘密去延安学习。因此我就让蔡俊、王无二人先搭车赴陕，我便和临夏回民马青山等人去临夏。在临洮、临夏、陇西、岷县等地区，始终没有找到临夏事件的头人喇叭阿訇，我们找了二十多天，才打听到喇叭阿訇已进入草地活动。由于寻找困难，我们便分手了。
  一九四〇年冬我回到关子镇，正值当地群众控告恶霸地主阎自德欺压贫苦农民的事件，我遂帮助群众同赴天水县城告公状， 不料在二月初的一个清晨，被敌人在天水西关一家小店内将我抓去。我被捕后，关在天水城防司令部。当天并未审问，把我捆绑起吊在一间空房里，整整一天未给点滴汤水，天黑时有一个士兵进来把我放下，改押到禁闭室里，我的两只胳膊仍捆绑着，还把绳子的另一头从窗孔穿出拴在院中的一棵树上，使我无法睡倒， 也不能转动。第二天伪团长陈子敬审问我，一上堂先将我打了一顿扁担，我几次被打晕过去，用凉水喷醒过来，问我是共产党的什么人，搞什么工作，我只承认是红军的伤兵，其他一概不知。 于是他们再打，这天光扁担就打断两条，我始终未变口供，因为我回到天水后，红军伤兵是公开身份，敌人没法，又用电刑，仍是一无所得。最后陈子敬暴跳地大喊道：“拉下去，明天再打， 再问！”我被打得遍体嶙伤皮开肉绽，再未提问。同押的犯人很多， 他们都很同情我，用鸡蛋清和黄表纸敷在我的伤口上，拔出瘀血，疼痛才稍见松一些。在同牢难友的关照下，我的伤势日渐痊愈。又过了一段时间，陈子敬请来天水县长王汉杰，对我进行会审，仍然给我用了刑，我还是那一句话：“红军的伤兵。”再打，再问，没有旁的话说。敌人没法，便给我带上大镣，解送至天水监狱。
  在天水监狱的半年多，敌人并未发现其他可疑的地方，便叫我找保具结，只要不逃跑，就允许开镣参加劳动。我找了保人后，行动就比较自由了，有时还可以给监狱里其他犯人出外买烟买饭，有时叫去给菜地里放水，通宵不回监狱。但我一再考虑， 敌人虽然对我行动比较放松，但决无释放我的迹象，如果一旦有新情况，还会发生性命危险，因此我时刻准备伺机越狱，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我趁给监狱里的犯人把捻成的毛线住出送的时候，就跑出城，连夜跑了一百一十多华里到关子西南高家庄我的姑母家中。第二天中午，关子街上一个地主带着三个法警追捕来了。他们一进我姑母的院子，没停步的挨门搜查。我躲在驴圈炕上躺着，门虽开着，但没进来。这时我姑母急切地招呼他们，让进上房，递烟烧茶，张罗做饭，趁敌人不注意，把情况告诉了我，顺手将驴圈门关了。我从门缝里看见那些家伙枪立在炕边，坐在炕角里抽烟、喝茶、等饭。当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院子四面是高墙，怎么能出去呢？正在发愁中，忽然发现驴圈后墙顶有个窗户，墙上又挂着锯子和绳子，我便取下锯子，轻轻地锯断了窗棂，在窗框上拴上一根绳子，爬出窗户，顺着绳子蹓下去脱了险境。
  我从高家庄逃出后，一口气跑到渭源，住在毛得功同志家里。毛得功和我同在天水监狱受过难，在他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又回到关子陈家磨。回去不久，监狱派人第二次到陈家磨抓我， 敌人沿着磨房一座一座的挨次搜査。我在乡亲和地方群众的掩护下，从陈家磨过河上了牛家湾（陈家磨到牛家湾相距不到五里），敌人这次又扑空了。但敌人并不会就此罢手，同时我被羁押将近两年，急于要找上组织关系，便在亲友的帮助下，变卖了家里的一些东西作为盘费，上了兰州。
  同年冬，我在兰州找到甄载明，他当时在甘肃省驿运处当秘书，收留我住在他的宿舍里，又给我在马车队找了个临时糊口的工作，董邦这个名字，就是他给我介绍工作时取的。马车队经常从兰州运钨砂、羊毛到酒泉、猩猩峡等地，回程装汽油等物资， 直到咸阳、广元等地。我一边暂时在马车队工作，一边探寻组织， 干了一年多就被解职，又在甄载明夫妇的帮助下摆小摊维持生活。这时甄也失业了，他夫妇离开兰州去平凉谋生，临走时介绍我认识了黄键。在甄走后，我继续卖瓜果维持生活并找寻组织。 直到一九四七年夏，在中山林与葛曼同志接上了关系，才找到组织，开始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