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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仲在甘、青的一鳞半爪秦怀 玺 孙连仲，河北雄县人，幼年即投身于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由于冯玉祥赏识他“忠实勇敢”，逐渐擢升为团长、旅长、师长以至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在孙连仲部奉调到甘时，我参加了总指挥部宣传处的工作，对于他在甘青的活动略知一二；现就回忆所及，写了出来，以供参考。
   一九二八年，孙连仲部在河南平汉线地区和直、奉军作战胜利后，适值西北军在甘部队大多调赴豫、陕一带，甘肃主席刘郁芬部主力只剩二十五师戴靖宇一师及一些零星补充队伍；而任河州（临夏）镇守使的赵席聘，因为残酷横暴，引起地方骚动，西宁方面的回族武装力量，便乘机扰乱西北军后方。马仲英先在循化缴了西北军的少数枪枝，纠合人众起事；继到循化、河州交界处的大来加山，解决了西北军一个连，声势壮大起来，就率众进抵河州，发动反西北军的战事。接着西宁的青马队也变出来，开到河州，打西北军。赵席聘兵力单薄，困守河州，恐慌已极。同时，凉州（武威）镇守使马廷勷，又与西北军刘志远团发生了战事。河、凉一带人民，受了回、汉统治阶级的挑拨、指使，演成回、汉仇杀局面，以致兰州城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是年夏又将孙连仲部由河南调来甘肃，应付河、凉事变。
   孙连仲部到达兰州后，即分路向河州、凉州地区进军，打击回族武装力量，严厉镇压回族人民。在孙部经过永登满城时，沿途死尸堆集、臭气冲天，一片凄惨景象，令人不忍卒睹。进到古浪县城，因北伐军郑汴会师后，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清查各军宣传处共产党员，将总部宣传处予以撤销。是年冬天，孙连仲终于凭借高树勋、安树德（回族）、魏凤楼三个师和刘郁芬部二十五师的兵力，将河、凉地区回族武力基本上击溃，并进行了残酷血腥的镇压！部队看见回民聚集或逃跑，不分男女老幼，尽行屠杀，其中最凶狠最残忍的要算二十五师师长戴靖宇和副师长李松昆了。河州事变初起，李松昆派秦发生、陈海亮等四个营，由唐汪川、牛心山、柳树湾一路侧击回族武力及西宁来的青马队；而柳树湾一役，最为激烈，屠杀之惨，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松昆亲自带领的一部主力，七十四旅李仲斌部的三个营，由狄道（临洮）进兵；四十九旅赵席聘部陈保江的一个营及刘兆祥部，到了河州，在八坊、尕兴集、双城等地，更是疯狂屠杀，惨绝人寰。后来我在南京遇到李松昆，他还洋洋自得地说：“我在甘肃剿匪，最恨回回，在作战中一次就屠杀了一千多人。” 孙连仲在击溃了回族武装力量后，即回兰州和清朝端王的女儿罗毓凤结婚；不久又被任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派田昆山为青海省党务筹备委员，带同李天民、郭学礼、康问之、翟玉航、尹尚谦、马永安（河南人，到西宁后任青海省军民联合处处长）等前往青海工作。河州、凉州地区战事逐渐平息，孙连仲部主力全部开往西宁。当时马麒、马麟等地方军阀，颇为震惊；西宁附近的回族部队和回族人民也骚动起来。孙连仲除派队分赴各县进行搜剿，残酷镇压外，并把主力部队集中在西宁城郊，耀武扬威，以资镇慑。一九二九年一月，孙连仲在就任青海省主席职时，又大肆调集队伍，在街头巷尾严密警戒，同时将所有炮兵集中会场，连续鸣放，声如雷动。在场的马麒、马麟都被慑服，其他地方统治人物，更是惊惶失色。是年秋，青海地方战乱平静下来，由于青海省建设厅长马麒暗中送钱送礼，进行活动，孙连仲又发表马麒之子马步芳为旅长，用以笼络。孙连仲在青海十个月，以血腥统治手腕，镇压了地方回族力量，并大量搜刮青海土特产，如鹿茸、麝香、藏红花以及金玉等珍贵物品。他的军法处长严乐詹，用严刑酷法掠获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利用编遣会议，要裁汰西北军的部队，冯玉祥便将所部撤回郑州以西地区，与阎锡山会晤，酝酿讨蒋战争。刘郁芬已被调往陕西，于是又将孙连仲调回甘肃。孙临走时，受了马麒二十万元现洋的“礼物”，青海省主席一职便由马麒接任，不久马麒死去，又由其弟马麟接任。
   同年十一月，孙连仲在兰州就任代理甘肃省主席职，并发表袁其祓为省政府秘书长，张爱松为教育厅长，邓德堂为财政厅长，田镇南为总参议；同时大事更动各县县长。孙代理甘肃省主席三个多月，在政治上并无新措施，仍沿袭刘郁芬的作风，征兵征粮，加重人民负担；特别是在征兵方面，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当时人民把征兵叫做“拔壮丁”，而“拔壮丁”就意味着“妻离子散，家破人死”，真是人民的头等灾难！由于孙部来甘接连打仗，部队伤亡很大，严令各县县长就地征集大批青壮年，填补缺额，扩充实力。到孙离甘时，所属高树勋、魏凤楼、安树德及李松昆（此时已归孙指挥）四个师中，甘肃青壮年约占三分之一以上。但孙连仲对于民国十八年甘肃地方的自然大灾害，纵然演变到人吃树皮草根甚至人吃人的严重程度，却没有做出一点有效的救济和抚恤，仅仅为了掩人耳目，沽名钓誉，曾派他的军需处科长孟企三以地方的丰黎社仓些许存粮，在兰州东关外“放粥”。无奈粥少饥民多，不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反而引起附近各县饥民齐来就食，拥挤争夺，乱成一片，结果挤死踏死了好些人，有许多人仍然饿死了事！这些死了的饥民，完全被埋在“万人坑“内。据估计：民国十八年甘肃全省饿死的人，约在一百万以上。
   西北军刚入甘时，由于作部队政治工作的多系共产党员，刘伯坚曾任冯玉祥的政治部长，宣传革命，目标鲜明，同时冯军军纪优良，群众对西北军还很同情；后来国民党清党，共产党员离开了西北军，因此政治方向不明确，在甘肃酿成回汉仇杀局面，加上十八年严重的大旱灾和西北军不断地要兵、要粮、要钱，人民已苦于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对西北军的同情就一变而为无限的仇恨了。一九三〇年三月，孙连仲离甘，留高树勋部迟开多日，甘肃省政由八大委员负责，而以王桢代理省主席，省府各厅局长仍多为西北军老人。孙部离甘东下时，还派孟企三拿着孙连仲的名章，在沿途各县索取款项；地方驻军开走，也以“开拔费”名目要款，如独立师张自忠开走时，就向天水县要了十万元现洋。出发部队，又大量征集民间车马、驼骡、驴子等，到潼关后一律变卖；有些车畜主人跟到中途，怕被拉去当兵，早就溜走了。部队中营长以上的军官，离甘时大多带着家眷、资财，乘坐二马轿车，后面跟着卫队。陇东地方武装陈珪璋、黄得贵等扬言，要西北军把甘肃的子女玉帛留下来，方让过去。实际上大兵过境，威风凛凛，他们虽然看到车载累累，但因力量有限，无可如何，只有暗恨而已！ 孙连仲离甘前，奉令将部队番号改为讨蒋第五路军，以赵大璞为参谋长，辖高树勋、魏凤楼、安树德、李松昆四个师，于三月底开到陕州，转平汉线一带与蒋介石军队作战。阎、冯讨蒋失败，孙连仲投降了蒋介石，所部改编为二十六路军，孙任总指挥。一九三一年一月，孙以“江西剿匪督办”名义率部前往江西“剿共”，连遭失败后，将部队开到宁都休整。适逢孙连仲到南京开会，十二月二十四日晚，由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召集季振国、董振堂、赵安仁等密商起义，并以开会为名，将师、旅、团长李松昆、王恩布、张昉昭等当场扣留，立即发动部队参加革命。部队出发不久，在途中遇到红军政委刘伯坚，携带大批食物欢迎起义部队。经过这次事变，孙连仲凑集残部，编成两个师，在南城、宜黄、临川等地作战连续失败，又被蒋介石缩编为二十七师，由冯安邦任师长，黄樵松、阎廷俊分任旅长，而孙连仲的所谓“江西剿匪督办”也就无形取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