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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珪璋“起家”的经过 陈珪璋（别号汉卿）是甘肃庆阳县人，生长在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父和伯父均是前清武举，在董福祥部作过都司一类官职）。家中虽有少量土地，陈从小就没有参加过主要的农业劳动，也没有读过书，曾一度当过店员。后来在甘肃军队谢有胜部下当过兵，打仗奋勇。一九二五年谢部被西北军打败交械后，陈到黄得贵部当副官。不久黄也被西北军打败，退到陕西耀县一带山区。在黄去大连后，陈遂回到自己家乡庆阳。当时因生活无着，常与帮会分子赵文华等赶集（集市）赴会（骡马会），依靠赌博为生，常获赌利，尽情挥霍，因此，为地方人所卑视。如当时庆阳游击司令谭世麟（庆阳八大家地主阶级代理人）恶霸一方，为所欲为，对陈的作为，妒愤不满，见面时辄加斥责。陈对谭也表示反抗，双方结有仇怨。
   一九二六年，陕西姜宏谟部窜扰庆阳，谭对该部力量估计过大，事先率队出城逃避。姜部不费一枪一弹到达城下，正在部队进城之际，陈珪璋与赵文华等约集多人，乘其无备，以城上土炮轰击了数响，姜以城内有埋伏，竟被吓走，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从侥幸中得以保全。于是过去对陈所不满者，反而对陈发生好感；同时对谭世麟的未战先逃，地方人也流露不满情绪。陈等依此骄傲，往往在街头巷尾，对谭讽刺嘲笑。谭恼羞成怒，乃派兵捕抓陈等，欲图报复。陈闻讯逃跑，谭将陈父和不满十龄的孩子陈满娃兄弟二人以及陈的弟弟等四人抓押顶案。从此陈、谭之间的仇怨，愈结愈深。
   陈逃到陕北保安县，无以为生，投奔当地某油坊作小工。油坊主人察其言行，不似工人，屡次追问其来历，陈具实以告，说明自己的志愿。油坊主人嘉其老诚有志，将家中所藏毛瑟枪一支赠陈，嘱其图大事（当土匪），临行并多给工资。陈得此枪，并受到鼓励，偷偷回来，又受其父的多方勉励，决心准备起事。以后陈当了师长，经常把这一支毛瑟枪高悬堂屋中央，当着神圣事奉，以资纪念。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甘肃连遭空前旱灾，饿死人的现象，到处皆是。有些灾区，还有人吃人的现象。但地主阶级对灾民又多方勒索，再加上西北军的压榨剥削，一时人心浮动，反抗情绪不可遏止。陈珪璋就在这时，在他父亲沽酒宰羊鼓励之下，与赵文华、杨豁豁、李福录等结为五大兄弟，在庆阳南梁揭竿起事。随后又续为七大兄弟（即汪飞西、赵文华、陈珪璋、郭镇海、李福录、杨抱诚、杨豁豁），以赵文华为首，组成“甘肃义军混成团”，赵为团长，汪飞西为参谋，陈为第一营营长，打着反对西北军的旗帜，以抗兵抗粮抗款为号召，一时从者很多，先后收缴了庆阳、环县、宁县、正宁、合水等县保安团和警察局的枪支，把徒手队逐渐武装起来，成为一支反统治、反压迫的地方武装力量。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赵文华在围攻合水县城时，负伤毙命。
  陈珪璋在一时愤激之下，身先士卒，奋勇攻城。部众在陈的义愤鼓舞下，一鼓作气攻进城去，消灭了合水城内的驻军和警察队，为赵文华报仇雪恨。事后部众感于陈的义气和勇敢，一致拥陈为首领。从此，陈珪璋就继任了团长职务，很快地发展起来。当时陈深感自己威望不高，号召力不大，在饷械两缺的条件下，困难重重，决定先请一位夙孚众望之人来作领导，既可扩大影响，以广招来；又利于对外联系，进行活动，等到实力充实，基础巩固后，再作实际领导人。部下亦同意陈的这种意见。
   当时陈珪璋所考虑的人选是黄得贵。因陈于一九二五年在三原被迫交械后，曾投入黄的部下当过付官。当时黄为甘军旅长，有善战之名；同时好理民刑诉讼，又有“黄青天”之称，黄的作为，为陈素所敬仰。而黄自与西北军作战失败后，流亡大连。陈遂提出请黄来作过渡领导的问题，部众一致同意。同时，黄在大连闲住数年，也有“久静思动”的念头，想借此机会，招兵买马，以发展统治甘肃的迷梦。加以前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逃往大连亦想卷土重来，一再怂恿黄先成行，企图俟黄创有基础，他再回甘作总领导人。黄对张的意见，虽唯唯否否，但由于回甘心切，乃自找门径，通过国民党军阀何成濬的介绍，蒋介石给黄以“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名义（逆指冯玉祥）。但有名义而无实力，感到无从下手。适逢其会，陈珪璋派人来请，真是无限美妙的机会。黄遂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回到甘肃宁县早胜镇（陈部驻地）。陈珪璋率队迎接，一见翕然如故，彼此互相利用。
   黄到陈部之后，即揭出“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旗帜，全军称黄为司令，陈亦以部属自居，听黄领导。及相处日久，陈所希望于黄者无显著表现；而黄对陈往往采取压抑态度，陈颇不满。同时，黄看到陈部的帮会作风、粗野不堪；又因借筹军饷，大“拉票子”，弄得宁、正等县人民怨声载道，曾有地方士绅，跪地求见黄司令，请制止“拉票子”的举动。一日当着陈面，黄以掌打自己的脸，表示耻辱，不愿与陈为伍。陈当时对黄下跪认错，表示以后坚决制止“拉票子”行为，但思想上对黄益怀不满。再加上陈的骨干汪飞西对黄素不重视，一贯坚持反对态度；陈的其他部下，也有人主张将黄撵走。于是陈、黄矛盾日深，黄在不得已情况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间离开陈部。陈派营长杨得春护送到环县贺连湾，黄遂由此带一连骑兵到达固原，与李富清民团合作，另成为一支地方武力。黄走后，陈将“甘肃义军混成团”改称“革命军西北讨逆军”，陈自任司令，汪飞西为参谋长。二陈珪璋与西北军 陈珪璋反对西北军一直是坚决勇敢的。在其部队初具规模尚未成熟时期，于一九二九年曾与西北军的施纪叔师，在镇原县殷家嘴打了一仗，虽给西北军以一定打击，但毕竟是乌合之众，经不起阵地战。退到陕西旬邑一带，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整，实力又逐渐成长起来。此后，与西北军不止一次地在邠县、长武、泾川沿交通大道地区进行游击战，曾获得了多次的胜利，给西北军以相当大的威胁。同时西北军中甘籍官兵，也有不愿跟西北军出关作战，投降陈部的很多，如杨抱诚、郭镇海、扬得春等，都是西北军的连、排长，带着整连整排部队投降的，因此，就扩大充实了陈的实力。陈部遂于一九三〇年农历正月间，由旬邑移驻宁县早胜镇。后在西北军冯治安师、马鸿宾师、施纪叔师的四面包围进剿下，不得已才投降了西北军，接受了西北军的改编，将“讨逆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以陈任旅长，遂由早胜镇移驻西峰镇。不久，西北军东调，留守力量极为薄弱，全省已成混乱局面。陇东重镇平凉，已在土匪王富德、吴发荣、惠彦清等部包围之中，人心惶惶不安。陇东行政长兼绥靖司令杨承基派代表到西峰镇请陈派队解围。陈遂借此机会，于同年四月间，全部开驻平凉。
   一九三〇年，陈部科长李清馥曾介绍刘志丹到平凉与陈取联系，陈给刘志丹以十一旅旅长名义，支持刘志丹回陕北活动。刘到陕北后，闻陈尚以枪弹服装接济。有一次把接济的物资运到庆阳转陕北，被陈部旅长蒋云台扣留。随后，陈与孙蔚如进兵兰州，陈、刘联系遂断。三 陈珪璋在平凉 陈珪璋进驻平凉不久，即借故杀了杨承基，并收缴杨部所有武器，以表示反抗西北军的决心。将原有四个团，整编为一、二、三、五、七五个旅，以谢绍安为第一旅旅长，郭镇海为二旅旅长，杨抱诚为三旅旅长（杨死后以孙远志接任），杨豁豁为五旅旅长（杨死后以蒋云台接任），李彦和为七旅旅长。还编制了两个骑兵团，以刘庆祥、惠彦清分任团长。另外，还有司令部直属的营、连、队。几年来的乌合之众，一变而为正式军队，不但有了军事制度，而且重视了军事训练；官兵一律换上灰布军服；粮饷按月由军需处发给。同时，把过去存在的一些奸淫掳掠和“拉票子”等行为，大力改正。对行政也开始重视，以汪飞西兼任陇东行政长；各县县长人选，亦予调整。惟陈是以帮会起家，所有部队中的主要骨干，都是帮会分子充任，很少有知识分子参加。陈当时感到自己摊子大了，需要延揽人才，于是大开“敬贤礼士”之门，计先后被延揽到的知识分子有秦峻峰、牟月秋、柯与参、孙伯泉、张桂山、李镜堂、高紫岳、胡耀武、孙远志、韩国士等。后来还把刚由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安立绥（学陆军的）待为上宾，准备以副师长留用，但未实现。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组织了政治处，以孙伯泉为处长。一九三〇年五月间，执行省政的省府八大委员杨思等，派了任丹山、秦峻峰为代表，到各地进行和平联系。陈珪璋派代表张本仁，与马廷贤的代表马建谟、鲁大昌的代表桑汤六同到固原与黄得贵联系，协商组织甘肃联军，消灭西北军问题（当时兰州尚为西北军残部雷中田部驻守）。决定推陈为陇东路联军司令，黄得贵为陇北路联军司令，马廷贤为陇南路联军司令，鲁大昌为陇西路联军司令；在天水设联军办事处，公推马建谟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准备夺取兰州。从此陈珪璋又取消西北军所给的暂编第一旅旅长名义，揭出了陇东路联军司令旗帜，与西北军完全对立起来。陈为了实现独霸陇东的野心，首先派旅长杨抱诚率队消灭吴发荣，不仅取得了静宁地盘，同时对隆德、庄浪两县，也从黄得贵势力范围内夺来。从此，陇东十七县的军政大权，基本上为陈珪璋所独霸。四 陈、黄互拼与黄得贵被暗杀 陈珪璋在夺得静宁、庄浪、隆德三县之后，原抑派杨抱诚乘胜西进，直扑兰州，以作统一甘肃的先驱。惟因当时黄得贵不甘心隆、静、庄三县地盘的被夺，乘杨抱诚西进平凉空虚之际，于一九三〇年秋，派团长李富清袭击平凉，欲乘其不备，消灭陈部。李富清指挥固原军队，直抵平凉城下时，陈珪璋一面指挥城内驻军迎击，一面电调杨抱诚率军回援，将固原军队予以包围。陈亲自督战，并将部下怯战不前官兵，连毙数名，在内外夹攻之下，固原军不支，纷纷溃退，李富清负伤阵亡，陈珪璋亲斩李首，打着得胜鼓回城。
   黄得贵既失去三县地盘，又伤亡一员可靠将领，对此失败更不甘心。于是加紧整顿部属，又联络陕西杨万青、毕梅轩、刘得才等部（均系甄寿山部，甄失败后窜入陇东），准备二次进攻平凉。陈珪璋闻讯大为不安，当派和平代表四人（我是代表之一），到固原向黄得贵卑词求和，只要黄不再攻平凉，仍愿服从黄的指挥。在此情况之下，黄果然被其软化，允许不再进攻平凉。陈、黄关系，从此表面趋于缓和，实质上矛盾仍严重存在。结果在一九三一年冬，黄得贵被陈的参谋祁鼎丞勾结地方无赖李盘丞暗杀。事后据祁亲谈，他杀黄得贵是陈珪璋与汪飞西所指使的。五 陈、杨会晤与陕军入甘 一九三一年，陈珪璋占据陇东十七县以后，部队逐渐扩大，力量随之充实。通过国民党中央视察员马文车、严尔艾、谭克敏、刘秉萃等人的电保，和陈部各方面的活动，蒋介石给陈以“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名义。但军需饷械，毫无补助，完全仍由地方供给。陈珪璋既取得了“陇东王”的地位，更想进一步作统一甘肃的打算，但感于军械仍不充实，对外联系不广泛，几经派人到上海购买枪械子弹，但陕西杨虎城一关打不通，即枪弹买到，亦运不过来。陈珪璋常常说：“杨虎城可以致我的死命”，即指此而言。因此，联络陕军，成为当时陈珪璋最迫切的问题，曾派秦峻峰等不止一次的到西安，通过各种关系，设法与杨虎城接近。杨当时为西安绥靖主任，他是大西北主义者，不容许甘肃的割据局面长此存在下去。感到陈珪璋所割据的陇东各县，是甘肃的第一道门户；陈所统率的两三万军队，也是一个相当雄厚的力量，如果能将陈的关系搞好，就可以变阻力为助力。于是也先后派陈冠三、杜斌丞等与陈珪璋取得了联系。在陈、杨双方谅解之下，陈珪璋于一九三一年秋，应杨虎城的电邀，亲自去西安与杨会晤，协商统一甘肃问题。
   陈的内部，原分陈（珪璋）汪（飞西）两派，在陈去西安前夕，两派的看法不一：陈派不主张陈亲自去陕，恐出危险，主张由汪飞西代表前往；汪派认为陈、汪身份不同，非陈去不足以表示诚意，遂决定由陈亲去。但陈派中的主要人物如李镜堂、张桂山、刘庆祥等，以他们阻陈计划失败，请我向陈分析利害，意在劝阻。我向陈传达了意见后，陈说：“大丈夫一句话说出，就不能失信。我到西安，他要求什么，不答应什么。至于以后怎么办，那还在我们哩。”陈珪璋到西安后，受到杨的盛大欢迎，此种欢迎局面，为陈有生以来所没见过的。陈在感奋之下，把亲生儿子拜给杨作义子，与杨拉成“干亲”。并对杨说：“我的出身不正，今见主任，如拨云见天，实在感激光荣的很！”杨说：“咱的出身还不是一样么？”陈听了感到非常舒适。后来杨谈到派十七师入甘平乱问题，陈满口答应，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全力协助一切。杨又说：“甘乱平定之后，立即派兵去打宁夏。成功之日，就以你为宁夏主席。”陈听后更感欢欣。杨部的主要将领冯钦哉、孙蔚如等，均与陈结拜为异姓兄弟，表示“精诚合作”。陈在此意外的光荣鼓舞下，离开西安回到平凉，每与部下或朋友交谈时，常以西安的欢迎盛况，引以为荣。
   一九三一年冬，孙蔚如率十七师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入甘平乱。孙一入甘境到了泾川，陈即派代表前往欢迎（我是代表之一）；孙到平凉，陈又开大会欢迎。在表面上，陈、孙之间，似甚融洽，但骨子里是同床异梦。如就进军兰州的问题而言，孙一定约陈一同前进，并肩作战；而陈允许派队协助，不愿亲自前往，思想上顾虑很大。但孙坚决邀陈亲往，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精诚合作。实际上孙对陈不放心，恐孤军深人，陈留平凉，使陕军有后顾之忧。这是陈、孙矛盾的主因。因此，孙对陈曾说：“我们的团结是精诚的，不可有丝毫怀疑。我对你如有坏意，欢迎一颗大炮弹。”说时并指着自己的头颅。陈在这种“精诚”表示之下，允许一同前往，但思想上仍是顾虑重重。当陈去兰州计划未决定前，陈的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汪派主张陈去，陈派与此相反。陈派中的主要人如李镜塘、刘庆祥、张桂山、祁鼎丞等，又来请我去劝阻。我对陈谈过以后，陈的表示是左右为难。最后唉了一声说：“好吧！他一定要我去，我就去。大丈夫把命交给天，走着看吧！看他收拾我呢，还是我收拾他呢？”我本来也是不同意陈一同去的，但看到陈已下最后决心，只好不再劝阻。由这种情况来看，陈、孙的所谓“精诚团结”，原来就是虚伪而不可靠的。在陈随孙向兰州进军后，孙仍在平凉留驻一团人，名义上是维持西（西安）兰（兰州）交通运输，实际上是对陈防备的具体措施。
   十七师两个旅的旅长是杨渠统（即杨子恒）和段象武，率队先开；陈部孙远志旅和两个骑兵团接续西进。到静宁时，雷中田部第三旅旅长石英秀率部投陕军，故一同前进。一路上陈、孙部队，先后交插，陈、孙两人，并车而行，到达介石铺，杨旅和陈部直趋会宁；段旅和石部经义岗川开向定西。会宁即西北军防地，有雷中田部第三师（实际只有一个工兵营，营长刘开珩）防守，由师长王家曾亲自指挥，准备抵抗（会宁原计划不守，因当时谣传王已投陕，故王负气死守）。陈、孙计划分两路进攻，孙部担任正面攻城，陈部骑兵团绕道会宁之北，出距会宁二十华里的鸡儿咀，截断西北军在定西与会宁之间的联络线，东西夹击。陈珪璋当时估计会宁是西北军第一道防线，兵力一定坚强，不可能马上攻下。即密令他的骑兵，相机前进，候观察正面战况后，再下令进攻。不意会宁守军，战斗力极弱，一攻即破，师长王家曾被俘，战争在很短期间即行结束。陈部骑兵尚徘徊于北山之间，等候陈的命令。孙对此表示不满，当面以陈部不听命令而提出批评。陈转面对部下申斥一顿了事。
   定西是西北军第二道防线，雷中田派旅长潘振云防守。陈孙分三路攻打，十七师杨旅由清凉山攻击正面，段旅由定西南川向北攻击，在定西城会师；陈部派骑兵两团绕道定西北山攻打距县城四十华里之巉口，准备截断西北军归道。这次陈对定西敌人的战斗力量，又估计错误。他认为会宁易下，定西必然不难攻克。倘蹈会宁复辙，恐有诸多不好。于是命令刘庆祥、惠彦清两团，必须很快攻下巉口，以与孙军争雄。不意情况恰与会宁战役相反，在敌人大刀队的顽强抵抗下，杨旅损失极大，几乎不能支持。幸段旅增援，才转为相持的局面，但仍不能取胜。正在此时，陈部攻下巉口，定西、兰州之间联系中断，定西陷于包围之中。时雷中田亲临定西指挥，以巉口被截，兰州情况不明（时传留守兰州的高振邦已变），连夜逃往内管营，命旅长石玉修率队投鲁大昌，雷本人去四川。雷师的高振邦旅，在联系中断后，逃往皋兰北山水埠河一带，兰州仅留少数警察维持秩序。兰州士绅杨思、张维等派代表欢迎孙、陈军队进城，战事至此即告结束。
   孙、陈进入兰州，论功行赏，巉口之功，是首屈一指。孙对陈一再赞扬，陈亦以殊功自居，更增加了骄傲情绪，渐渐对孙不太服从。孙、陈关系，从此日益恶化。六 孙、陈矛盾日深与陈珪璋之死 孙蔚如是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入甘平乱的。进入兰州后，又以宣慰使名义兼代伪甘肃省主席，军事政治，统一由孙负责。杨子恒兼任了兰州警备司令。陈珪璋一到兰州，恃功骄傲，又受到秦峻峰等一般土政客的怂恿挑拨，无论在阅兵场合或宴会当中，与孙平起平坐，毫不谦让。孙为了巩固军政大权，派代表向各方联系；而陈珪璋也派代表向各方联系，招致孙的极端嫉忌。当时，兰州战事虽告结束，而省内割据局面依然存在，事权尚未统一；财政收入，仍归各区所有，仅靠兰州范围内的粮款，是入不敷出的。特别是军队过多，军需浩繁，粮秣一时补给不上，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陈珪璋以陇东收入之款，十万八万，一批一批兑兰，不用在军费开支，竟在暗中收买孙部枪弹，积极充实部属。而在粮秣问题上，又常常派人在粮台打闹，这又为孙所不能容忍。孙、陈原有计划，在甘乱平定后，进一步攻打宁夏，为陈开拓地盘。但孙急于巩固政权，对攻取宁夏，尚未计及；陈以目的不达，对孙更有怨恨。于是千方百计的暗中与甘肃大绅杨思、张维等计划，进行“甘人治甘，陕军回陕”的活动，把这种标语，直贴到伪省政府门口，引起孙的极大不快。此外，陈为保荐陇东十七县县长，曾将其参谋、秘书等亲信人员，开一名单送孙发表，孙照名单发表了十五人，只有灵台、庆阳两县县长，未照保荐名单发表，陈大发雷霆，当时就要向孙质问。经我和许多人力劝乃止。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孙、陈矛盾，至此已极。旁观者为陈担忧，但在秦峻峰等包围怂恿之下，陈不自醒悟，亦不警惕，彼此矛盾，终于演变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发展到陈珪璋的被杀害。至于陈致死的经过，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是： 在一九三二年春节期间，陈珪璋与有些人聚赌玩乐。陈因精通此道，参与者无其对手。十七师团长王劲哉，常去陈处豪赌，竟输银币五万余元，照数付还，力量不够，欠债，有伤面子。王的性格恃强好胜，向不与人说下情话。在此情况下，只有利用孙、陈矛盾，谋害于陈。于是暗结孙的参议王宗山，捏造事实，说陈业已准备成熟，发动叛乱，若不及早下手，必为陈所暗算。说的确凿有据，动人听闻。孙蔚如在疑信不决之时，二人几至泪下。孙最后决定请杨子恒去商议。孙、杨等人密议后，认为情势既然危急，应以先下手为强。孙即令杨子恒立即布置，逮捕陈珪璋。乃于农历正月十五灯节之夜，杨令其特务营长杜耀宗率士兵数十人，借抓逃兵为名，冲进陈的赌场——佛照楼旅馆，将陈捕获，当夜活埋于省政府西花园（陈死时年三十一岁）。对秦峻峰也是同时搜捕杀害。当事变发生时，陈在兰部队的旅长孙远志趁春节机会，带卫队数十名，回临洮原籍过年；刘庆祥、惠彦清两团长和部分带兵官，都进城赌博或游玩，多不在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陈部遂被包围解决。陈被处死后，驻平凉陈部，以消息隔绝，尚无所闻。汪飞西等于正月十六日，正在忙于为部下军官郭镇海结婚，大吃大喝，防务松弛。是日夜，杨子恒旅留驻平凉的一个团，奉令向陈部突然袭击。当时驻平凉陈部原有二、七两步兵旅及许多直属部队，论实力，大于杨部数倍，但汪飞西等，一闻枪声，手忙脚乱，仓卒应战。天将明时，城内主要街道均被陕军夺占，各城门守军，均被缴械。汪飞西与郭镇海、李彦和等越城墙逃出。平凉遂为杨部黄照华团占领。陈部驻灵台之第一旅，驻西峰镇之第五旅及留守泾川的第三旅，共计约五六千人，闻讯纷纷逃往庆阳一带，群龙无首。后被杨子恒派人将第一旅收编，旅长谢绍安“解甲归田”，蒋云台率第五旅往陇西投归鲁大昌。轰轰烈烈一时的陈珪璋部，就此结束。接着杨子恒以陇东绥靖司令名义，驻防平凉。
   一九三二年邵力子主甘，孙蔚如交出政权，率部驻防平凉时，一日约我谈天。在谈到陈珪璋问题时，我问他：“陈珪璋问题的如此处理，是你的成功，还是你的失败？”孙说：“那不仅是三十八军（十七师扩编的）的失败，是整个西北的失败。”我问：“既然如此，何必那样处理？”孙说：“两虎相斗，先下手者为强，事情已演变到那个程度，咱不杀人，人便要杀咱。”这一席谈话，也可作为陈珪璋之死的一个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