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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现保存有陇西李氏镌刻的石碑三通，其中《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的碑阴，实有石碑两块，不同时期的碑文三种，前人多有录文和研究，对碑名也多有不同称谓。
1．《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此碑有：“维大周圣历元年（698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肆日癸酉敬造”的纪年，人们俗称《圣历碑》。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有录文，并称此碑“碑首篆额‘大周李君修功德记’八字，已剥落……”罗振玉先生在《西陲石刻录》称此碑曰《周李君修佛龛碑》，向达先生在《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一文中称曰《李府君修佛龛记》，张维先生在《陇右金石录》称之曰《周柱国李君修佛龛碑》，李永宁称曰《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1］，孙修身称曰《李克（怀）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并序》［2］，马德称曰《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3］。
《圣历碑》上半部早已毁损，据徐松称“碑额篆书……已剥落”，碑名为后人据其内容而命名，因此造成各家称谓之不同。前人虽多研究，但录文又多舛误。李永宁先生据各家录文和残存碑文，特别是根据王重民先生校订本又进行了考释，使该碑碑文基本得到恢复，故可窥其大致原貌。
2．《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此碑有：“时大历十一年（776年）龙集景辰八月十五日辛未建”的纪年，俗称《大历碑》。《西域水道记》称此碑曰《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西陲石刻录》及李永宁文章称曰《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陇右金石录》称曰《李府君功德碑》，孙修身文章称曰《大唐李府君功德碑》，张书城先生称曰《李大宾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1］。此碑保存较完好，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字迹尚可辨认，名曰《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故应以碑额名称命名。
3．《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并有“口口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口”的纪年，据各家考证，残缺年号乃唐昭宗乾宁年号，故人们简称曰《乾宁碑》。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近年各家文章均以碑额统一命名，但早年研究者除《西域水道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命名与碑额一致外，其余各家则不尽统一，如《西陲石刻录》称曰《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陇右金石录》称曰《李氏再修功德碑》（目录小注曰：“即李府君碑阴，乾宁元年”）。
以上陇西李氏三碑，对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因各家命名颇不一致，对研究者极感不便，且易产生误解，故应予订正。三碑中除《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碑额早已毁损，难予稽考，应以此名命名外，其余二碑均应以碑额统一命名。
敦煌石窟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而且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界极为瞩目，因此，敦煌学的研究，仍为当今国际上之热门学科。在敦煌学研究中，莫高窟创建史实及其发展演变的资料至为重要，这方面除大量的敦煌遗书文献外，还有不少其他实物资料，例如石刻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莫高窟重要的历史资料还首见于李氏碑中。《圣历碑》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台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这段记载至少说明有关莫高窟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莫高窟最早开凿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第二，莫高窟最早开凿第一窟的是沙门乐僔，开凿第二窟的是法良禅师，即“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其次又有建平公和东阳王的续开；第三，到了武则天圣历时，敦煌莫高窟的数量已有一千余龛。续建者建平公和东阳王事迹，近代学者也多有考证。
东阳王为北魏宗室元荣，亦作元太荣，任瓜州刺史，封东阳王。在他任守敦煌期间，开凿佛窟，广写佛经，以为功德。［1］据考证，今编号249、285窟乃东阳王在敦煌任职时所凿的洞窟。［2］李永宁先生根据碑文并经实地考察考证，认为285窟可能就是东阳王所凿之窟。［3］ 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约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于义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一样，任内在莫高窟继续凿窟造龛，雕塑佛像。据考证，今编号428窟为北周洞窟，规模宏大，壁画及塑像精美富丽。“此窟之修建非建平公莫属。”［4］当时莫高窟的情景，正如碑文所载那样：“实钟秀之幽岩，灵奇之境域也”，“四海人士、八方缁素，云趋兮赩赫，波委伦沸腾”，“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于天上。”这就是初唐时期莫高窟恢宏面貌的真实记载。
唐代，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以唐代前期，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实为当时东方极为繁荣的国际都会。举凡往来于丝路之上的商旅、使节及僧众，莫不以敦煌为集结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也无不以敦煌为中转站。尤其佛教东传首先从西域到达敦煌，后经魏晋时期的发展，敦煌便成了佛教圣地，凿窟、造寺、修佛、写经，成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也成了被统治者修造来世、解除痛苦的唯一精神寄托。武周时期，因武则天倡导佛教、尊崇佛法，佛教在全国广为传播，佛寺之修建也极盛一时，莫高窟凿窟修寺及其他佛事活动也空前高涨。这一时期留下不少著名洞窟，如陇西李氏穿凿的、今编号的332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广大地区，到了代宗大历时，敦煌孤悬一隅，城池面临陷落。原来敦煌及莫高窟繁荣景象，到李大宾立碑之时，已处于“口木夜警和门昼扃”，莫高窟也是“塔中委尘，禅处生草”的衰败景况。这就是当时敦煌陷落的情景。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领起义军民收复了沙州，从此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开始复苏并有了变化，李明振家族对李氏洞窟才得以重新修饰。同时还立碑作记，并将唐玄宗以后百多年来的敦煌及河西的历史在碑文中做了简要记述，“时遭西陲汩没，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歼绝玉关之路，凡二甲子”。
上述三碑除详细记载莫高窟始建、续修及发展演变历史外，特别是将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历史时期敦煌政治形势、政权更迭及地方统治集团之间内讧、争夺等情况都有所记载，是研究莫高窟历史和河西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等各个方面的可靠依据。
1．《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此碑有：“维大周圣历元年（698年）岁次戊戌伍月庚申朔拾肆日癸酉敬造”的纪年，人们俗称《圣历碑》。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有录文，并称此碑“碑首篆额‘大周李君修功德记’八字，已剥落……”罗振玉先生在《西陲石刻录》称此碑曰《周李君修佛龛碑》，向达先生在《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一文中称曰《李府君修佛龛记》，张维先生在《陇右金石录》称之曰《周柱国李君修佛龛碑》，李永宁称曰《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1］，孙修身称曰《李克（怀）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并序》［2］，马德称曰《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3］。
《圣历碑》上半部早已毁损，据徐松称“碑额篆书……已剥落”，碑名为后人据其内容而命名，因此造成各家称谓之不同。前人虽多研究，但录文又多舛误。李永宁先生据各家录文和残存碑文，特别是根据王重民先生校订本又进行了考释，使该碑碑文基本得到恢复，故可窥其大致原貌。
2．《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此碑有：“时大历十一年（776年）龙集景辰八月十五日辛未建”的纪年，俗称《大历碑》。《西域水道记》称此碑曰《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西陲石刻录》及李永宁文章称曰《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陇右金石录》称曰《李府君功德碑》，孙修身文章称曰《大唐李府君功德碑》，张书城先生称曰《李大宾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1］。此碑保存较完好，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字迹尚可辨认，名曰《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故应以碑额名称命名。
3．《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并有“口口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口”的纪年，据各家考证，残缺年号乃唐昭宗乾宁年号，故人们简称曰《乾宁碑》。碑额篆书四行，行三字，名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近年各家文章均以碑额统一命名，但早年研究者除《西域水道记》宣统《甘肃新通志》命名与碑额一致外，其余各家则不尽统一，如《西陲石刻录》称曰《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陇右金石录》称曰《李氏再修功德碑》（目录小注曰：“即李府君碑阴，乾宁元年”）。
以上陇西李氏三碑，对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因各家命名颇不一致，对研究者极感不便，且易产生误解，故应予订正。三碑中除《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碑额早已毁损，难予稽考，应以此名命名外，其余二碑均应以碑额统一命名。
敦煌石窟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而且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界极为瞩目，因此，敦煌学的研究，仍为当今国际上之热门学科。在敦煌学研究中，莫高窟创建史实及其发展演变的资料至为重要，这方面除大量的敦煌遗书文献外，还有不少其他实物资料，例如石刻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莫高窟重要的历史资料还首见于李氏碑中。《圣历碑》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台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这段记载至少说明有关莫高窟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莫高窟最早开凿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第二，莫高窟最早开凿第一窟的是沙门乐僔，开凿第二窟的是法良禅师，即“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其次又有建平公和东阳王的续开；第三，到了武则天圣历时，敦煌莫高窟的数量已有一千余龛。续建者建平公和东阳王事迹，近代学者也多有考证。
东阳王为北魏宗室元荣，亦作元太荣，任瓜州刺史，封东阳王。在他任守敦煌期间，开凿佛窟，广写佛经，以为功德。［1］据考证，今编号249、285窟乃东阳王在敦煌任职时所凿的洞窟。［2］李永宁先生根据碑文并经实地考察考证，认为285窟可能就是东阳王所凿之窟。［3］ 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约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于义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一样，任内在莫高窟继续凿窟造龛，雕塑佛像。据考证，今编号428窟为北周洞窟，规模宏大，壁画及塑像精美富丽。“此窟之修建非建平公莫属。”［4］当时莫高窟的情景，正如碑文所载那样：“实钟秀之幽岩，灵奇之境域也”，“四海人士、八方缁素，云趋兮赩赫，波委伦沸腾”，“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于天上。”这就是初唐时期莫高窟恢宏面貌的真实记载。
唐代，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以唐代前期，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实为当时东方极为繁荣的国际都会。举凡往来于丝路之上的商旅、使节及僧众，莫不以敦煌为集结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也无不以敦煌为中转站。尤其佛教东传首先从西域到达敦煌，后经魏晋时期的发展，敦煌便成了佛教圣地，凿窟、造寺、修佛、写经，成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也成了被统治者修造来世、解除痛苦的唯一精神寄托。武周时期，因武则天倡导佛教、尊崇佛法，佛教在全国广为传播，佛寺之修建也极盛一时，莫高窟凿窟修寺及其他佛事活动也空前高涨。这一时期留下不少著名洞窟，如陇西李氏穿凿的、今编号的332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吐蕃乘机侵占河陇广大地区，到了代宗大历时，敦煌孤悬一隅，城池面临陷落。原来敦煌及莫高窟繁荣景象，到李大宾立碑之时，已处于“口木夜警和门昼扃”，莫高窟也是“塔中委尘，禅处生草”的衰败景况。这就是当时敦煌陷落的情景。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领起义军民收复了沙州，从此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开始复苏并有了变化，李明振家族对李氏洞窟才得以重新修饰。同时还立碑作记，并将唐玄宗以后百多年来的敦煌及河西的历史在碑文中做了简要记述，“时遭西陲汩没，洎于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歼绝玉关之路，凡二甲子”。
上述三碑除详细记载莫高窟始建、续修及发展演变历史外，特别是将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历史时期敦煌政治形势、政权更迭及地方统治集团之间内讧、争夺等情况都有所记载，是研究莫高窟历史和河西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等各个方面的可靠依据。
附注
［1］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第1期）。
［2］孙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见《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3］马德：《敦煌李氏世系订误》，见《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
［1］张书城：《敦煌莫高窟的李白近宗》，见《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1］向在达：《莫高、榆林杂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补（摘要）》，见《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
［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见《敦煌研究》1981年试刊号。
［4］施萍亭：《建平公与莫高窟》，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