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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伪孔传以《洛书》数有九，禹因之以成九类之说非 自伪孔传有“《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及“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之说，后说《易》者皆以《河图》，说《洪范》者皆以《洛书》，纷纭胶葛，莫可爬剔。甚哉，其为经之蠧（du）久矣！及读《汉·五行志》，刘歆曰：“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乃知孔出于歆。向尝谓魏晋间书多从汉书来者，岂无征哉！虽然，《河图》，八卦是也，孔注《论语》有是说矣，要未可尽抹煞。盖《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与书同出伏牺之世。程子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即如前所云。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图、书，且图、书之法亦不过所谓观鸟兽之文而已，远取诸物而已，岂得谓龙马出，伏羲始能画，不然，将束手不作《易》哉？至《洛书》出禹，经传都无其事，于《洪范》尤不相涉。
  只缘歆当莽时，尚符瑞，敢为矫诬传会。论莫确于明初之宋、王二老，中叶归熙甫及近日黄太冲，余故详载其说于左方。
   按《宋文宪集》，或问于宋濂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邵尧夫云：‘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昉于此乎！是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惟刘长民所传独反而置之，则《洛书》之数为十、《河图》之数为九矣。朱子发深然其说，历指序其源流，以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其解《易大传》，大概祖长民之意。至于新安朱元晦，则又力诋长民之非，而遵关、邵遗说，且引《大戴礼》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证《洛书》，以为《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则九为《洛书》、十为《河图》，夫复何疑？其说以经为据，似足以破长民之惑。临邛（qióng）魏华父则又疑元晦之说，以为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而皆以九为图、十为书。朱以《列子》为证，张以邵子为主。《乾凿度》《张平子传》所载太乙下行九宫法，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及靖士蒋得之，著论以《先天图》为《河图》，五行生成数为《洛书》，戴九履一图为太乙下行九宫。华父则又以为刘取《太乙图》为《河图》，诚有可疑。《先天图》卦爻方位缜密亭当，乃天地自然之数，此必为古书无疑，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契》。陈图南《爻象卦数》犹未甚白。至邵而后大明，得之定为《河图》。虽未有明证，而仆亦心善之。则是华父虽疑元晦之说，而亦无定见也。新安罗端良尝出图、书示人，谓建安蔡季通传于青城山隐者，图则阴阳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则为八卦，书则画井文方圈之内，绝与前数者不类。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颇祖于八卦，而《坎》《离》中画相交流，似于方士抽《坎》填《离》之术。近世儒者又有与《太极图》合者，即《河图》之说又有九、十皆《河图》，而有一合一散之异。《洛书》既曰书，而决非图之说。夫图、书乃儒者之要务，若数者之不同，何也？”濂应之曰：“群言不定质诸经。圣经言之，虽万载之远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书《顾命》篇曰‘《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篇曰‘河不出图’，其言不过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数之多寡也。言其数之多寡者，后儒之论也。既出后儒，宜其纷纭而莫之定也。夫所谓则之者，古之圣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画卦陈范。苟无图、书，吾未见其止也。故程子谓观象亦可以画卦，则其他从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图之九与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为《先天图》也，不必究其出于青城山隐者也，不必实其与《太极图》合也。惟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庶几近之。盖八卦、《洪范》见之于经，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图、书果为河、洛之所出，则数千载之间，孰传而孰受之？至宋陈图南而后大显耶？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则善矣，若郑康成据《春秋纬》文所谓‘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者将果足信乎？”濂曰：“龟山杨中立不云乎？‘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何尝言龟龙之兆，又何尝言九篇、六篇乎？此盖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启司马君实及欧阳永叔之辨，而并《大传》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扬雄《覈灵赋》云‘《大易》之始河序龙图’，洛贡龟书，长民亦谓《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则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欤？”濂曰：“先儒固尝有疑于此，揆之于经，其言皆无明验。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也，不必寘（zhì）疑于其间也。”或曰：“世传《龙图序》谓出于图南，若《河图》由图南而传，当以龙图解《河图》可也，而容城刘梦吉力辨其伪焉，何哉？”濂曰：“《龙图序》非图南不能作也，是图南之学也，而非《大易》河出图之本旨也。八卦之设不必论孤阴与寡阳也，不必论已合之位与未合之数也。”或曰：“然则《易》之象数舍《河图》将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数之具于《易》然也，不必待《河图》而后明也。”或者无辞以对。濂因私记其说，而与知《易》者订焉。此犹以《洛书》属《洪范》，不及下，王子充见尤确。
   又按《王忠文集·洛书辨》曰：“《洛书》非《洪范》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mì）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bǐ）洪范九畴，彝伦攸斁（j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不言《洪范》为《洛书》也。孔子之系《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未始以《洛书》为《洪范》也。盖分图、书为《易》《范》，而以‘洪范九畴’合《洛书》，则自汉儒孔安国、刘向、歆诸儒始。其说以谓《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负图其背，其数十，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出洛，负文其背，其数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畴。后世儒者以为九畴帝王之大法，而《洛书》圣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图》《洛书》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范九畴”则禹之所自叙，而非《洛书》也。自今观之，以《洛书》为《洪范》，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图》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书》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图》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水位在北，故一与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与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东、西、中之为木、金、土，无不皆然。至论其数，则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数也，皆白文而为阳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数也，皆黑文而为阴为偶。此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生成之位。推而验之于《易》，无不合者。其谓之‘易’，宜也。若《洛书》之为《洪范》，则于义也何居？不过以其数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为五行，则五行岂有阳与奇之义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为五事，则五事岂有阴与偶之义乎？八政、皇极、稽疑、福极，乌在其为阳与奇？五纪、三德、庶征，乌在其为阴与偶乎？又其为阳与奇之数二十有五，为阴与偶之数二十，通为四十有五，则其于九畴何取焉？是故阴阳奇偶之数，《洪范》无是也。而徒指其名数之九以为九畴，则《洛书》之为《洛书》，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纵横之，积为四十五，而效《河图》之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图》《洛书》所列者数也，《洪范》所陈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为五事。五事参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极者，人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之也。是则九畴之自一至九，所陈者三才之至理，而圣人所以参赞经纶，极而至于天人，证应祸福之际，以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义岂在数乎？岂如《易》之所谓天一地十者中含义数，必有图而后明可以索之无穷、推之不竭乎？汉儒徒见《易·系》以《河图》与《洛书》并言，而《洛书》之数九，遂以为九畴耳。审如是，则《河图》之数十也，伏羲画卦，何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图》之自一至十即《洪范》之五行，而《河图》五十有五之数乃九畴之子目。夫《河图》固五行之数，而五行特九畴之一耳。信如斯，则是复有八《河图》，而后九畴乃备也。
  若九畴之子目虽合《河图》五十有五之数，而《洛书》之数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书》为九畴，则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图之数不能足，而待他图以足之，则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远乎？而况九畴言理不言数，故皇极之一不为少，庶征之十不为多，三德之三不为细，福极之十一不为巨。今乃类而数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数。使皇极侪（chái）于庶征之恒、阳、恒、雨，六极之忧、贫、恶、弱而亦备一数之列，不其不伦之甚乎？且其数虽五十有五，而于阴阳奇偶方位，将安取义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举刘歆之说，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本文。
  以本文为禹之所叙则可，以为龟之所负而列于背者则不可。夫既有此六十五字，则九畴之理与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岂复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此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数并列于龟背，则其为赘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陈九畴，首以鲧堙洪水发之者，诚以九畴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则三才皆不得其宁。此彝伦之所为斁也。水既治，则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后九畴可得而施。此彝伦所为叙也。彝伦之叙，即九畴之叙者也。
  盖《洪范》九畴原出于天，鲧逆水性汩陈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
  禹顺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锡之耳。先言帝不畀鲧，而后言天锡禹，则可见所谓畀、所谓锡者即九畴。所陈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法，初非有物之可验、有迹之可求也，岂曰平水之后，天果锡禹神龟而负夫畴乎？仲虺曰：‘天乃锡王勇智。’《鲁颂》曰：‘天锡公纯嘏。’言圣人之资质，天下之上寿皆天所赋予，岂必有是物而后可谓之锡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锡之神龟以为瑞，如《箫韶》奏而凤仪，《春秋》作而麟至，则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鲧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畴之纲禹叙之，犹羲、文之画卦也。而其目箕子陈之，犹孔子作彖、象之辞以明《易》也；武王访之，犹访太公而受丹书也。天以是理锡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畴，以垂示万世，为不刊之经，岂有诡异神奇之事乎？郑康成据《春秋纬》文又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又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夫圣人但言图、书出于河、洛而已，岂尝言龟、龙之事乎？又乌有所谓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国至谓天与禹，神龟负文而出，诚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者，寇嫌之、王钦若之天书也，岂所以言圣经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则《洛书》果何为者也？曰：“《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于《洪范》何与焉？群言淆乱，质诸圣而止。‘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非圣人之言与？吾以圣人之言而断圣人之经，其有弗信者欤？刘牧氏尝言《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谓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国、刘向歆父子、班固、郑康成之徒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图》之数即所谓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书》之数其果何所征乎？曰：《洛书》之数，其亦不出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学启蒙》盖详言之。其言曰：‘《河图》以五生数合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中为主而外为客，故《河图》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为君而侧为臣，故《洛书》以奇居正而偶居侧。’此朱子之说也。而吾以谓《洛书》之奇偶相对，即《河图》之数散而未合者也。《河图》之生成相配，即《洛书》之数合而有属者也。二者盖名异而实同也。谓之实同者，盖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数。谓之名异者，《河图》之十、《洛书》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无十，此《洛书》之所以止于九也。论其方位，则一为太阳之位，九为太阳之数，故一与九对也；二为少阴之位，八为少阴之数，故二与八对也；三为少阳之位，七为少阳之数，故三与七对也；四为太阴之位，六为太阴之数，故四与六对也。是则以《洛书》之数而论《易》，其阴阳之理、奇偶之数、方位之所，若合符节。虽《系辞》未尝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诸掌矣。朱子亦尝言‘《洛书》者，圣人所以作八卦’。而复曰：‘九畴复并出焉，则犹不能不惑于汉儒经纬表里之说故也。’”呜呼！事有出于圣经明白可信，而后世弗之信，而顾信汉儒传会之说，其甚者，盖莫如以《洛书》为《洪范》矣。吾故曰：《洛书》非《洪范》也，《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又按归熙甫《易图论·上》曰：“《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万物之理，宇宙之间洪纤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人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尝论之，以为《易》不离乎象数，而象数之变至于不可穷，然而有正焉、有变焉。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为正，旁推而衍之者为变。卦之所明白而较著者，此圣者之作也。执其无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达于圣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无一定之法，亦无一定之书，而刚柔之上下、阴阳之变态极矣。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而在《归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尝别有所谓伏羲之《易》也。后之求之者，即其散见于《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谓图学者以此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别出横图于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气谓之圜，图于其中交加八宫以象地类谓之方图。夫《易》之于天气地类盖详矣，奚俟夫图而后见也？且谓其必出于伏羲，既规横以为圜，又填圜以为方，前列六十四于横图，后列一百二十八于圜图，太古无言之教，何如是之纷纷耶？诸经遭秦火之厄，《易》独以卜筮存，汉儒传授甚明。虽于大义无所发越，而保残守缺惟恐散失，不应此图交迭环布，远出姬周之前。乃弃而不论，而独流落于方士之家，此岂可据以为信乎？《大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圜可方，一人于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该者，故散图以为卦而卦全，纽卦以为图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为《皇极经世》之书，有分秒直事之术，其自谓先天之学，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圣人，然不可以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变也。此邵子之学也。下曰：“或曰：自孔子赞《易》，今世所传《易大传》者虽不必尽出于孔氏，而岂无一二微言于其间？子之不信夫《易》图，以为邵子之学则然矣，而邵子之所据者《大传》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谓横图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谓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谓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传》之意也，邵子谓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两，两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则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泽也，雷、风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为偶，而不能不为偶者也。帝之出入，传固已详之矣。以八卦配四时，夫以为四时焉，则东、南、西、北系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盖《说卦》广论《易》之象数，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时、人身之众体与天地间之万物，何所不取？所谓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为伏羲、文王之别哉？虽图与传无乖剌，然必因传而为此图，不当谓传为图说也。且邵子谓先天之旨在卦气，传何为舍而曰天地定位？后天之旨在人用，传何为舍而曰帝出乎《震》？传言卦爻象变详矣，而未尝一言及于图。所可指以为近似者，又不过如此。自汉以来说《易》者今虽不多见，然王弼、韩康伯之书尚在，其解前所称诸章无有以图为说者，盖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论。又后曰：“或曰：子以《易图》为非伏羲之旧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所谓《河图》《洛书》可废耶？盖宋儒朱子之说甚详，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顺五行生克之序，辨体用常变之殊，合卦范兼通之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值，可谓精矣。
  曰：此愚所以恐其说之过于精也。夫事有出于圣人，而在学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图》《洛书》是也。圣人聪明睿知，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创见。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河图》《洛书》圣人则之者，此《大传》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数，非《大传》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学官，而千载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书，而曰古之图书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沦诡秘，而为学者之所疑矣。虽其说自以为无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见之。龙虎之经，金石草木之卜，轨占算之术，随其所自为说，而亦无不合，岂必皆圣人之为之乎？《大传》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夫天地之间，何往非图，而何物非书也哉？揭图而示之，曰孰为上下，孰为左右，孰为乾、兑、离、震，孰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渎？因其上下以为上下，因其左右以为左右，因其乾、兑、离、震以为乾、兑、离、震，因其巽、坎、艮、坤以为巽、坎、艮、坤。圣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谓效变化则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当也？使二图者果在如今所传，然其所谓精蕴者，圣人固已取而归之《易》矣，求图、书之说于《易》可也。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天者圣人之所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微悠忽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圣人见转蓬而造车，观鸟迹而制字。世之人求为车之说与夫书之义则有矣，而必转蓬、鸟迹之求，愚未见其然也。孔子赞《易》，删《连山》《归藏》而取《周易》，始于《乾》而终于《未济》，则图、书之列粲然者莫是过矣。今夫冶之所贵者范，而用者不求范而求器也。耕之所资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图、书而后有《易》，有《易》则无图、书可也。故《论语》“河不出图”与“凤鸟”同瑞而已，《顾命》“河图在东序”与和弓、垂矢同宝而已。是故图、书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图、书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测度摹拳拟无所不至，故有九宫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画，有坎离交流之卦。与夫孔安国、向、歆、扬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诸儒之论，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纷纷不定，亦何足辩也？” 又按归熙甫《洪范传略》曰：“《洪范》之书起于禹而箕子传之，圣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于冥冥之中，而有以启其衷者，故箕子以为传之禹而禹得之。夫汉儒说经多用纬候之书，遂以为天实有以畀禹，故以《洛书》为九畴者，孔安国之说；以‘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者，二刘之说；以戴九履一为今《洛书》者，关朗之说。关朗之说，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锡禹洪范九畴’，何尝言其出于《洛书》？禹所第不过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从一而数之至于九，特其条目之数，五行何取于一，而福极何取于九也？就如儒者说，《洛书》之数纵横变化，其理甚妙，禹顾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图》乱之。《洪范》之义甚明，而儒者以《洛书》乱之。其始起于纬书，而晚出于养生之家，非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之旨也。《洪范》之书，以天道治人。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不过行所无事，少有私智于其间，即鲧之汨陈其五行也。读《洪范》者，当知天人浑合一理，吾之所为即天之道。天之变化昭彰，皆吾之所为。宇宙之间充满辟塞，莫非是气。而后知儒者位天地、育万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阴骘（zhì）下民，天锡禹洪范九畴，与五纪之天、稽疑之天、庶征之天、五福六极之天，其天一也。九畴并陈，若无统纪，而意实联络通贯。皇极居中，而以前四畴会为皇极，后四畴皆皇极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于五事，所以修己。厚之于八政，所以治人。协之于五纪，所以钦天。皇极之道尽之于是，而后以五事施八政，而时用其鼓舞之权，则谓之三德。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龟诹（zōu）筮，则谓之稽疑。察肃乂（yì）哲，谋圣之应，则谓之庶征。以皇极敛福，则有福而无极。前四畴责之于己，治天下之根本要会；后四畴取之于外，治天下之枝叶绪余。箕子于皇极而言五福，于庶征而言五事，此其可见之端也。敬农协建，又明念向威，各以一字该一畴之义。下文不过叙其目而演之，要无出此九字之中矣。” 又按黄太冲《易学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淄川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易解》，一时诸儒之说秽芜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宫，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醤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zhēn）芜，盖仍如焦、京之时矣。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不见于传。先天之方位，明与‘出震齐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经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一切非经文所有，顾可谓之不穿凿乎？晦翁云：‘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又按：向读《论语集注》“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辄病以《河图》专属伏羲殊狭隘，与上“凤鸟”不一例。考诸晋、宋《志》及《水经注》，黄帝时出焉，尧、舜、禹、汤时出焉，成王、周公时出焉，非止伏羲矣。故《礼记》与膏露、醴（lǐ）泉、器车、凤麟、龟龙一例，陈之以为瑞。原朱子意，又以伏羲待此而画卦，尤狭隘。不见《易·系辞》先言“则天生之神物”乎？“效天地之变化”乎？“象天垂象之吉凶”乎？然后及“河之图”“洛之书”，则图、书者，不过圣人所由作《易》之一端耳。故朱子他日曰：“图不出，《易》亦须作。”旨哉！是言也。诸书有云：图，载天子之宝器者。或曰：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或曰：列宿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要非止八卦一种矣。只缘三代而降，凤鸟尚有，河图绝无。魏青龙中图出而非龙马；宋朱子时，龙马出而非负图。益觉当以《河图》属伏羲，伏羲须待此画卦矣。甚哉！其说之固。
   又按《洪范》篇二孔俱不言有错简，宋苏子聸（dān）始言之，以“曰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八十七字为“五纪”之传，系于“五曰历数”之下。逮金仁山参以“子王子益定”，又以“无偏无陂（běi）”至“归其有极”为皇极经文，曰：“‘皇极之敷言’至‘以为天下王’为皇极传文，共一百字，皆系于‘皇建其有极’之下。‘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jiù）’一百四十六字系于‘五曰考终命’下，为五福之传。‘惟辟作福’至‘民用僭（jiàn）忒（tè）’四十八字系于‘六曰弱’下，为五福、六极之总传。”读之颇觉如昌黎所谓文从字顺，皇甫湜（shì）所谓章妥句适云。
   附此文的目的，仅取阎若璩从理论上对“河图、洛书”的辨伪。余不相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