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达尔文说：“要是没有为数众多的可敬的观察家们辛勤搜集到的丰富资料，我的著作便写不成，即便写成了也不会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任何印象。所以，我认为荣誉主要应归于他们。” 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伏羲，是中华民族祖先。伏羲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而伏羲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伏羲文化的渊源问题，确切地说，渊源问题就是出生地和活动地域的问题。自古以来，史学界的先辈们孜孜不已于“伏羲文化”的研究、考证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分别载于各自的著作之中，给今天和后世的伏羲文化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无可替代的鉴别标准。这些鉴别标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检验对伏羲文化论证是否正确的“试金石”。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伏羲文化”的问题，伏俊琏教授在《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自序》中说：“一个民族的特性和精神，主要由其文化所决定，比如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就是由其文化决定和维系的，而文化则由一个民族的传统积淀而成。传统优秀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我们研究古代文史，是从事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工作，崇高而伟大。就整个文史学科而言，它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学术研究的最大效用，是为人们独立思想提供依据。学术研究是人类崇高的精神活动，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智慧，获得提高认识的愉悦，涵养人格。” 在谈到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时，伏教授又说：“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而言，虽然课题有大小之别，但研究无贵贱之分。就人类认识世界而言，对任何未知的探求都是有意义的。研究文史，它的本来意义就是发现，而无所谓发明。我们的任务，就是一点点刨开历史长河的沉沙，发现历史的真相。大到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规律，小到一个作家的生平，一篇作品创作的因由，一个词语的含义，只要经过努力，拿出证据，做到明晰的论证，都是有学术价值的。” 对于伏羲文化的考证，笔者见到的资料，最早的是“汉使穷河源，河源在玉阗”。其“穷河源”之目的是考“昆仑”，考“昆仑”之最终目的是考证伏羲文化的渊源。“汉使穷河源”的考证，从一开始就犯了方位性的错误。错误是从误把《山海经》“河水”当“黄河”而开始的，因为，“河水”是长江支流的“西汉水”上游，考证者走的是南辕北辙的路，得到的是张冠李戴的结果。所以《史记·大宛列传》云：“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在玉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错一错错了两千余年。据此可推知，司马迁亦存疑。
   另外就是“履迹”之说。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此说出现之后，历朝历代有的学者尽力附和追随，著文皆以“履迹”处作为生地。但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这个“大人迹”的成因问题是否符合地质变化的基本规律？在此处，“雷泽”当以沼泽解，沼泽中出现的大脚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长期存在呢？只有经过其他物质或泥土的覆盖，在高温高压下变质为岩石，即所谓化石，才可以长期存在并不变形。但这个演变过程必须经过数万年，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才可以形成。若在地表，既无高温又无高压，何来的脚印保持到“秦”朝乃至“唐”朝呢？此不实之辞。
   再就是宋朝罗泌《路史》“伏羲生于仇夷，长于起城”之说。“仇夷”是民族名词。“仇夷”应当是晚于“东夷”，“东夷”应当晚于“九夷”。所谓“仇夷”，应当是伏羲部落与其他部落之间形成敌我矛盾后，才冠之以“仇”字的。关于这一点，赵逵夫教授说：“原始社会中，一般氏族成员被别的氏族部落杀害，也会形成血腥复仇。氏族或部落首领被杀，自然会引起更激烈的复仇战争。接连不断，持续很久。被杀害的首领的惨状，便成了发动氏族或部落成员，激励大家义愤的活教材。”为了激发氏族成员间的凝聚力和战斗意志，增加复仇者必胜的信心，故名“仇夷”或“仇池”。这就是后世弃“雔”，而代之以“仇”之故。确切地说，没有伏羲“生于仇池”的理念，笔者不会涉入伏羲文化的学习和钻研，同时也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赵逵夫教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仇池”，首先是一座山名，又是国名、地域名。
   黄英先生在《仇池文史四则》中说：“‘仇池国’的历史，从东汉建安年间杨腾据有仇池之地算起，至梁承圣元年灭亡，长达三百年之久。其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之甘肃陇南市及天水市大部分、陕西汉中市、四川广元及平武等地。” 2002年出版的《麦积山石窟志》中说：“1972年在龛内右侧坛基前剥出……在第七身供养人画像旁残存‘仇池镇经生王口口供养十方诸佛’的墨书榜题。……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杨难当臣服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置仇池镇。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改仇池镇为梁州，治仇池。”这是对仇池的界定。
   袁智慧先生在《仇池与中华民族早期的种种联系》一文中说：“仇池又是一个地域名称。史书当中所言‘仇池’往往指代以仇池山为中心的一大片地方，不限于仇池一山。”在该文中，先后出现了二十一个“仇池地区”。这种观念和认识的统一，只有在“仇池地区”的概念下形成。事实上，民族必然要生存在相应的地域，地域若无民族生存便失去了考证的价值。“仇池地区”是从居住地出发而言，“仇夷”是从所居住的民族出发而言，二者并无质的区别。
   至于“仇池”和“仇夷”与伏羲的关系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甘肃省志》引《说文》曰：“氐，牧羊人也。”肯定了伏羲氏族是“牧羊人”。“牧羊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百家姓书库——任》云：“任姓渊源……伏羲氏的母亲是风兖（yǎn）部落的女首领……称华胥氏，游牧到水草丰茂的雷泽（今甘肃礼县、成县）一带，……她踏了雷泽氏酋长的大脚印……生下了伏羲氏。”这个考证，印证了“氐，牧羊人”之说。其路线是始于“华池”，途经“华亭”“仇池山”地段的雷坝、茨坝。大约先在茨坝落脚，登上“封泰山”，因此处山势陡峭，不宜久居放牧，便启程“游牧”到今雷王乡“中华村”“中华梁”一带，发现此地水草更加丰茂，山势更加平缓，宜居宜牧，便在附近的今“华里”安营扎寨。“中华村”“中华梁”“华里”之名，当始于此。“华里”，即华胥故里。
   这“华里村”也罢，“中华村”也罢，当仍属于“仇池地区”，按其供奉之祖先神是同一尊“雷神”，言其“仇夷”更为恰当。
   赵逵夫教授在其《刑天神活源于仇池考释》文中说：“氐族发祥地在仇池山一带，大约每年要有祭祀先祖的活动，那么，在他们长久聚居之地，应该有宗庙祠堂的。”赵教授一语中的，这个“宗庙祠堂”就在“华里”附近的“瓦渣子梁”，即“梁集寨庙堂寺”。这里应当就是“仇池地区”囊括的伏羲文化渊源之地。
   在赵子贤老先生遗作《陶靖节读〈山海经〉书后》（赵逵夫教授易名为《刑天葬首仇池山说》）中云：“《易疏》引《帝王世纪》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名曰女登，感神龙于华阳之常羊，生神农烈山石室。’此所谓‘神农’乃指炎帝。常阳地处华阳，而仇池及古武都亦在华阳，于《禹贡》属梁而不属雍。……则女登感神龙于华阳之常羊，即感于仇池也。仇池为伏羲生处，而伏羲龙身，女娲蛇躯。” 赵老先生之遗作，余不论，其中的“华阳”一词，在某残碑中亦出现，并有“十方、五界、静宁、奉元、康纪、华阳县石匠赵某明叩、到处明山是主人”等字样，因残损严重，很难成句，待专家特殊条件下考证再论。想必此“华阳”乃彼“华阳”。
   赵逵夫教授笺注曰：“近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亦云：‘秦岭古代通称华山，秦岭南面就叫作华阳，区域很广，所以《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他在这里说华阳，就是要说梁州和雍州以秦岭为界，姜水与古华山很近……” 笔者未见到徐旭生之作，也未见到《禹贡》其书，但在《史记·夏本纪》中，不但有“华阳黑水惟梁州”，还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之句，“梁州”和“雍州”当符合“西和属雍梁二州”之说。“秦岭”山脉和昆仑山脉一样，并非专指某一地，某一山，把“秦岭”理解为“分水岭”更符合现实。今考之古昆仑，在“分水岭”之中段。西王母所居之山为“玉山”，“玉山”即“古昆仑”，古昆仑流出之水即“黑水”。“西王母”要居也只能是昆仑之阳。又观“华里”是华胥故里，在“中华梁”之北，对面阳山之上即“金狮庙”（疑是西王母庙待考）。“黑水西河惟雍州”说的仍应当是“西汉水”之流向。那为什么说“黑水西河”呢？因为“黑水”源出之后是向南流出的，入沔之后向东流，又东北流至长道后即北流，注入“西汉水”后径直西流成河，至礼县城南又南流。西流成河的河段，就是“黑水西河”。又因为礼县城西南有“雍山”，或因山名州。
   由于残碑出现在伏羲文化集中显现的地域，上书“华阳”字样，碑头有龙纹。据推：残碑之“华阳”即《帝王世纪》“感神龙于华阳之常羊”的“华阳”，继而再推断，此碑应当是西王母观之碑（有待考证）。
   又因此碑此观在“秦岭”域内，地域与徐旭生之说合，亦与赵子贤老先生、赵逵夫教授的考证相吻合。
   残碑中“静宁”二字，应当是今甘肃静宁界域。有资料显示，“静宁”有“西王母庙”，且在陇山之东，这大概是西王母回娘家必经之路上的歇脚处。
   南梁任昉《述异记》言：“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今礼县雷王乡境内龙王山山顶有老龙王庙遗址，相传有一眼泉，并有“晒药场”，是否为“鞭药处”待考。
   这就是“仇池地区”，这就是孕育和诞生了伏羲文化的“仇池地区”。
   本书共27章。章与章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续性。至于一个名词在它篇中反复出现，如“昆仑”“河水”等，这是山水相依的地理所致，同时也是伏羲文化同源的本质决定的。有时，一条典籍的引用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如《书·胤征》“火炎昆冈”等，单从文体要求看，似有重复，但减少了读者瞻前顾后翻阅参看的时间，总体上利大于弊。为了照顾读者理解水平的差异，对典籍中出现的难解的字、词再引经据典予以解释。
   通书采用罗列资料为主、论说为辅的方法。因为笔者才疏学浅，论说或词不达意，或有失偏颇。理论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笔者仅限于比较直观的说明。这高于实践的理论，牵扯到许多学科性很强的专业知识，笔者在较短时间内无法掌握。好在这部分缺憾，已有中国乃至世界的150余位伏羲文化专家在《中华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分学科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