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伏俊琏 去年年底，任维东先生让我为他的著作《伏羲文化渊源考辨》写序，因为是我的老师赵逵夫先生介绍的，我当然义不容辞了。我把他的著作翻阅一遍，并和任先生进行了几次讨论。任先生是甘肃西和县姜席乡四图八盘嘴人，1969年在兰州阿干煤矿参加工作，从事采煤、地质、钻探、企业内保、治安、内勤等工作，曾参与兰州煤炭志的编撰。现已年过花甲，退休有年。多年来，任先生对家乡满怀热爱之情，对家乡文化更是满腔赤忱。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手不释卷，读了很多相关书籍。退休之后，对伏羲文化倍感兴趣，用了数年时间，写成《伏羲文化渊源考辨》这本书。
   中国的文化历来分为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官方文化占统治地位，是正统文化，民间文化是潜流，属于自为发展的状态。但在古代，民间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的主流，影响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当然，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民间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对官方文化进行解读，而官方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民间文化的提升。我们举个例子，汉代是中国文化成熟定型的时代，因为先秦的文化经典，大多经过汉代学者的整理和改造。从汉初博士制度的确立到刘向刘歆父子领衔校勘群书，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时代。但20世纪以来出土的汉代大量的文化载体，尤其是文献，反映的却多是民间的文化，如果进行学术归纳，大多要归到《汉书·艺文志》的“数术”“方技”类。还有，1900年莫高窟出土的五万多件写卷（少量印本）除了佛经外，世俗文书也以民间文化为主。1925年，著名学者刘复先生在《敦煌掇琐》的《前言》中，论及敦煌民间材料的学术价值时说： 书名叫“掇琐”，因为书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这个小字，只是依着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并不是用了科学的方法估定的。譬如有两个写本，一本写的是《尚书》，一本写的是几首小唱，照着向来沿袭的说法，《尚书》当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书》当然是大的，小唱当然是小的。但切实一研究，一个古《尚书》，至多只能帮助我们在经解上得到一些小发明，几首小唱，却也许能使我们在一个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文学上、语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见解。如此看所谓大小，岂不是适得其反。 刘先生谈的是敦煌民间小唱，其实，敦煌材料中民间文化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我去年集中时间读了一些敦煌民间契约，这些契约，不但使我们看到当时敦煌老百姓的生活情景，而且那些口语化的表达，也似乎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为了生存，卖地、卖牲畜、典身，他们比画着地界，谈论着条件，按着手印，保人在作保，见人在作证……这是多么生动逼真的场景呀。我想起了《诗经·公刘》中的句子：“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还有大量的相书、解梦书，反映了那个时代民间对面相、对做梦的研究和解释。 前年，天水的一位民间学者送我一本他的著作《伏羲圣地探究》，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用宋以后的《天汉星系图》《堪舆图》等解释他的家乡的山川地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我读了之后，思考了很久。我认为，民间学术虽然没有学院学术的“学术规范”，但也自有其“道”存焉。我读了任维东先生的《伏羲文化渊源考辨》，更坚定了我对民间学术的一些想法。民间学术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与学院学术的抵触而对之不予理会。这是因为，民间学术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学理，同时，民间学术有它的传播市场和“信众”，它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民众生活。
   就伏羲文化来说，由于久远的历史渊源，自古以来的研究都走的是官方和民间两条路子。由孔门七十子后学编撰而成的《周易·系辞》是现存典籍中第一次对伏羲的历史贡献进行系统归纳，可作为战国中后期学术界研究伏羲的总结。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
   这可作为战国后期官方学术对伏羲文化的意见。
   从西汉末到东汉中叶，出现了大量的纬书，其中有关伏羲的内容不少。这些纬书内容，可作为汉代民间学术的代表。西晋著名学者皇甫谧著《帝王世纪》，不但开创了《史记》之后的另一种历史著作模式，而且根据先秦以来流传的谱牒、百家杂记、汉代的谶纬之书，第一次对黄帝以前帝王世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写成了《太昊帝庖牺氏世纪》，可以算作七十子后学以来第二次对伏羲氏进行的系统研究。这篇《世纪》现在散佚不全，从后人的辑本看，它受汉代纬书的影响很大，说伏羲“蛇身人首”，与汉代画像石砖中的伏羲形象相近。还强调伏羲“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就是最先将德行比附于五行之中的“木”，开了百王五德始终的先声。皇甫谧的《庖牺氏世纪》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把伏羲当作一个延续了十多代的古帝之号：“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连氏、尊胥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作为一个延续了十五代的远古部族，它在繁衍壮大过程中有着大规模的迁徙，东渐南进，从而把伏羲的种子洒遍陇东、关中、中原、山东以及江汉流域，就可以理解了。皇甫谧的特点是把官方学术和民间学术结合起来，因而保留了汉代民间对伏羲氏的认识。
   到了唐开元年间，著名史学家司马贞在索隐《史记》时认为，司马迁《史记》以五帝为开始，阙三皇，是受了当时学术界普遍风气的影响。三皇的事迹，典籍记载的虽不多，“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三皇本纪》序）。于是综合诸家学说，作《三皇本纪》。这是对伏羲文化的第三次总结。其中《庖牺本纪》记载了庖牺画八卦、造书契、始制嫁娶之礼、养牺牲以庖厨、作五弦之瑟、以龙纪官等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司马贞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的《三皇本纪》在选择史料方面较以前更为谨慎。他的《庖牺本纪》，可作为唐代官方学术对伏羲文化的认识的代表。
   南宋史学家罗泌著《路史》，上自三皇，下迄夏桀，是研究上古史的专著。《路史》卷十《禅通纪·太昊纪》是伏羲的传略。此书的特点是大量采用汉代纬书和道教早期对伏羲的神灵化的相关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于《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于此类。”这正是民间学术成分多于官方学术成分的体现。
   到了清初，著名古史专家马骕著《绎史》共160卷。《绎史》正文分为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和外录5部分，太古记三皇五帝，共10卷。其中有《太皞纪》，汇集了《帝王世纪》《拾遗记》《汉书》《白虎通》《新语》《易乾凿度》《礼含文嘉》《尸子》《古名考》《孝经钩命诀》《世本》《史记》《潜夫论》《三坟》《论语摘辅象》《文子》《春秋命历序》《淮南子》《管子》《吕氏春秋》（按原书出现先后次序）等20余种古代典籍中有关伏羲的历史记载，并加以考辨。这可以说是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相结合而对伏羲文化的第四次总结。但是《太皞纪》未列《左传》《庄子》《荀子》《礼记》等经典中有关伏羲的材料，尤其是不胪列先秦时期最系统的记载伏羲的《周易系辞》，是其体例所限，还是对官方学术的有意排弃？ 20世纪前叶，是伏羲文化研究的一次大转折时期。五四运动前后，一些著名学者曾涉及伏羲的研究。如1915年，张之纯在《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一书中专设《伏羲时代文字之权舆》一节，讨论伏羲时期的文明程度。蒙文通有《三皇五帝说探源》，吕思勉有《三皇五帝考》，顾颉刚、杨向奎有《三皇考》，尚秉和有《伏羲神农黄帝时社会状况》，杨宽有《三皇传说之起源及其演变》等，用历史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伏羲，给错综零乱的古史传说一个新的解释。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中，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徐旭生《所谓炎黄以前古史系统考》和闻一多《伏羲考》等论文，用神话学或民俗学的方法，把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结合起来，在伏羲文化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
   对待民间学术，如同对待民间文学，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更要有一种理解的思想。比如，任维东先生的《伏羲文化渊源考辨》认为先秦时期的“昆仑”就是今天西和县姜席镇与礼县雷王乡之间的八盘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就是昆仑，就是八盘嘴。“是生两仪”是指八盘嘴东南方和西北方如鸟之两翼的地形地貌；因为这两地之间有一条反S形的线，恰似太极图。书中对这种说法进行了考证和说明。当然，我不是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只是说，作者为他的说法做了比较充分的说明，自有其理在。这种道理，不是历史学家的学术考证，而是一个民间学人对人类过往的生命体验进行的思考和阐释，是一个下层老百姓与数千年前古圣先贤的心灵碰撞和交流，是中华民族潜意识中慎终追远情怀的一种表达。《周易》这本书古来一直热度不减，在官方和民间都有大量的钻研者；在汉代，官方《易》学进“六艺略”，而民间《易》学只能进“术数略”。“太极”“八卦”本来向人民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认识人生和社会的“空框”，不同的人可以把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对人生的体悟，对社会的认识“装进”这个“空框”中。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伏羲画卦之台、河图洛书出现之地了。这和学术界一些人凭空的臆造是不同的，因为民间学术的基础是民俗，它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作为官方学术，应当引导民间学术，提升民间学术。因为学术的核心是“实事求是”。
  2014年3月3日 伏俊琏，西北师范大学国学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甘肃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伏羲文化学术研究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