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土改以后，农民虽说分得了土地，但一家一户搞农业生产，仍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困难。例如有些家庭是寡妇娃娃,劳动力缺乏；有些家庭是劳力多，但缺乏牲畜、农具。怎么办？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组织互助组,才能战胜灾荒，渡过难关。其实,互助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央七届一中全会上就提到互助组、合作社，当时陕北就有。我是从省委书记张德生那儿打听到的。那时好多文件精神都是口传,正式文件很少。因为皋兰县是省委的直属县,得到各方面的消息要比其它县区快。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一般扩大到厅长、地委书记等级别，每次我都去参加，所以地委书记能看到的文件我都能看到，别的区县就没有这个条件。起初，群众自发地组织变工队，临时互助组，后来慢慢发展到互助互利的互助组,互换人工、畜工，这个办法比较简单，也比较具体细致，在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此，我向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培福同志（甘肃人）汇报试办互助组、合作社的情况。经汇报商量:先试办，搞个试点看一看是否成功。1953年，皋兰县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即魏兴祥农业合作社在庄子坪试办。省委农村工作部派过工作组，副部长安振蹲过点并指导工作。这个合作社搞了一年就增产，周围的农民看了后，感到可以。那时的农民相当认真，考虑入社后的土地、农具、牲口分红问题，每一个都不能吃大锅饭，不能搞平调。他们的经验是成功的、好的。报纸上曾连续发表文章进行介绍。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决定从1953年冬季开始，一个区试办一个合作社。
  皋兰县的自然条件是一年一茬庄稼，从春播到秋收，县委干部一直在基层做群众生产工作。过完春节开三干会，之后，干部全部下到基层去，一直到秋后上来再来总结，然后春天又下去，就这样循环，一竿子插到底。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有一次我从黑石川乡下来，往石洞乡方向走。石洞寺有个解放前掏挖碱水的渠，1953年春旱到水渠里都没有水的程度。我背了个水壶，到石洞寺后已是12点钟，因早上没吃饭,肚子饿得难受，到了我们蹲点工作队员住的地方，他们说给我派饭。我等一个小时不见派饭的人回来，两个小时仍不见回来，一问啥原因，他们说因旱年农民生活紧张，派不上饭，这也没办法。还好，我在路途中正好买了几个鸡蛋，煮熟后分给每人吃一个。我想同志们在这里工作吃不上饭怎么行呢？商量派人到附近粮站把我们几个人供应的粮食领回来，在谁家吃饭，就和群众一块吃，我们吃一顿，群众吃一顿，就这样解决了吃不上饭的问题。记得还有一次，我当副县长的时候，陪教育厅副厅长赵元贞（留美大学生，回国后曾担任志果中学的校长）和中央民政部来的几个同志一起调査皋兰农民的负担问题。来到魏家大山，在一农户家主人倒了一杯苦水后再没添上，因走了一天的路渴得厉害，也顾不了县长的面子，商量再要一杯，但主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已经没有了。这说明这个地方干旱，已是历史悠久，就是平常说的十年九旱。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已迫在眉睫。
  1954年春，我到省上参加会议，向李培福同志谈了全县14个区搞了农业互助合作社的试点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互助合作是不是搞个全面的、整体规划的想法，比如今年发展几个，明年再发展几个，总比小手小脚、零打碎敲好办一点。李培福同志听了说:“可以嘛，这可以搞。”他完全同意，并大力支持。回到皋兰后,我立即着手撰写规划提纲（〈皋兰县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计划>)。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一边实践、总结，一边补充、完善，一直搞到1954年的冬天完稿。规划的初稿形成后，经县委会讨论通过，上报省委农村工作部，将这个资料刊登在内部刊物《工作资料》上，并上报中央。搞这个规划，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培福同志是积极、大力支持的；同时，提供了大量中央和省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由我构思、主持，并亲自执笔起草。县上其他一些同志也积极参与，通力合作帮助。
  在制定规划和规划实施过程中，我也碰过钉子，走过弯路，遇到过困难，受过批评,是摸索过来的。总的经验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以后，开三干会也好,报纸发表也好，再拿到群众中去。因为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感到互助组对他们有利,就干;否则，他们是不会干的。那时候,全县共有115个乡，我骑车跑了 113个，看到了全县的情况，也了解到农民的疾苦。正是用这种办法，才写出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