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1951年组织把我从西北局调到中共兰州市委工作，任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从1951年至1954年，兰州市开展的一系列重要运动和工作，我都参与了领导层的决策，有的工作还是在我主持下进行的。1954年调任兰州市副市长，分管财经工作和政法工作。1958年4月调任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就在这一年的7月至12月市委召开的历时90天的16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我被划入以强自修(市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1961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撤销了原甘肃省委的错误决定，我被调往省上作商业和粮食工作。1981年12月，组织上又把我调回兰州市，任市委常委、书记、人大主任兼管市纪律检查工作。在1983年又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一直工作到1987年离职休养。
  悠悠岁月，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0月成立到现在已经50年了，我到兰州工作也四十八、九个年头了。其间两次进入兰州市的领导班子，可见我与兰州市真是缘份不浅。几十年风风雨雨，我个人的境遇也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坎坷的历程。建国初我正好30岁，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回忆往事，不禁感慨万千。虽然几十年来的兴奋、欢乐、挫折、忧愁,尽皆历历在目，但真要写点文章，还不知从何说起。
  因受市委党史办工作同志之托，又不能不写，思之再三，还是选择建国初期我在兰州市工作期间曾着力而为,并体会较多的几件事作些粗略的回顾，以表达我庆祝建国50周年的心情，也可供后来者参阅。
  (一）1954年10月我任副市长后分管财经工作，这项工作事关国计民生，当时一切正处于开创初期，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工作总得有个中心，有个重点。这个中心，这个重点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坚决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2年党中央制订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当时分管财经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必须把对私改造作为工作的重点，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1955年12月市委决定，成立兰州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杨一木同志(市委第一书记)兼任组长，我被任命为副组长，这项工作就更成为我必须抓紧的头等大事。
  解放前的兰州，虽然只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但它毕竟是个省会，是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由于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也设在这里，所以它同时也是西北的军事中心。加之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战略后方要地，曾有过一度的繁荣，因此，兰州的工商业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的。但其基本特点是:小户多，大户少;资金薄弱的多，雄厚的少;商业资金多，工业资金少;独资多，合伙少;手工业多，机器工业少。在经营上投机性大,保守性强。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消费性的经济结构。
  当时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要求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有计划地逐步将私营工商业纳人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造。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遵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省、市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和部署。
  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工作，使解放后一度比较混乱的工商业的经营、管理开始走向恢复发展的道路。1952年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又采取种种办法，保护和扶持了有利于国计民生、合法经营的私营工商业者;对不利于国计民生，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者，则采取限制和严厉打击的办法。
  应该说，这两项重大的行动，给随后的对私改造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私营工业扩大加工订货的面，逐步使更多有条件的私营工业从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收购，上升为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加工订货。二是对私营零售商业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实行批购、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三是随着粮油统购统销和棉布统购统销的实施，对私营批发商采取集中转业安置的办法，直接走上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除少数药材批发商外，把其余几十户批发商全部转入新组建的公私合营的投资公司，即后来的大众企业公司。四是有计划地推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在私营工业企业中，把主要的42户企业经过联营并厂，改造成11户公私合营企业，其产值已达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7.91%。在私营商业方面，除由批发商组建的大众企业公司外，还将一家由民主党派成员集资组建的团结公司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
  1955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专门会议，由毛、刘、周、朱、陈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可见其意义的重大。省委派霍维德副书记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12月初市委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改造的初步规划意见”，提出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合作化及经销、代销等形式，于1956年内基本实现兰州市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与此同时，决定先在商业中的棉布、百货两个行业、工业中的机器、服装等几个行业率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市委加强了对私改造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私改办公室，并抽调了 650多名干部于1956年元月初下到各行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个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目标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运动的高潮，竟然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元月中旬的几天之内，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全部申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者中申请合作化的也达到87%以上。在这种形势下，经市委研究并请示省委同意,1956年元月19日，兰州市人民委员会在中央广场召开了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包括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1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批准工业12个行业151户，商业53个行业7963户，手工业42个行业2119户，运输业382户，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私营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和职工代表组成了 4000多人的报喜队，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向省市委、省市人民委员会和解放军驻兰部队报喜。对私改造这样一个髙潮的出现虽然是始料不及的，但又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农业合作化的髙潮一浪接一浪。全市郊区农业也和全国全省一样，于1955年冬到1956年初全面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另一方面，先是北京，紧跟着上海、天津、西安等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已经走在了前头，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全面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对党的政策和自己的前途命运已经有了认识的兰州市的私营工商业者在大形势的推动下已经坐不住了，党的教育和号召，广大职工的积极推动和工商界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结合起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而一经动员，高潮很快就形成了。在其后进行的清产核资、定股定息、经济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虽然都十分复杂，但也都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顺利完成了。
  关于五十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问题,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作了明确的论断。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我是完全赞成中央的上述结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随着政权的建立,如何在经济领域解决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这当然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主要问题，何况新制度的建立，要求必须确立国营经济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不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改造，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是只剥夺官僚资本,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则是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是十分英明而稳妥的，也是得到了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的拥护的。
  至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兰州市的情况与全国各城市也都是大同小异，说明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如些复杂的改革，出现这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各地的情况毕竟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些问题虽然有普遍性，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仍然需要认真对待,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兰州市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一个是划定资方人员的面过宽，把许多小业主，甚至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也划进了资方的范畴。一个是在经齐改组中盲目求大，撤并的网点太多，网点减少，经营品种减少，造成群众购物不便。把一些从事修理服务和小商品经营的小商贩也搞掉了，改成合作商店，也对群众的生活造成困难。再一个就是在人员的安排使用上和处理上，当时的安排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对少数上层代表人物作了适当安排，有的当了副厅长,有的当了副市长,还有的在政协等机构中安排了相应职务外，对其他资方人员也都在商业部门安排了相应的职务和岗位，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基本做到了皆大喜欢，调动了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在其后的日子里，情况却发生了逆转，随着阶级斗争的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到来，特别是在市委16次扩大会后，不仅工商界的这些上层人物大都受到了不同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处理，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也都被撤销了原先的地位和待遇，公私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资方的定息也被取消了。所有这些过激的作法都极大地挫伤了大批私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现在看来主要的是两条:一条就是指导思想上的“左”。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急于求成,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我们具体的省情、市情，急于要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也就必然产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急于要消灭资产阶级。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扩大打击面之类的情形，违背了党关于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在群众运动中搞大呼隆,一哄而起，制定具体政策的工作落后于群众运动，调查研究不深入，工作指导不细致，是出现问题的另一条原因。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搞群众运动，这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复杂、政策性很强、工作要求很细致的工作中，这种作法又势必造成许多作法上的简单化，以致难免造成许多遗留问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收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实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几十年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坚持改革开放，我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令人十分振奋。时代背景不同了，我们不应该拿今天的政策去衡量过去，更不应该以今天的认识去否定过去。但认真地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则是绝对必要的。
  (二）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国家把兰州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在当时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中，兰州就占了 8项。这年1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率领中央专家工作团来兰实地考察，确定兰州的城市性质、发展规模和工业布局。在中央、省上领导的关怀下，编制了兰州市1954年～1974年为期20年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这个规划于1954年由国务院批准执行。1954年10月，中共兰州市委召开了兰州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市委书记杨一木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根据国家计划，要把兰州建设成一个以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性质的新型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应该说，这是兰州发展史上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是为兰州日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一次机遇，兰州市的确是很幸运的。
  所以在当时，保证国家工业建设计划的实现就成为全市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其它工作均须为这一首要任务服务。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规模很大的兰州热电厂和兰州自来水厂均于1955年12月和1956年3月开始动工兴建。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兰州石油机械厂和化工机械厂等一批大型工业项目均于1956年4月～7月相继开工修建。中国科学院的若干研究所和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等一批科研、高等教育单位也开始扩建和兴建。兰州市市区面积比解放初期扩大了两倍多。各方面的建设大军云集兰州，城市人口从解放初期的21万人迅速增加到50多万人。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兰州市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面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增加的压力很大。兰州市原有商业、服务业的基础比较薄弱，与如此迅速发展的需要极不适应，网点数量少，规模小、设备差，经营方式也比较落后。在地区分布上也多集中在现在城关区的张掖路、酒泉路、庆阳路、中山路一带,七里河、西固、安宁等新建区则数量很少。为了解决兰州的商业、服务业远远落后于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的矛盾，市上党政领导都非常着急，我和财贸部门的田广润、刘广德等负责同志，为了解决网点建设的资金、地点等问题,更是日谋夜算，四处奔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除发展了一批国营网点，通过对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企业的经济改组，调整了一些网点的布局以外，还采取了两项较大的措施：第一条就是由依靠批发商和烟草业转业成立的公私合营大众企业公司（由1954年4月成立的兰州市投资公司筹备委员会改称)共筹集股金410万元(其中私股353万多元，公股67万多元)，在当时来说这个数目还是不少的，集中用于市场网点建设。主要是修建了国营自由路(现永昌路)百货商店大楼和大众市场(综合市场)。随后，又陆续修建了大众饭店（现人民饭店），在靠近火车站的天水路和西固区修建了和平饭店和西固旅社等；在城关区修建剧场和电影院各一个，修建了餐厅5座等。当时,尽管我们从各方面努力筹集资金，加强商业、服务业的网点建设,但还是跟不上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步伐。
  第二条措施就是争取外援。这时，上海这座国际闻名的大都市，由于外部的封锁和国内消费的变化，使其工业，商业，服务业，都很不景气，一些企业的资金、人员，以及社会上失业的一批闲散劳动力，都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采取企业内迁和劳动力合理调整的办法，组织动员上海一批企业、资金、人员支援内地建设。甘肃省和兰州市都是重点支援的地区之一。
  1955年春，甘肃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杨一木与上海市委协商此事，得到了上海市委、市人委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
  具体方案商定由双方派人实地考察研究敲定。杨一木回到兰州后，向市委汇报了此事,并决定由我负责办理迁兰企业的洽谈和接待安置等工作。
  1956年4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组成以我为团长的访问团去上海访问考察。访问团一行12人于4月底抵达上海，受到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并宴请了全团人员，副市长兼财办主任宋季文同志负责接待，并与我们商定了总的原则。他说:关于支援兰州的事，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并明确指示:支援兰州建设，上海义不容辞。原则上是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他要我们多看看,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研究，上海方面一定全力配合做好工作。为了充分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上海市还召开了工商界和其它方面代表参加的动员大会,邀请我作报告，我向大家介绍了兰州市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城市建设和其它各方面建设的情况和发展远景，兰州的商业、服务业广阔的发展前途,兰州市党政领导与人民群众欢迎上海支援的迫切要求，并针对有些工商界人士和群众的顾虑,作了一些承诺。随后上海的报纸、电台的记者也先后进行了一些采访，并作了充分的宣传报导。上海市、区两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也都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动员工作，一时支援兰州成为上海市人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我们在上海一共用了两个月时间，重点考察了最繁华的黄浦区的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对打算搬迁的企业,逐户进行了深入地考察，最后才提出方案，和上海有关方面签订了详细的协议。决定由上海向兰州提供四方面的支援:搬迁一批企业，包括一些上海的名店，都采取整店搬迁的办法;提供私改资金200万元，在兰州新建服务企业;支援一批管理干部，并争取成套配备;动员一批青年来兰州从事各项服务工作。当时去上海的还有洽谈工业企业迁兰事宜的高建西、张国泰等同志，他们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从1956年6月开始从上海搬迁到兰州的商业有:信大祥绸布店、泰昌白货公司红花时装店、王荣康西服店、培琪西服店、美高皮鞋店等17户；服务业有：国联照相馆、凤凰照像馆、意姆登洗染店、登记理发店等27户；饮食业有:悦宾楼京菜馆、大中华徽菜馆、同华楼等10户。这些企业来兰后，绝大多数都安排在市中心商业区的酒泉路、张掖路、中山路、庆阳路等几条主要街道上。其用房有的是国营商店让出来的，有的是公私合营后调整网点时调出来的。个别商店因特殊需要安置在西固区和东岗地区，以后也成为该地区的繁华地段，如上海迁兰的同华楼餐馆即成为西固区乃至于全兰州市闻名的餐馆。我们还为友谊饭店推选了一批高级中西餐厨师和服务人员，改观了饭店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经营管理,使当时的外国专家和国内客人都非常满意。此外，还从上海陆续迁来了搪瓷厂、热水瓶厂、胶鞋厂、建华皮革厂、沪东皮革厂（以后合并成兰州皮革厂）、震旦制革厂（后改为震旦皮件厂）、工兴玻璃厂(后改为兰州玻璃厂）、利华墨水厂(后改为兰州文化用品厂）、佛慈制药厂等41家厂子，还迁来了汽车修理业19户。从上海迁来的这些企业，大大充实了兰州市商业、饮食服务业和轻工业的力量，并给这些行业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服务新风,促进了它们的发展。有些企业至今还是兰州市颇负盛名的骨干企业。为了满足大批上海支兰人员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还从上海迁来了以尹树春、李慧琴为主要演员的春光越剧团，为兰州的文艺园地增添了一朵新葩。
  支援兰州的管理干部，从商业局长到公司经理、科长、业务人员配套成龙。我们都根据各自的对口专业和业务特长，分别安排到市商业局和各国营专业公司的领导岗位上和业务科室。这些干部扎根兰州，服务兰州，为兰州作出了许多贡献。有的人以后还担任了兰州市的副市长、秘书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省民建副主任和省商业厅副厅长、省工商联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随企业迁兰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约1000多人,都按照协议保留原职原薪未动。另外，上海还从其它公私合营企业中动员了一批业务人员和技术工人，并从社会上招收了 600多名政治、业务素质较好的人员，这些人员来兰后都分别分配在各有关的公司中充实了业务、技术力量。从1956年到现在已经40多年过去了，当初抱着极大热情从繁华的大都市来支援兰州建设的上海人，和我们一样经受了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祸。在当时“左”倾思想指导下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也有不少支兰人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有一部分人员先后返回上海，但绝大多数都在兰州扎下根,安了家。有的同志已经去世，大多数退休，也有少数人还在工作岗位上。现在许多人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不少人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兰州，继续为这块土地上的各种建设事业奋斗着！上海的工商界按照协议给兰州支援了 20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经过具体协商，组成了公私合营建兰企业公司，由公方代表马象英担任经理，上海迁兰的私方代表钱念祖、韩铁成担任副经理,其他三名来兰的股东也安排了相应的工作。这笔资金主要用来兴建了建兰饭店，其余的资金还在东岗（现定西南路)、七里河(建兰路)、西固（钟家河)修建了三个综合市场，每个市场都包括百货、副食、粮油、蔬菜等经营网点和银行、浴池、理发、服务网点等。这样，连同兰州市工商界投资兴建的一批商店、旅馆、浴池、市场等设施在内，进一步扩充了兰州市服务行业的规模,从而为新建工业区和文教区的群众生活提供了方便，扭转了那种生活服务极不适应建设发展需要的状况。
  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一切还都历历在目，令人激动不已。我总认为，对这件事的意义要给予充分的估计，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兰州市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对兰州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支援和促进作用，而且这件事所体现的两种精神也是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和发扬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内一种全国一盘棋的互助精神，先进帮后进、后进学先进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五十年代需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