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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兵团的事业蒸蒸日上，健康发展，大踏步前进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灾难无情地降到了兵团广大干部、战士的头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 16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接着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连续检阅几百万红卫兵。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席卷中华大地，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连，横冲直闯》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素称闭塞、偏远的新疆也不可避免。北京及各省的红卫兵蜂拥而来，“炮轰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打倒王恩茂”及各级领导干部的浪潮波及全疆。
  兵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损失惨重。在这次浩劫中，有些人全面否定了兵团17年艰苦创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制造冤假错案，使兵团的各项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导致了兵团的解体，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第一节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人同样在兵团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技术专政”、大批经营管理的“条条框框”，说这是“只问粮棉油，不问敌我友”的刘少奇、张仲瀚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复辟资本主义。
  执行这条路线的就是“走资派”。许多艰苦创业辛勤劳动的老军垦被打倒，使兵团事业伤了元气，生产急剧下降。1966年兵团粮食总产7. 2亿公斤，1967年又下降为5. 45亿公斤，1968年下降为4. 6亿公斤，较1966年下降36.1%。棉花总产1966年为2 494万公斤，1968年下降为1 693. 5万公斤，下降34%。
  在大批修正主义路线中，许多耕作技术规程被斥为“管、卡、压”而被废弛，许多科技人员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被批、被斗。据1972年统计:全兵团农业科技人员6 992人，而其中有1 046人下放劳动，有1 766人被迫改行。除了科技人员遭受空前浩劫，而且连兵团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的粮食、园艺、土壤农化、植保、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综合机械化……等十个研究室也被撤销，价值150万元的科研仪器和设备全部被分光、拆毁。十个农业师的农科所相继被砍掉，基层的植保小组、积肥小组被解散。科学种田不讲了，精耕细作的传统丢掉了。由于种子混杂，耕作粗放，单产下降，1974年和1966年相比，粮食亩产由140公斤下降到85. 5公斤，油料由30.1公斤下降到20. 25公斤，甜菜亩产由1 345公斤下降到689. 4公斤。
  兵团9个土壤改良站,被砍掉4个，改行5个。行之有效的治喊改土措施被废弛,地下水位上升，盐渍面积迅速扩大。据玛纳斯河流域的一四八团、一四七团、一二四团、一二七团、一三三团调查，1966年至1973年，因盐渍化而弃耕的土地有8%-31%;中度以上次生盐渍化的土地有9. 2%—13. 2%。
  兵团从开始垦荒造田，建设农场的时候，就十分注意造林。荒开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大造防沙固沙林，以遏制黄沙侵蚀。大造条田林带，防风护苗;大造道路及房前屋后的林带，以绿化农场。此外还有用材林、薪炭林等。到1966年底，共造林地36. 35万亩，桑园17. 9万亩，苗圃48 900亩，果园10. 6万亩。很多农场林带成网，果园飘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滥砍滥伐，林带损失18万多亩，许多林带被破坏得残缺不全，桑园被挖掉12. 4万亩，连果园也被当成修正主义批判，遭受了严重毁坏，被连根挖掉的果树达8 000余亩，说这是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
  牲畜年末存栏数1966年为208. 57万头，到1969年存栏数为186. 84 万头，下降 10.41%。
  兵团的工业、交通和建筑安装企业，由于许多有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不少科技人员被批斗，领导班子和指挥系统瘫痪。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设备遭到严重破坏，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火灾事故和质量事故不断发生，损失浪费惊人。生产成本提高，盈利逐年下降。工业企业利润1966年为8 359万元,1973年下降到3 940万元，交通运输业利润由1966年的2 972万元，下降到1973年的1 438万元，建筑安装业的利润1966年为780万元，到1973年竟亏损423万元，只有商业利润下降较少，1966年是846万元，1973年是837万元。
  以兵团撤销前的1974年和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了 77万人，职工增加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 52万亩，粮食总产由7. 2亿公斤下降到5. 25亿公斤，1966年上缴商品粮2. 25亿公斤;1974年粮、油、肉不能自给，吃国家返销粮1 695万公斤，1966年经营盈利1.13亿元，1974年亏损1.96亿元，是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成了国家的包袱。由于兵团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兵团的解体。
  第二节兵团解体“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建设兵团广大干部和职工深受其害。
  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急剧下降，财务亏损严重，群众怨声载道。
  1975年1月3日，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联合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当前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兵团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制问题有很大关系。
  1975年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强对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元化领导和调整体制的请示报告》和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3月15日，此两个报告中共中央批准。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决定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解体，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番号。1975年5月2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新疆农垦总局，11个地、州也相继成立农垦总局。根据中央文件的规定，自治区农垦总局的职能和任务是:主管全疆国营农场的业务工作。
  各师的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1975年撤销兵团建制时，兵团所属的主要为农牧业眼务的2个汽车团和各师10个汽车营的5 000余辆汽车；为农牧团场维修拖拉机的21个修配厂;为农牧业服务和农产品加工的138个工业企业，以及兵团和各师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部门、商场及服务系统;粮食仓库、勘察设计部门、水利工程建设部队及建筑工程第一师、科研部门、大专院校、通讯线路、垦区医院等全部移交给地方。
  这样一来，十多年来兵团已经形成的一套为农牧业服务的体系便被拆散，给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农七师改为奎屯农垦局以后，1978年春季，洪水冲垮奎屯河渠首，需要紧急运料抢修，但汽车都交出去了，因为无力运输，不得已只好调拖拉机去运石料和水泥。拖拉机速度太慢，影响工程的修复，结果造成了严重损失。又因供应渠道被打乱，原农垦系统年用化肥12—15万吨，兵团撤销后，只供应6万多吨。撤销之前，兵团向各师年供应钢材、农具、配件达2 500吨，兵团解体之后，这一供应完全断绝，对工农牧业生产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1976年，有18个农垦团场又被下放到县，有的拆散后下放给公社。干部和职工的政治、生活福利待遇也发生了改变，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仅如此，还撤销了为保卫边疆而建立的400多个值班连队。
  实践证明: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失误。原想改变兵团体制以促进生产发展，扭转亏损局面，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1975年到1977年生产继续滑坡，亏损剧增。农垦总局所属农牧团场，除原兵团所属农牧团场外，又增加了 44个地方国营农场，农场数目增多了，生产水平却下降了。粮食、棉花等主要作物和总产、单产均有下降。以1977年为例，粮食总产6. 25亿公斤，较1966年减少1亿公斤；棉花总产1 250. 15万公斤，比1966年减少1 244万公斤。财务亏损剧增，亏损额6_ 6亿元，每年平均亏损2. 2亿元，1976年全疆农场（不包括县管农场)共亏损2. 6亿元。金额占全国农场亏损的一半，是全国农场亏损最多的一个省份。
  1975年至1977年是新疆农垦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三年。
  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撤销兵团体制不利于农垦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不利于保卫边疆的安全，不利于场、社团结和民族团结，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三节军垦战士为捍卫祖国边疆而英勇斗争屯垦戍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宗旨。几十年来，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军垦战士一直把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保卫边境地区安宁、反对外敌入侵做为自己的神圣义务;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做出多大牺牲，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不向祖国和人民讲价钱。设置在中苏边界沿线的农牧团场，虽然因自然条件限制，生产上有困难，生活上也有困难，但是，这些团场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军垦战士却毫不畏缩，不计个人或小团体的得失，一直坚强地屹立在那里。他们知道祖国让他们在那里建场，边生产、边戍边是保卫边疆的需要，是维护祖国神圣领土的需要。为了祖国的需要，他们宁肯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宁肯克服更多的困难也要坚持下来。他们之中的老同志已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保卫边境安宁的事业，许多当年的青年战士，现在也已年过半百，同样把自己的年华献给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的事业。对于他们，历史是不会忘记的，祖国是不会忘记的。
  生产建设兵团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而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这里，我们只举其中的几个事例，通过其一斑，以见其全貌。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方在中苏边界上不断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国人民屈服。在此形势下，军垦战士与我边防部队紧密配合,多次给挑衅者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六一团的事迹便是一例。
  在祖国西陲塔城境内的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塔斯提，驻着一六一团的牧业队、11连和军区边防站等，他们亲如一家，团结战斗，守卫着祖国的边疆。1979年初，大雪封山，边防站急需爬犁(雪撬)执行一项任务，恰巧牧业队的爬犁外出，11连爬犁不够。牧业队领导立即用电话让有关单位转告赶爬犁的同志，改道前往部队驻地接受新任务。隆冬季节，雪深过膝，朔风阵阵，气温在零下30多度。牧业队和11连的同志，翻山越岭，连续行军16个小时，行程250公里，支援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里的军垦战士和边防站十多年来，与外国入侵者进行了数十次英勇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特别值得表彰的是一六一团牧业队英雄女民兵孙龙珍同志。
  1968年4月的一天，孙龙珍带领二班几个民兵到杜拉提沟割苇子，苏联边防军粗暴干涉，野蛮地掀掉我女民兵的帐篷，大耍流氓行为，孙龙珍和女民兵们手持长树条和镰刀，排成横队，把入侵者赶了出去。
  1969年6月10傍晚，一六一团牧业队牧工张成山同志在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塔斯提河同乌斯格河交叉处的三角地上放牧。
  下午7时48分，突然有18名苏联骑兵，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穿过乌斯格河，强行绑架张成山同志。我民兵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孙龙珍同志不顾怀孕6个月的身体，和同志们一起，手持铁锨，迎着苏军的刺刀冲上去，营救自己的同志。不料，入侵者悍然在我国领土上向我牧工开枪射击，孙龙珍同志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29岁。1969年6月16日，孙龙珍同志由上级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9年8月25日，由自治区革委会授予“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1975年秋，苏军又在我国领土丘尔丘特河地带，偷设了一条长135米，宽9米，高1. 5米的铁丝网，妄图蚕食我国领土。一六一团组织干部、群众和民兵，仅用15分钟时间，就把入侵者偷设的铁丝网全部拆除，粉碎了苏方企图蚕食霸占我国领土的阴谋。
  守卫在边防前线的其他团场和连队，也和一六一团牧业队的同志一样，为保卫祖国边疆安宁，进行着艰苦卓绝而又英勇顽强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