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1928年7月7日，新疆外交署长樊耀南与一些反对杨增新的人士共谋，借俄文法政学校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的机会，邀杨增新及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出席宴会中，刺杀了杨增新，史称“七七政变”。杨增新时代结束。旋由金树仁秉政，从此新疆逐步进入了—个动乱的时代。
  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史家评述纷纭，毁誉皆有，大相径庭，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周东郊先生在评述杨增新时称:“新疆是中国塞外一省……自从1871年俄人一度占取伊犁，1895年英俄私分帕米尔以来……新疆成为中、英、俄三国角逐的场所。英俄两国企图运用地方民族把中国势力逐出新疆之外。”杨氏主政新疆“十七年来，民安其生，政得其和，而且内平寇患，安置白俄，不以兵车之力使领土主权无丧，纵然不能说他是国家良吏，但比起那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还可以说是新疆的好官”(周东郊《新疆内幕》,1952年台湾创垦社出版）。
  蒋君章先生在论杨增新时说:“是时，新疆混乱，杨氏一一平之，外蒙独立后，派兵陷科布多，旋攻阿尔泰，杨筹防北路，卒将阿尔泰特别区收归新疆版图改为阿山道，新疆统一告成，实杨之功。
  民国九、十年间（1920—1921年），两股白俄窜新，数在万人以上。
  新省力不能敌，亦不能收容，杨一面缴其一部枪械，一面安置以监视，并约苏联军队共攻阿山道一带之白俄部队。当时局势虽紧张，而卒安定，新疆未有蒙古之续者，杨之力也”(蒋君章《新疆经营论》,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
  洪涤尘在《新疆史地大纲》中论述:杨氏主新后，协饷断绝，其财用并不加赋而粗足。又抚驭边氓，一视同仁，吏安而民不扰。至其所经之艰险，所遇之忧患，更为常人所不能应付。如哈密之缠乱，伊犁独立，哥老会起事，外蒙进犯，俄哈窜乱，白俄侵占阿山等，处置苟一不慎，即可使全疆糜烂，疆土沦亡。然杨竟能于危急中，竭其心智，绥辑地方，保全疆土。不特使全疆人民得以安居乐土，即对于中央政府亦能使无西顾之忧。”“杨氏负斯责任，不特有以爱新疆，抑且有以爱国家”(《新疆风暴七十年》)。
  文直公则指责杨增新“思想蔽锢，极力反对新思潮，以致交通无由开发，文化极端闭塞，排除异己，厚植私人势力”。曾有“东西两枭雄”之说(指袁世凯与杨增新）。
  在盛世才时代曾任民政厅长的邓翔海则称杨氏“深于黄老之术，而嗜杀人”。“惯用权术，富于阴谋，有胆略”(邓翔海《闲话新疆》1955年香港出版）。
  《新疆简史》在论述杨增新时称:“杨增新充任新疆都督以后便把新疆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纠集反革命势力，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培植自己的势力，在新疆形成一个封建割据的局面。为了维护和巩固他在新疆的反动统治，杨增新对外投降沙俄帝国主义，对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在民族问题上制造矛盾，在经济方面维护封建制度，在文化方面推行愚民政策。”“是清朝豢养出来的忠实奴才”，“是一个反动的历史人物”(《新疆简史》)。
  陈延琪先生著文《谈应实事求是地肯定杨增新的历史地位》称杨增新“是近代新疆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又是代表封建文化、封建道法和封建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非议，而他的主要业绩却是应予肯定的”(《西域研究》1993年1期）。
  方英楷先生在评论杨增新时称赞杨氏“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当时他在新疆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从不和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没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粉碎了沙俄吞并新疆的阴谋，打退了外蒙古对新疆的侵犯”(《新疆屯垦史》)。
  对杨增新究竟怎么评价？笔者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封疆大吏的评述，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凡是维护祖国统一、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人物，我们就应加以肯定。
  相反，就应予以否定。杨增新受命于危难之秋,时值清帝逊位，中原战乱不已，无力西援新疆。当时新疆外有强邻虎视，内部困难重重，稍一不慎即会导致全疆糜烂，但杨氏能独立支持危局，统一新疆，抵御了外来势力的入侵，保障了祖国领土完整，没有订立一个丧权辱国条约，坚持自力更生，振兴实业，大兴屯垦，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相对稳定，是难能可贵的，功在祖国，历史是应该予以称赞的。另一方面杨增新镇压哈吐人民起义;取消了伊犁临时政府，分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独裁；愚民……等是反动的，我们全面的观察杨氏秉政新疆17年，功过相衡，看其主流，杨增新仍不失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封疆大吏，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