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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伊犁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因乌
  鲁木齐遣犯过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
  于是伊犁遣犯人数迅速增长。最多时达三千余人，《清高宗实录》卷
  1 195载: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刑部议覆，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
  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类多顽硬不安分之徒，最易滋事”。
  此后，为安全计，发配伊犁罪犯有所减少。伊犁遣犯，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罪行较轻的依附于军屯进行屯田，据《皇舆西域图志》卷32
  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伊犁兵屯有“屯兵二千五百名，……
  遣犯……四十九名”。这即是指隶属于伊犁绿营军屯承种份地的遣
  犯，他们是“补屯耕缺额”的。至嘉庆十四年（1814年），伊犁地区
  “节年以来，于西安、凉州、庄浪之驻防满兵，陆续携眷移驻者三千
  八百名，协领等官一百二十八员，均住城市，发遣内地犯人二千余
  名应役”。仅“乌哈尔里克之城(今霍城县），屯田所也，绿旗兵二千
  六百，流犯千余，屯田二十六工”(《西域闻见录》)。伊犁遣屯，每名种
  地十二亩，“一部分遣屯在塔勒奇，称为西地。另一部分在喇嘛寺
  沟，称为东梁”(《新疆赋》)。另一种是罪行较重的“给兵丁为奴”，“令
  服耕作之役”(《清高宗实录》）。这部分遣犯在伊犁是为数不少的。
  遣犯携眷者拨给土地，鼓励生产自给，“为奴人犯，有携眷者，
  每人先拨给土地十二亩，令其耕种。果于伊等有益，次年拨地十五
  亩，每亩纳细粮八升，按岁征收”(《伊江汇览•屯政》)。
  伊犁遣犯，除参加屯田外，还参加了兴修水利工程，拉船运输
  劳役等劳动。均隶属于军屯，期满改过者，给具为民，每户给地30
  亩，令其耕种，交伊犁同知管辖。
  到1777年，伊犁有各类屯田点八、九十处之多(《钦定新疆识
  略》)。由于屯田的兴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军粮充裕，各族人民
  因丰收而安居乐业。嘉庆年间，被流放于伊犁的学者洪亮吉写诗描
  绘伊犁的盛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
  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惠远城外，大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市
  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