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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早提出向新疆发逍罪犯进行屯田的是御史刘宗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准部叛乱,正向大小和卓盘踞的南疆进军，新疆统一已成定局。在新疆东部的军屯连年丰收而新疆劳力又极度缺乏的形势下，二十三年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及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行圈卡，令其耕种。共前已配到各处军流等犯，除年久安静有业者照常安插外，无业少壮，曾有过犯者，一并改发种地，交驻防将军管辖，应如所请，并将此外情罪重大军流各犯一体办理”(《清高宗实录》)。此议获准后,二十三、二十四年因新疆战争未结束，各省只是少量的遣犯送往新疆。乾隆二十五年，平叛战争结束，新疆统一，兵屯连年丰收，开始成批将“桀骛难驯、屡惩屡犯”，“渐染甚易、驯化又难”者发逍。二十三年乌鲁木齐定为发遣地。二十六年，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巴里坤、哈密、安西三处，遣犯甚多，难以安顿”,奏请"酌发辟展、乌鲁木齐屯所”(《清高宗实录>)。12月清政府决定把内地大批罪犯送往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除本屯外，原有昌吉、罗克伦二屯，且明年于乌鲁木齐以西等处又设三屯，地宽兵多，易于防范”(《清高宗实录》)。三十二年因乌鲁木齐遣犯过多，经陕甘总督议定:“每遣犯四名，以三名发伊犁，一名发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政略•遣犯》)。经过调整，当地五堡、昌吉、罗克伦等处兵屯中承种分地的遣犯尚有1 747名，玛纳斯有200余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后的四年中，昌吉五堡等地每年参加屯田的遣犯均在千人以上。据((西域图志.屯政》）记载：1766年为1 219人，1767 年为 1 646 人，1768 年为 1 747 人，1769 年为 1 387人，1770年为1 240人。
  库尔喀喇乌苏，乾隆三十一年安置遣犯。三十三年（1768年）当地兵屯中有承种分地遣犯100余名。
  晶河，乾隆三十一年开始安置遣犯，三十二年当地兵屯中有承种分地遣犯百余名。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乌鲁木齐都统尚安奏称:流放乌鲁木齐的各种遣犯共3 200多人，参加屯田生产(《三州辑略.赋税门》)。
  遣犯的反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秋之夜，驻昌吉的管屯官员借酒“醉逼流妇使讴”(《圣武记》)，激怒犯人杀死通判赫尔喜、把总马继国，夺取武器库，占据昌吉城。次日，200余人乘马进攻乌鲁木齐，被清军镇压下去。此事证明屯官对遣犯的压迫是很残酷的，遣犯们早已积怨在心，“逼流妇讴”仅是个导火线而已。其次，可以看出，昌吉遣犯屯田，是相对集中的，只派为数不多的人进行管理。
  由于大兴军、民以及犯人屯田，人口剧增，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使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乌鲁木齐一带荒凉景象，变成了“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的一派繁荣气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