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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不少西方人士致力于中国医学的介绍和翻译工作，公元1557年西班牙传教士归国时携去大批中国医书，对欧洲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研究资料统计，明代末年乃至清初的17世纪，欧洲出版有关中医药图书共计约有十种，其中脉学三种、针灸学五种、药物学一种、通论性一种。由这个参考数字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医学的兴趣在明代是比较重视针灸和脉学的。在这些有关中医药著作中，以波兰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卜弥格所撰之书影响最大。他于公元1643年来华，利用传教的形势接触明代皇室贵族。同时，他很留意中国医药学，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用拉丁文编撰了一部《中国植物志》，多取材于中国本草学著作，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最早文献。公元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后，颇受西方学者的注意。卜弥格还用拉丁文译述了中医学的脉诊、舌诊、中药制剂等等。
  其中脉学著作还有法译本名为《中医秘典》出版。从此以后，西方对中医药学日益注意，研究译述者越来越多。
  明代后期，正当16世纪欧洲科学和文化开始兴盛的时期。当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无论在哲学、宗教、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个革新的高潮。波兰的哥白尼著《天体运行论》，创立日心说。比利时的维萨留斯在人体解剖基础上，著了《人体的构造》一书。这两部著作，分别在天体认识上和人体生理认识上，都是对封建教会的宣战。同时，它也是传播新兴科学的起点。这时，欧洲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欧亚交通非常发达，一些欧洲天主教徒作为商业资本的先遣队和教会的拓展者，开始东行到我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教士以及龙华民、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相继来华。他们除了在澳门设立了传教据点以外，还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先后建立了活动中心。这些传教士一般都通晓一些科学和文化知识，有的还带来欧洲的工艺品，以便在中国和封建统治者取得接近的机会。而当时，我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已处于萌芽状态，中外交通的发达，使我国的一些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也非常渴望了解海外文化的情况。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对于传教士通晓的“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徐光启、李之藻、毕拱辰、王肯堂等官吏，以及李贽、方以智等学者，都曾成为天主教士交游的对象。《明史•利玛窦传》称:“其国人(利玛窦为意大利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兼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首好其说，且为润色。
  明代医学家王肯堂在《郁冈斋笔塵》中称，余见西域欧罗巴人利玛窦出示彼中书籍，其纸色白如茧，薄而坚好，两面皆字，不相映夺，赠余十馀审，受墨不渗，着水不濡，甚异之，问何物所造？利云：以故布浸及捣为之。乃知蔡伦捣故鱼网作纸即此类耳。”110又云：“利玛窦言日体过大于地，人颇骇而不信，言其所以，则确乎不易也。”111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天学初函”条称：“西洋人利玛窦入中国，士大夫喜其博辨，翕然趋附，而之藻与徐光启信之尤笃可见，当时天主教士和我国一部分上层知识界接触的一斑。天主教士带来的“西学”知识是比较广泛的，包括天文、历法、地理、水利、医学等。在医学方面，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有关人体生理的记述。在公元16世纪时，欧洲医学还只停留在中世纪水平，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临床医学成就。但是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揭开人体的奥秘以来，背离了宗教的传统说教，激起教会的很大愤怒。不过后来维萨留斯的影响还是深远的，一些教士在不违反神学的前提下，也不得不进行一些研究，并在著述中有所论述。像利玛窦所撰的《西国记法•原本篇》中记载记含之室，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113说明了脑的位置和司记忆的功用。其后意大利教士艾儒略著的《性学觕述》和日耳曼人汤若望著的《主制群徴》等有关天主教义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人体生理方面的记述。如《性学觕述》卷四描述人体感觉器官“泪之官”称：“视之具则有三者，目之前后上下有薄膜层层，包护眸子，如城郭然。脑内有二筋通目，而授知觉之气，与其能视之力。其瞳清如水晶，不染一色，故能灼辨万色……又在“耳之官”称：“论闻之具，人脑中有二细筋，以通觉气至耳。耳内有一小孔，孔口有薄皮，稍如鼓面，上有最小活动鼓捶，音声感之，此骨即动，气急来则急动，缓来则缓动，如通报者然”114其他，“鼻之官”论嗅觉，“口之官”论味觉，“触之官”论触觉均类之。又如汤若望的《主制群徴》卷上“人身向徴”，曾记述了血液生成和功用。该书称今论血所由成，必赖食化，食先历尺刀，次历胃釜，而粗细悉归大络矣。第细者，可以升至肝脏成血，粗者为滓……又称：“血行以脉，脉有所总曰络，络从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渐分小脉，至最细微。凡内而脏腑，外而肤肉，无不贯串，莫定其数……从心出者亦有二大络，其一上一下，其分细周身悉与肝络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此专导引热势及生养气之路耳。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直令周身脉与之应，少间不应，辄生寒热……”117这些论述和我国医家一向推崇的《黄帝内经》理论显然有着不同的源流，这不能不受到当时我国一部分通晓医学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像明末著名学者方以智著的《物理小识》卷三“血养筋连之故”，就曾引用《主制群徴》所论“心脑与肝三者体有定限，必藉筋脉之势，乃克与身相维相贯”118的观点，指出这种“以肝、心、脑、筋立论，是《灵素》（指《内经》）所未发”119。这说明我国学者当时已认识到西洋医学与祖国医学理论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两部论述人体生理的医学专著出现，这就是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三人译述的《人身图说》一卷和邓玉函译述的《泰西人身说概》二卷，这是两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人体生理构造的专书。《人身图说》内容主要包括论述脏腑、脉络、溺液、女人子宫、胚胎、脐络等总共二十八篇，五脏躯壳图形二十一图等。《泰西人身说概》上卷论述人体骨、肉、筋、皮、筋络、脉、血等十五部；下卷则分总觉司、目、耳、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言语等八部；上述各论举凡生理、器官、形态、部位均言之很详。《泰西人身说概》于明末曾由毕拱辰加以文字润色和刊梓，毕序言曾称:“邓先生《人身说》二卷……编中胪列诸部，虽未全备，而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皮肤、骨节诸类，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颐……肉块四百余，分布运动，细筋为知觉之司，脆骨有利益之用，轩岐家曾经道此字否？……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闻西士格致名流，值有殊死重囚，多生购之，层剥寸圭刲，批却导窍，毫发无不推勘，故其著论，致为精详……可见，毕拱辰对于西洋医学人体解剖生理这方面的论述是相当推崇的。清抄本《泰西人身说概》姚衡亦跋称：“《人身说概》其论极为精确，实医学之津梁也。原书均西国文字，非是不能传于东土，121《人身图说》由于只有抄本流传，流行不广，但它在明末迄清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清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二载有“女变男”的传说，刘献庭曾依照《人身图说》的某些生理观点提出“只内肾脱出便是，若男变女则无此理矣的说法。
  方以智、毕拱辰、刘献庭等，都是我国接触西方医学知识的早期人物，他们对于探求新事物，都具有一定的科学热忱。然而也应指出，这一时期的欧洲传教士，所传播的解剖生理方面的医学知识，由于他们神学世界观的局限，不可能作出真正客观的记述。正如艾儒略在《性学觕述》自序中说到人是“亚天神而君万物”的因而这些传教士著书立说的目的，还是在于阐明“天主”的存在。
  其二，关于西洋医事制度和设施方面的介绍。欧洲传教士由于逐步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信任，于是又进一步宣扬了欧洲国家政治、经济的强盛，文化的进步，从而在医事制度和设施方面有如下记载。
  (1)关于医学分科和治疗。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著的《西方要纪》中称：欧洲“医分内外二科，有专以草木为药者，亦有兼用金石锻炼之药者。其看病诊脉之外，以玻璃瓶盛溺水，验其色，识其病根。又知病概由败血而生，则初疾多以开脉出败血为法也……”125。
  (2)关于医学校。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二称:“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字，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一乡一邑有小学，……优者进于大学，乃分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诊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
  (3)医院设施。《职方外纪》卷二又称:“……又有病院，大城多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羁旅，若使客偶值患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帐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126《西方要记》称:“大西诸国济院有五等，一为养病院,病院分而三：有可医之病，如疟、痢、伤损之类；有不可医而易传染，如疯、癞之类;有不可医又不传染，如聋、瞽、陂之类，能饮食而不能动作。
  此三类，各分其所，以医养之……(4)药物与药肆。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卷四称:“凡诸药系果、蔬、谷、草诸部，具有水性，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今所用蔷薇露，则以蔷薇花作之，其他药皆此类也。”128又称:“西国市肆所鬻药物，大半是诸露水，每味用器盛置。医官止主立方，持方至肆，和药付之……以上的这些记载不仅宣扬了欧洲国家文化的繁盛，同时也表明了当时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分化也很分明。从医院设施方面所谓“大人院处贵人”，表明当时医院主要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而诊断治疗用药，采取的验尿、开脉出血和用蒸馏方法取药也和我国传统的治疗和药物炮炙方法不同。这对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当时知识界来说，无疑是很新颖的听闻。不过，当时欧洲医学的传入，还只是一个开始，这些外来文化的传播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西方传教士们在中国除了传教，介绍西洋医学知识外，还在中国各地创办了一些“仁慈”机构和医院、诊所，用西洋医学和西洋药物为中国的士大夫和当地人民医治疾病，扩大了西洋医学在中国的影响。其中卡内罗和利玛窦的工作较为突出。
  公元1568年，教皇庇护第五任命卡内罗为澳门区主教。公元1569年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仁慈会”，并设立了两所医院——圣拉斐尔医院和麻风病院。圣拉斐尔医院是外人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医院，共有七十张病床129。
  公元1573年，意大利耶穌会教士范礼安被任命为远东视察员，在印度、中国沿海活动达三十二年之久。公元1579年,教会推选罗明坚来澳门，罗氏曾随葡萄牙商人数次来广州。公元1582年，范礼安又召请巴范济、利玛窦来华协助罗氏工作。罗后来又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一面传教，一面利用医药为当地人治病。公元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公元1595年在南昌办教堂。公元1598年获准在南京居住。公元1601年朝见明神宗，获准在北京购买土地，建立教堂，直至公元1610年去世为止。利氏在京居住十年，结识了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金声、瞿式耜等官僚士大夫，并先后劝说他们入教。几年之内，利氏发展的教徒就达二百余人。此外，利玛窦还多方设法与医药界人士接触。据说，他与医学家王肯堂曾多次交往，王氏的《疡科准绳》所记载的人体骨骼形状和数目，就是在西洋解剖学的影响下写成的。
  尽管西方的传教士们利用各种著作向中国介绍了若干西洋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和疾病治疗知识，但由于西方医学在当时还处于比较落伍的状态，而且这些传教士们并非专门医师，所论也多欠确切，因此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也甚微弱。在明代中国医药学传到欧洲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西洋医学传到中国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中西医药学交往虽然比以前频繁，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却并不很深。
  综上所述，明代海上中外医药学交流，与历代相比，不但是次数更加频繁，地区更加广泛，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通过中外医药学交流，中国的医药学书籍广泛地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及欧洲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医药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医药学家们分别研究中医药学，撰写了《医方类聚》、《东医宝鉴》、《海上医学心领》等医学巨著，推动了各国医药学的发展。此外，中朝医药学家创办了国际医药学术交流形式，活跃了国际间医药学术交流空气。日本医学家在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也形成了医学流派，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此间，西洋医药学知识在西方传教士的传播下，开始流传到中国，这些西洋医药学知识拓展了中国医学家的知识面。
  并且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及欧洲的医药学家们彼此到对方国家行医治病，促进了医药学交流。明代中外医药学交流，对世界医学和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