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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药学是全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西域各族人民非常热爱祖国医药学知识宝库。唐代不仅丝绸之路贸易活动频繁，而且中原的医学家和西域各族医学家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的医疗活动交往也极其密切，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医疗事迹。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二十六记载，唐代徴士甄权®，徐州扶沟人，生于公元540年，卒于公元643年。甄权因其母亲体弱多病，故努力研习方术，遂以医术知名，尤其在针灸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生平著有《脉经》、《针方》、《甄氏针灸经》、《明堂人形图》等书。武德年间，随安康公李袭兴出镇潞州时，遇深州刺史成君绰患颈部肿大，咽喉阻塞，三天不能饮水吃饭，病势重笃。甄权经诊察后，针治其病，在患者右手食指端扎针，约一顿饭时间，气息即通，第二天则肿消，喉通，饮食如故，其病痊愈。自治愈成君绰疾病后，甄权医名大振，国内缙绅之士，争相广泛地临摹甄权所著的《明堂人形图》，并将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一时间“缙绅之士，多写权图，略遍华裔”。华指华夏，即中原；裔即四边，指边疆各兄弟民族聚居地区，西域也属于四裔之地，因此甄权的《明堂人形图》也必将毫无例外地流传到西域，为西域针灸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唐代中原的医家，把各少数民族患者当作亲友一样，热情地为他们治病祛疾。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中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据此可知，孙思邈在他八十余年的临床医疗生涯中，肯定诊治了许多少数民族患者的疾病，当然也包括西域各族人民患者的疾病。祖国医药学凝结着我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公元8世纪，西域伊吾地区著名的回纥族外科医生占巴西拉哈，被藏王赤松得赞请到西藏进行医疗活动。占巴西拉哈撰有《活体测量》、《尸体图鉴》等解剖学、外科学方面的医学著作60。
  西域各族人民往返于丝绸之路时，需要穿过戈壁沙漠，在长途跋涉中，为保证商队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在商队中设有“药司”和“医徒”以防治疾病。在敦煌莫高窟296窟，富天经一幅壁画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位身穿胡服、深眼眶、高鼻梁的商队医生为患病的商队病人诊治疾病的情景61。通过这幅壁画，反映了西域的各族医务工作者活跃在丝绸之路的医疗战线上，为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些史料充分证明了唐代，中原的医学家和西域的各族医学家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着广泛的医疗活动交往。
  这些医疗活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尤其是为西域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