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著名的医药帛书是马王堆医药帛书。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医药帛书，计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①。经考证，这些帛书都是汉方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但各书的编撰时间亦不一致，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而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某些空白，而且对研究西汉以前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具有极高价值。其中的《五十二病方》约一万五千余字，书内现有病名一百余个，方剂二百八十余首，药物二百四十余种，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所载的病名，已经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为多见，包括各种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和肛痔病。内科疾病有癫痫、痉病、疟病、食病、癃病、淋病以及寄生虫病等。儿科疾病则有癫痫、瘈疭。其他还有产妇病、眼病等。其中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如在谈到疥病时，明确指出疥病有虫。这些记述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在治疗方面，《五十二病方》记载的方剂大部分都是二味药以上组成的复方，而且还根据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体现了早期辨证论治思想。书中除应用药物内服外，外治法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有手术、敷贴、药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对疥虫病的治疗，则已普遍使用雄黄、水银等汞剂，比公元12世纪意大利著名外科医生罗吉尔应用水银软膏，早了整整一千多年。关于方剂的剂型，书中虽然仅明确提到九剂，但事实上已经存在有汤、散、膏等多种剂型。并就方剂的煎煮法、服药时间、服药次数、服药禁忌均有一定记述。书中记载了二百四十余种药物，其中以植物药为主，动物药次之，矿物药居末位。其中很多药物的功效和适应证，都与后世医药文献和临床实践相同。《五十二病方》内还就药物的采集、收藏方法作了一定记载。凡此，都充分反映了汉代和汉以前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情况。
  《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是迄今已知最早、较全面记载人体十一条经脉循行路线及其所主病候的中医文献。两者相比，《足臂十一脉灸经》较《阴阳十一脉灸经》更为古朴，成书更早。《足臂十一脉灸经》以“足”表示下肢脉/有六条，•以“臂”表示上肢脉，为五条。其脉排列次序的原则是先“足”后“手”；循行的基本规律是从四肢末端到胸腹或头面部。《阴阳十一脉灸经》也载有十一条经脉，书中无手太阳、手少阳、手阳明三条脉名，而分别称之为肩脉、耳脉和齿脉。它是以先“阴”脉后“阳”脉的原则，来确定各脉排列的次序；并对脉的循行路线作有一定调整。即全身九条经脉仍由四肢走向躯体中心；而肩脉与足少阴脉则与之相反，由头或小腹部走向四肢末端。据统计，《足臂十一脉灸经》所主病候有七十八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已增至一百四十七种。在病候的分类方面，前者并无分类，后者已将各脉的病候按照致病原因的不同，区分为“是动病”和“所产（生）病”。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为以后的《内经》所肯定，并被采用和发展。但两书所论述的都是灸法，未及“针”字和“穴位”，而且每条经脉的循行也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说明还没有形成上下纵横、联络成网的经络系统。然而，它们为《内经》的“经络学说”奠定了基础。
  《导引图》是一幅绘有各种运动姿态的帛画。长约五十三厘米，宽约一百一十厘米。画面上共有四十四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列成四排，每排十至十二人不等，其中有些人还手持器械，这些人像高九至十二厘米，或著衣，或裸背，均为工笔彩绘。个个形象逼真，姿势各殊，全都在凝神操练。根据画面所反映的各种不同运动姿态，大致可分为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持械运动三类。显然，《导引图》记述的导引术，也就是古代的医疗体育运动。此外，《导引图》中还记有用导引术防治某些病候的名称，如烦（心胸烦满）、聋(耳聋）、膝痛、胠积（胸胁胀痛）、温病等，直接说明了导引与治病之间的关系。《导引图》还介绍了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通过模仿动物动作，起到伸展肢体，宣导气血，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帛画《导引图》的出土，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医疗体育的真实情况，而且也为源远流长的古代导引术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依据。
  《脉法》约有四百字，现尚可辨识出一百八十余字，由于文字缺损较甚，故还不能了解其全貌。但从其首句所说“以脉法明教天下”来看，则表明是用以教授学生脉法的文献。其中指出了脉在人体中所具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上的价值，并认为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因此告诫学者，必须“书而熟学之”。尤其是初学者更要谨慎，只有在充分掌握后才能应用于临床。《脉法》中并提出“取去余而益不足”的治疗原则。显然，这与以后《内经》“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的原则是一致的。书中对砭法和灸法也进行了讨论，并根据痈肿部位的大、小、深、浅和用砭石刺破的程度，提出四条禁忌证。
  《阴阳脉死候》约有一百余字，主要讨论了三阳脉和三阴脉所呈现的死亡证候及其病机。其中三阳脉的死候有一种，三阴脉的死候有五种。如“其病唯折骨、裂肤”是三阳脉的死候；而“唇反人盈”、“面黑、目环、视衰”、“汗出如丝，傅而不流”、“舌陷、卵卷”，则是属于三阴脉肉、骨、气、血、筋“五死”的证候。这种关于“五死”的内容，在以后《灵枢•经脉篇》中也有类似记载，但已改为毛、血、肉、骨、筋，并参入了五行生克的内容，表明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以上马王堆汉墓中的医药帛书，如实地反映了汉代和汉以前医药学的情况。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医书；1972年甘肃武威县滩坡出土的汉代医药简牍，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到中药、方剂、治疗等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科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张家山汉简中，有二部医书，即《脉书》和《引书》。其中《脉书》的内容，与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相似，并基本补足了帛书的缺字，从而更证实了《阴阳十一脉灸经》与《足臂十一脉灸经》是两部不同医书的结论。《脉书》有关疾病的记载，大多按照从头到足的次第叙述，其间不少病名，都可在《五十二病方》中找到。而有关十一脉及其死候部分，则可在《灵枢•经脉篇》中找到相应段落，由此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引书》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也有相当联系。
  《引书》主要内容是用文字来详细说明导引的各单个动作和治疗疾病的导引方法。故两者可以相互对照参看。《引书》还分析人体得病的原因。如“人之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腠理启阖，食饮不和，起居不能与寒暑相应，故得病焉。”由此可见，《脉书》、《引书》的出土可与马王堆帛书相得益彰。
  武威汉简共有九十二枚，其中木简七十八枚，木牍十四枚，为东汉早期的文物。这批医药简牍的内容十分丰富，保存有比较完整的医方三十多个，而且基本上都是复方。方中所列的药物有一百种，并详细记载了病名、症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式，还记述有针灸穴位和刺灸禁忌证，因此被称为《治百病方》。书中记载的病名包括内、外、妇、五官各科。其中属于内科的有伤寒、七伤、大风、痹证、伏梁、肠辟、久泄、心腹积大等，属外科的有五癃、金疮、痈、狗啮人等，属妇科的有乳余等；属五官科的有目痛、喉痹、嗌痛、齿痛、耳聋等。关于症状的描述，有久咳上气、气逆、喉中如有百虫鸣、声音嘶哑、鼻不利、懑、头痛、胁痛、腹胀、臃肿、便血、小便难、金疮出脓血、胫寒、棄下痒和不仁等。在治疗上则根据辨证论治原则予以不同处方。如对外感引起的伤寒病，选用“治伤寒逐风汤”，方内附子、蜀椒等都是温热散寒药等。此外，书内还体现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辨证论治方法。书内收载的药物，计有柴胡、当归等六十一种植物药，龙骨等十一种动物药，磁石、矾石等十六种矿物药以及淳酒、牡麹等十一种其他药物。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和用药方法，也都作有较详尽论述。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