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面对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各级地方官员一方面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行贿受贿，腐败不堪，这也是藏经洞文物遭劫的主要原因。
严泽，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宝藏时的敦煌县令。据说，在藏经洞发现不久，王道士很快就将消息报告给了这位严大老爷，并挑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上。然而，县令严泽除了留下两个卷子以外，未对如图19《敦煌劫余录》编目赘言中记载李盛铎盗经事件（之一）何保管或处理藏经洞文物作任何指示。
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记载，王道士不久又雇了毛驴，“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认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 廷栋也未对如何保管藏经洞文物作任何指示，只是后来将一些经卷送给嘉峪关一个比利时的税务官、 新疆的长庚将军和潘道台等人。有学者考证，现北大藏卷D31号《大般涅槃经》和上海博物馆藏第23号《佛说佛名经》等写卷，便可能出自廷栋处和甘肃藩台处。
汪宗翰，号栗庵，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渊博，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1902年3月至1906年2月任敦煌县令，其间利用职权获得不少藏经洞文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陆续将《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等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绘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等絹画和写经送赠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同时报告了有关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叶昌炽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藏经洞文物运到兰州保存，后因缺乏经费，光绪三十年三月改命敦煌县检点封存藏经洞。汪宗翰在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光绪三十年四月朔（1904年5月15曰） 奉檄检点经卷画像”。但不知何故，他一直未派人查点藏经洞文物并造册， 也未派人看守，也未对藏经洞进行真正有效的封存，或考虑将文物运到敦煌县城内保管封存。
叶昌炽（1849—1917年），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茕居士”“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图20）。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 早年就读于冯桂芬开设的正谊书院，曾协助编修过《苏州府志》。1889年应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任职于国史馆、会典馆等处，1902—1906 年担任甘肃学政。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学识渊博，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 图20叶昌炽引自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
叶昌炽上任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敦煌藏经洞情况的报告，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后改命敦煌县检点封存藏经洞。他在任期间，曾收受敦煌县令汪宗翰赠送的不少敦煌藏经洞文物，这在其《缘督庐日记》中略有记述， 光绪二十九年H月十二日（1903年 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1904 年9月29日）分别记载：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 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 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 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
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戌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又写经三十一叶。……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除此之外，叶昌炽还收受敦煌文人王广文（王宗海）赠送的一些敦煌文物，其《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道：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 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 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 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 在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像，旁题一行云：“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 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图21）。
叶昌炽虽然识得敦煌文物之价值，虽然曾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这是他职责本分所在，并不能谓其有功，正如他自己后来在《缘督庐日记》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及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所忏悔说：
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梱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替其宝藏， 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是啊，为何叶昌炽当时不再往西走上一千里路，亲自到莫高窟看个究竟呢！
值得注意的是，叶昌炽也像其他官吏一样，收受贿赂，只是对他不感兴趣的普通“塞外土宜，拒未收”而已。
又，身居清王朝要职的两江总督后转任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的满人端方，早在斯坦因到达敦煌之前，已收到从甘肃地方官员手中寄送的藏经洞精美绢画与写经。
当时官场之腐败，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斯坦因劫走了第一批文物之后，甘肃政府采取了极其愚昧的补救方法：由敦煌县府责成王道士将部分经卷装在两个转经桶内，其余的经卷则仍令堆在洞中，由王道士“妥为保守, 毋再遗失私卖”。
又，王道士在上奏慈禧太后的《催募经款草丹》中，说太后“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一两都没有到他手中。如果此事属实，这只能解释这一万两银子在中途被各级贪官截走了。后来政府下令将劫余文献全部运京并拨款六千两银子作为收经价，而最后王道士到手时只有三百两，其余部分下落不明。
又，汪宗翰之前1901年的敦煌县令是邬绪棣，之后1906年1907年的敦煌县令是黄万春、王家彦和章乃诚。王家彦任期为1907年3月至7月， 其间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骗走大批敦煌卷子（图22）。这些县令在保护敦煌文物上均无所作为，亦无人对其问责。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当时的官员或无所作为，或办事不力，或行贿受贿，几乎都收受了王道士或其他人的贿赂——敦煌藏经洞文物（汪宗翰等人向叶昌炽赠送绢画、写经等也属于行贿性质）。如此盛行贿赂之风的官场，敦煌文物怎能不被外人骗劫，怎能不会滋生何彦昇、李盛铎之类的内贼？
严泽，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宝藏时的敦煌县令。据说，在藏经洞发现不久，王道士很快就将消息报告给了这位严大老爷，并挑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上。然而，县令严泽除了留下两个卷子以外，未对如图19《敦煌劫余录》编目赘言中记载李盛铎盗经事件（之一）何保管或处理藏经洞文物作任何指示。
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记载，王道士不久又雇了毛驴，“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认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 廷栋也未对如何保管藏经洞文物作任何指示，只是后来将一些经卷送给嘉峪关一个比利时的税务官、 新疆的长庚将军和潘道台等人。有学者考证，现北大藏卷D31号《大般涅槃经》和上海博物馆藏第23号《佛说佛名经》等写卷，便可能出自廷栋处和甘肃藩台处。
汪宗翰，号栗庵，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渊博，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1902年3月至1906年2月任敦煌县令，其间利用职权获得不少藏经洞文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陆续将《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等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绘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等絹画和写经送赠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同时报告了有关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叶昌炽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藏经洞文物运到兰州保存，后因缺乏经费，光绪三十年三月改命敦煌县检点封存藏经洞。汪宗翰在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光绪三十年四月朔（1904年5月15曰） 奉檄检点经卷画像”。但不知何故，他一直未派人查点藏经洞文物并造册， 也未派人看守，也未对藏经洞进行真正有效的封存，或考虑将文物运到敦煌县城内保管封存。
叶昌炽（1849—1917年），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茕居士”“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图20）。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 早年就读于冯桂芬开设的正谊书院，曾协助编修过《苏州府志》。1889年应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任职于国史馆、会典馆等处，1902—1906 年担任甘肃学政。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学识渊博，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 图20叶昌炽引自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
叶昌炽上任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敦煌藏经洞情况的报告，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后改命敦煌县检点封存藏经洞。他在任期间，曾收受敦煌县令汪宗翰赠送的不少敦煌藏经洞文物，这在其《缘督庐日记》中略有记述， 光绪二十九年H月十二日（1903年 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1904 年9月29日）分别记载：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 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 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 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
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戌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又写经三十一叶。……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除此之外，叶昌炽还收受敦煌文人王广文（王宗海）赠送的一些敦煌文物，其《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道：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 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 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 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 在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像，旁题一行云：“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 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图21）。
叶昌炽虽然识得敦煌文物之价值，虽然曾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这是他职责本分所在，并不能谓其有功，正如他自己后来在《缘督庐日记》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及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所忏悔说：
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梱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替其宝藏， 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是啊，为何叶昌炽当时不再往西走上一千里路，亲自到莫高窟看个究竟呢！
值得注意的是，叶昌炽也像其他官吏一样，收受贿赂，只是对他不感兴趣的普通“塞外土宜，拒未收”而已。
又，身居清王朝要职的两江总督后转任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的满人端方，早在斯坦因到达敦煌之前，已收到从甘肃地方官员手中寄送的藏经洞精美绢画与写经。
当时官场之腐败，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斯坦因劫走了第一批文物之后，甘肃政府采取了极其愚昧的补救方法：由敦煌县府责成王道士将部分经卷装在两个转经桶内，其余的经卷则仍令堆在洞中，由王道士“妥为保守, 毋再遗失私卖”。
又，王道士在上奏慈禧太后的《催募经款草丹》中，说太后“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一两都没有到他手中。如果此事属实，这只能解释这一万两银子在中途被各级贪官截走了。后来政府下令将劫余文献全部运京并拨款六千两银子作为收经价，而最后王道士到手时只有三百两，其余部分下落不明。
又，汪宗翰之前1901年的敦煌县令是邬绪棣，之后1906年1907年的敦煌县令是黄万春、王家彦和章乃诚。王家彦任期为1907年3月至7月， 其间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骗走大批敦煌卷子（图22）。这些县令在保护敦煌文物上均无所作为，亦无人对其问责。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当时的官员或无所作为，或办事不力，或行贿受贿，几乎都收受了王道士或其他人的贿赂——敦煌藏经洞文物（汪宗翰等人向叶昌炽赠送绢画、写经等也属于行贿性质）。如此盛行贿赂之风的官场，敦煌文物怎能不被外人骗劫，怎能不会滋生何彦昇、李盛铎之类的内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