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官家盗窃团伙——何彦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 方尔谦等
内容
有这么几个人，不论是在什么地区、什么国度，也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们的行径都会被人们一致肯定为盗窃性质。他们利欲熏心，不仅是真正的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者，还是真正的将敦煌文物贩卖给外国人的卖国贼。他们就是高学历、高文化、高官位并且拥有押送、保管敦煌藏经洞文物大权的何彦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
何彦昇（1860—1910年），何震彝之父，李盛铎之亲家，乳名恬生， 字秋辇，江苏省江阴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副贡生。潜心好学, 亦能文章，兼通列国语言文字，作为参赞出使俄国。回国后历任直隶按察使、 甘肃布政使、新疆巡抚等职（又曰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也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押运官。
何震彝（1880—1916年），何彦昇之子，李盛铎之女婿，字鬯威，号穆态，出生于江苏江都（今扬州）。12岁能诗，博闻强识，可操英语、日语等外语，出口成章，少年得志。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时年25岁。 何震彝还是法学专家。他曾在1913年撰写《何震彝宪法草案》，该草案刊登于《法政杂志》第3卷第1号。
李盛铎（1858—1937年），何震彝之岳丈，何彦昇之亲家，字椒微， 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 京师大学堂总办、江南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府丞、太常寺卿；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山西提法使、山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入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 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任驻比利时大臣时，获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我国著名收藏家、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学家。
刘廷琛（1868—1932年），李盛铎之同乡，字幼云，号潜楼，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历任国史馆协办、陕西提学使、学部参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
方尔谦（1871—1930年），李盛铎之友，字地山，江苏江都人（今扬州），好收藏文物，善书法与楹联，曾任袁世凯家庭教师。
这些人，多是当时有权有势的官僚，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把他们冠之以“官家”。下面是他们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大体经过：1909年9月（宣统元年八月），罗振玉前往北京苏州胡同拜访伯希和, 伯希和出示了一份自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目录，并展示随身所带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多种敦煌卷子。罗振玉从伯希和处得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还有8000多卷写本遗存，于是迅速报告学部左臣乔树楠，并代拟电报稿，命令甘肃都督毛实君让敦煌县令立即查点、封存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图17）,并让甘肃布政使（或曰“新疆巡抚”）何彦昇作为押运官将所有剩余文书全部解送到北京保存。
何彦昇在押解过程中，每到一处就让当地官员抽取挑选所押解的卷子，沿途所失至今无法知道有多少数量，有哪些内容。不仅如此，当第二年运载写本经卷的大车进入北足之后，何彦昇没有马上将押解的东西上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己家的院子里交给儿子何鬯威（何震彝）。当时报到官府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而没有卷名、行款等，所以何彦昇、何鬯威伙同李盛铎（何鬯威的岳父）、刘廷深、方尔谦等亲友，把其中许多精品窃为己有，为充数则将长卷撕为几段乃至十几段。在中饱私囊之后，何彦昇才不紧不慢地将“劫余”送交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共9000余卷。另外，有学者研究认为，有大量写本经卷是“李氏等人实际上是在经卷入藏学部后才攫取到手的。李盛铎当时……在学部任职；刘廷琛也是学部大臣，故此近水楼台，监守自盗”。
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序》中亦记此事曰：“江西李君与某同乡，乃先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刘君、婿何君及扬州方君，拔其尤者二三百卷，而以其余归部。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贻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精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市。”官僚世宦盗窃敦煌写卷之事，当时社会上就有传闻，并有官员揭发上告。学部侍郎满人宝熙便上章参奏，但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没有查问。但这毕竟是一桩大案，学部为掩人耳目，只把押运差官傅委员（傅宝书）扣留，但随后经人说情而被释放。吴昌绶《松邻书札》中致张祖廉一札云：“顷鬯威（何震彝）同年来，谓访公未值，有言托为代致，甘省解经之傅委员，淹留已久，其事既无佐证，又系风流罪过，今穷不得归，日乞皆威为道地。 弟闻前事已了，堂宪本不深求，可否仰仗鼎言，转恳主掌诸君，给札放行，其札即由公交鬯威亦可，渠既相嘱，特为奉致，望径复之。”于是这桩盗窃敦煌文物的大案，最后以“事出有因，査无实据”结案。
被窃写卷当时就流到了市场上。据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记载：“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后来何家藏品大多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小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湾），另外大部分卖到了日本，其中1935年一次就卖给了日本人四百多卷，获八万元日金，这批写卷至今下落不明（图18)。
由此可知，何、李等人不仅是真正的文物大盗，而且还是真正的卖国贼（图18、图19）。
何彦昇（1860—1910年），何震彝之父，李盛铎之亲家，乳名恬生， 字秋辇，江苏省江阴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副贡生。潜心好学, 亦能文章，兼通列国语言文字，作为参赞出使俄国。回国后历任直隶按察使、 甘肃布政使、新疆巡抚等职（又曰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也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押运官。
何震彝（1880—1916年），何彦昇之子，李盛铎之女婿，字鬯威，号穆态，出生于江苏江都（今扬州）。12岁能诗，博闻强识，可操英语、日语等外语，出口成章，少年得志。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时年25岁。 何震彝还是法学专家。他曾在1913年撰写《何震彝宪法草案》，该草案刊登于《法政杂志》第3卷第1号。
李盛铎（1858—1937年），何震彝之岳丈，何彦昇之亲家，字椒微， 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赐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 京师大学堂总办、江南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府丞、太常寺卿；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比利时大臣，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山西提法使、山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入民国后，又曾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 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任驻比利时大臣时，获英国剑桥、牛津两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我国著名收藏家、校勘家、版本家、目录学家。
刘廷琛（1868—1932年），李盛铎之同乡，字幼云，号潜楼，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历任国史馆协办、陕西提学使、学部参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
方尔谦（1871—1930年），李盛铎之友，字地山，江苏江都人（今扬州），好收藏文物，善书法与楹联，曾任袁世凯家庭教师。
这些人，多是当时有权有势的官僚，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把他们冠之以“官家”。下面是他们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大体经过：1909年9月（宣统元年八月），罗振玉前往北京苏州胡同拜访伯希和, 伯希和出示了一份自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目录，并展示随身所带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多种敦煌卷子。罗振玉从伯希和处得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还有8000多卷写本遗存，于是迅速报告学部左臣乔树楠，并代拟电报稿，命令甘肃都督毛实君让敦煌县令立即查点、封存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图17）,并让甘肃布政使（或曰“新疆巡抚”）何彦昇作为押运官将所有剩余文书全部解送到北京保存。
何彦昇在押解过程中，每到一处就让当地官员抽取挑选所押解的卷子，沿途所失至今无法知道有多少数量，有哪些内容。不仅如此，当第二年运载写本经卷的大车进入北足之后，何彦昇没有马上将押解的东西上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己家的院子里交给儿子何鬯威（何震彝）。当时报到官府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而没有卷名、行款等，所以何彦昇、何鬯威伙同李盛铎（何鬯威的岳父）、刘廷深、方尔谦等亲友，把其中许多精品窃为己有，为充数则将长卷撕为几段乃至十几段。在中饱私囊之后，何彦昇才不紧不慢地将“劫余”送交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共9000余卷。另外，有学者研究认为，有大量写本经卷是“李氏等人实际上是在经卷入藏学部后才攫取到手的。李盛铎当时……在学部任职；刘廷琛也是学部大臣，故此近水楼台，监守自盗”。
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序》中亦记此事曰：“江西李君与某同乡，乃先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刘君、婿何君及扬州方君，拔其尤者二三百卷，而以其余归部。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贻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精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市。”官僚世宦盗窃敦煌写卷之事，当时社会上就有传闻，并有官员揭发上告。学部侍郎满人宝熙便上章参奏，但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没有查问。但这毕竟是一桩大案，学部为掩人耳目，只把押运差官傅委员（傅宝书）扣留，但随后经人说情而被释放。吴昌绶《松邻书札》中致张祖廉一札云：“顷鬯威（何震彝）同年来，谓访公未值，有言托为代致，甘省解经之傅委员，淹留已久，其事既无佐证，又系风流罪过，今穷不得归，日乞皆威为道地。 弟闻前事已了，堂宪本不深求，可否仰仗鼎言，转恳主掌诸君，给札放行，其札即由公交鬯威亦可，渠既相嘱，特为奉致，望径复之。”于是这桩盗窃敦煌文物的大案，最后以“事出有因，査无实据”结案。
被窃写卷当时就流到了市场上。据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记载：“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后来何家藏品大多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小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湾），另外大部分卖到了日本，其中1935年一次就卖给了日本人四百多卷，获八万元日金，这批写卷至今下落不明（图18)。
由此可知，何、李等人不仅是真正的文物大盗，而且还是真正的卖国贼（图18、图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