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伯希和（Paul Pelliot , 1878—1945年），法国人，出生于巴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精通汉文， 专研汉学（图4)。1899年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 即法兰西远东学院。
伯希和在1900—1902年曾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搜罗图书资料，三次来到中国北京等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利用各种手段获得大量珍贵文物。 1906年率中亚考古探险队，借道俄国、中亚而进入我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活动。1907年10月在乌鲁木齐时，从曾任伊犁将军的甘新总督长庚那里得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本一卷，又从一位因义和团之事而被流放至此的“澜公爵”载澜处获赠敦煌藏经洞写卷 《妙法莲花经》一卷，并从二人处获知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秘密。伯希和还得知斯坦因已去过敦煌，可能藏经洞中的文献文物己经被斯坦因都拿光了，但他仍在1908 年2月25日率探险队到达敦煌城，稍作停顿后便迫不及待地到达莫高窟。
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这时藏经洞的门“被铁锁紧闭”，王道士不在莫高窟。 伯希和利用这段时间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们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和拍照，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将大部分洞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对莫高窟第一次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
当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便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他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王道士从谈话中了解到伯希和并不知道斯坦因带走经卷一事，因此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被带进藏经洞，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自己满意的经卷。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 伯希和“惊呆了”，他在《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写道：“3月3日，钥匙终于到了，这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 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将所有经卷翻检了一遍，并“将它们分成两份，其一是精华和高级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另一堆部分是尽量争取获得、同时在无奈时也只得放弃的部分”，“我仍不认为忽略掉了任何最重要的东西，不仅仅对于一份卷子如此，而且对于一页破纸也如此”（图5）。在挑选中，他还经常偷拿其中的精品。据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同事瓦兰博士回忆：“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账目。”
挑选工作结束后，伯希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征得王道士的同意，把挑选出来的手稿卖给他。王道士不敢答应这样的要求，为此伯希和与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次会谈。据瓦兰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最后，在答应保守秘密后， 伯希和以500两白银（约90镑）换得了藏经洞6000余件写本，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获取的多，却是藏经洞写本中的精华。伯希和把这批秘藏的东西经过小心谨慎的包装之后，就安排人用船舶运往法国。瓦兰回忆图5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文物说：“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一箱手稿前往北京。”不过，伯希和这次来京, 主要是采购图书。他考虑到所获取的文物还在运输途中，因此对在莫高窟得到写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月，伯希和回到河内的远东学院。1909年5月，伯希和又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学者一些敦煌卷子并说出了它们的由来，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都目睹了敦煌宝藏， 大为震惊。
据说，伯希和是以捐助香火钱为诱饵，与王道士进行交易的。如果此说有据，将伯希和获取藏经洞文物的性质，定性为诈骗行为也是恰当的。
伯希和在1900—1902年曾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搜罗图书资料，三次来到中国北京等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利用各种手段获得大量珍贵文物。 1906年率中亚考古探险队，借道俄国、中亚而进入我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活动。1907年10月在乌鲁木齐时，从曾任伊犁将军的甘新总督长庚那里得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本一卷，又从一位因义和团之事而被流放至此的“澜公爵”载澜处获赠敦煌藏经洞写卷 《妙法莲花经》一卷，并从二人处获知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秘密。伯希和还得知斯坦因已去过敦煌，可能藏经洞中的文献文物己经被斯坦因都拿光了，但他仍在1908 年2月25日率探险队到达敦煌城，稍作停顿后便迫不及待地到达莫高窟。
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这时藏经洞的门“被铁锁紧闭”，王道士不在莫高窟。 伯希和利用这段时间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们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和拍照，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将大部分洞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对莫高窟第一次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
当王道士回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便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他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王道士从谈话中了解到伯希和并不知道斯坦因带走经卷一事，因此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被带进藏经洞，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自己满意的经卷。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 伯希和“惊呆了”，他在《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写道：“3月3日，钥匙终于到了，这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 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将所有经卷翻检了一遍，并“将它们分成两份，其一是精华和高级部分，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出让的部分；另一堆部分是尽量争取获得、同时在无奈时也只得放弃的部分”，“我仍不认为忽略掉了任何最重要的东西，不仅仅对于一份卷子如此，而且对于一页破纸也如此”（图5）。在挑选中，他还经常偷拿其中的精品。据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同事瓦兰博士回忆：“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账目。”
挑选工作结束后，伯希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征得王道士的同意，把挑选出来的手稿卖给他。王道士不敢答应这样的要求，为此伯希和与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次会谈。据瓦兰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最后，在答应保守秘密后， 伯希和以500两白银（约90镑）换得了藏经洞6000余件写本，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获取的多，却是藏经洞写本中的精华。伯希和把这批秘藏的东西经过小心谨慎的包装之后，就安排人用船舶运往法国。瓦兰回忆图5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文物说：“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一箱手稿前往北京。”不过，伯希和这次来京, 主要是采购图书。他考虑到所获取的文物还在运输途中，因此对在莫高窟得到写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月，伯希和回到河内的远东学院。1909年5月，伯希和又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学者一些敦煌卷子并说出了它们的由来，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都目睹了敦煌宝藏， 大为震惊。
据说，伯希和是以捐助香火钱为诱饵，与王道士进行交易的。如果此说有据，将伯希和获取藏经洞文物的性质，定性为诈骗行为也是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