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藏经洞是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是附属于第16窟的小窟，位于 16窟甬道北侧壁内。该窟因曾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文书和美术品等文物而得名。藏经洞出土文物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出土文物已成为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王道士（1849—1931 年）， 湖北麻城人（图1），本名圆篆， 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 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 后离军，出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曾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在洞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道观“三清宫”，又名“太清宫”，俗称“下寺”。
关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经过有几种说法：
其一，据第16窟甬道南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立《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记载：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 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王道士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说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
其二，据王道士的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在王道士去世后百日（1931 年）所立《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真墓志》记载，“夫吾师姓王氏，名园篆……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立碑时已距藏经洞发现之时30余年，似有所据，但未必准确。又，“廿五年”“廿五日”可能是误记或是为了凑“五” 之吉数，应是“廿六年五月廿六日”。
其三，据现存于敦煌研究院的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记载：“本朝光绪皇帝年内……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清晨， 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藏古经数万卷。”所说“天炮响震”或有故弄玄虚之嫌，如果说藏经洞是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当是接近事实的推测。该《草丹》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明确记载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
其四，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 12月30日）记载：“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 闻此经出千佛洞石窟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汪栗庵即汪宗翰，汪宗翰除了送上一些敦煌文物，还通报了藏经洞发现的情况，但很不准确。《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及七日（1904年10月13日及15日）又分别记载：“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皆莫高窟中物也。……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譎自启。”王广文除了送来一些藏经洞文物，还介绍了藏经洞发现时较为真实的情况。
其五，说王道士雇敦煌贫士杨某抄写经文。有一天，杨某吸旱烟消闲, 吸后将烟杆向窟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密室，便告诉王道士。 当夜他们两人就持灯破壁，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也有人说，杨某的好奇心不是由磕烟灰引起的，他是在洞窟的甬道间放了一张桌子，背壁而坐，抄写经文，抄经之暇，常以芨芨草燃火点旱烟吸，燃余之草则插在身后墙壁的裂缝中。有一次，杨某点烟后的余草较长，插入裂缝中竟然深入不止，以手试击，其声中空，于是告知王道士，两人半夜破壁探看，发现复室。
一般而论，王道士雇人清沙时发现藏经洞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可以明显看到一道道沙线掩埋到甬道顶，由此可知积沙曾对甬道两侧之壁形成巨大压力，北壁的藏经洞由于内空而产生破裂， 一旦把积沙清理掉，必然会发现裂缝，甚至出现墙壁塌陷的情况。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说有必然性，是因为他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积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积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有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积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清扫洞窟，发现藏经洞纯属偶然的结果。
王道士（1849—1931 年）， 湖北麻城人（图1），本名圆篆， 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 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 后离军，出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曾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在洞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道观“三清宫”，又名“太清宫”，俗称“下寺”。
关于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经过有几种说法：
其一，据第16窟甬道南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立《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记载：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 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王道士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说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
其二，据王道士的徒子赵玉明、徒孙方至福在王道士去世后百日（1931 年）所立《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真墓志》记载，“夫吾师姓王氏，名园篆……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立碑时已距藏经洞发现之时30余年，似有所据，但未必准确。又，“廿五年”“廿五日”可能是误记或是为了凑“五” 之吉数，应是“廿六年五月廿六日”。
其三，据现存于敦煌研究院的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记载：“本朝光绪皇帝年内……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清晨， 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藏古经数万卷。”所说“天炮响震”或有故弄玄虚之嫌，如果说藏经洞是在清理第16窟甬道积沙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当是接近事实的推测。该《草丹》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明确记载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
其四，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 12月30日）记载：“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 闻此经出千佛洞石窟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汪栗庵即汪宗翰，汪宗翰除了送上一些敦煌文物，还通报了藏经洞发现的情况，但很不准确。《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及七日（1904年10月13日及15日）又分别记载：“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帧，皆莫高窟中物也。……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譎自启。”王广文除了送来一些藏经洞文物，还介绍了藏经洞发现时较为真实的情况。
其五，说王道士雇敦煌贫士杨某抄写经文。有一天，杨某吸旱烟消闲, 吸后将烟杆向窟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密室，便告诉王道士。 当夜他们两人就持灯破壁，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也有人说，杨某的好奇心不是由磕烟灰引起的，他是在洞窟的甬道间放了一张桌子，背壁而坐，抄写经文，抄经之暇，常以芨芨草燃火点旱烟吸，燃余之草则插在身后墙壁的裂缝中。有一次，杨某点烟后的余草较长，插入裂缝中竟然深入不止，以手试击，其声中空，于是告知王道士，两人半夜破壁探看，发现复室。
一般而论，王道士雇人清沙时发现藏经洞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可以明显看到一道道沙线掩埋到甬道顶，由此可知积沙曾对甬道两侧之壁形成巨大压力，北壁的藏经洞由于内空而产生破裂， 一旦把积沙清理掉，必然会发现裂缝，甚至出现墙壁塌陷的情况。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说有必然性，是因为他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积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积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有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积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清扫洞窟，发现藏经洞纯属偶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