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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敦煌民间妇女与男子的地位相对较为平等，所以也经常有妇女主动提出离婚，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嫁的。如敦煌变文S. 4654、P. 2721《舜子变》中云：“后阿娘亦见舜子，五毒嗔心便起。自从夫去辽阳，遣妾勾当家事，前家男女不孝，东家酒席常开，西院书堂常闭，夜夜伴涉恶人， 不曾归来宅里。……解事把我离书来，交我离你眼（远）去。”这自然是后娘提出的要挟之词，她提出离婚的目的，是想迫使瞽叟去杀舜。又如 S. 4129、P.2564、P.2633《新妇文》云：“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曾夫婿。’翁婆闻道色（索）离书，忻忻喜喜。且与缘房衣物，更别造一床毡被，乞求趁却，愿更莫逢相值。新妇道辞便去，口里咄咄骂詈：‘不徒（图）钱财产业，且离怨家老鬼。’”（图42）这也是新妇提出的要挟之词， 她提出离婚的目的，是想迫使不务正业的丈夫改邪归正，结果丈夫向她认错，她又回到家中。虽然上述两例中的女子都是以离婚为要挟试图达到其他目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唐朝时期，对寡妇改嫁持开明态度。《通典》 卷八十九“父卒为嫁母服”记载：“父卒母嫁当服周。”儿子对改嫁的母亲，其丧服是一周年，如不改嫁是三年，这明显是对寡妇改嫁的贬抑。据《通典》 卷八十九“齐缞杖周”记载，至天宝六载才赦文：“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终服三年。”这才为寡妇的改嫁取得了合法的、平等的地位，但寡妇改嫁应在三年服制满后。 但夫妻的丧制无平等可言，“妻为夫斩缞三年”“夫为妻齐缞杖周”，在时间上丈夫为妻守丧只一年， 而妻子为夫守丧则须三年在丧服上夫为妻是齐缞， 而妻为夫是斩缞。齐缞与斩缞从表面现象看只是丧服的缉边与毛缝之差，但实质上二者在丧制上却有着级别、轻重之分。斩缞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与父母之丧相同；而齐缞虽在五服之内，但次于斩缞。 据《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记载：“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 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在服制满后，夫妻均可婚嫁。
敦煌文献中的《放妻书》大多鼓励离婚后的妇女再嫁。如P. 4525《放妻书》云：“自后夫则任娶贤妻，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之净虑。” S.0343《放妻书》云：“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 P.3730v《放妻书》云：“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 P.3212v 《夫妻相别书》中云：“自别以后，愿妻再嫁富贵德高夫。”
S. 0133《秋胡变文》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便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 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对于妇女改嫁之事，实属司空见惯（图43)。
对于丈夫身亡的情况，妻子只要写一份《放良书》祭奠亡者，即可改嫁。如S. 5706《放良书》中第一段是女子本人自述来此为妾的经过；第二段谈及其家庭破灭的原因是“犬戎大举，凌暴城池，攻围数重，战争非一，汝等皆亡”，同时说明她改嫁的原因；第三段表达了她要在逆境下生存下去的决心， 为此“放从良兼改名”，即与亡夫脱离关系，改嫁从良，并获得改名的权利（图44）。
敦煌壁画所绘内容也对妇女改嫁持宽容态度。如北周第296窟和晚唐第85窟《微妙比丘尼缘品》中详细描绘了微妙三次改嫁的过程，第一次是她丈夫被毒蛇咬死后，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娘家人又都被火烧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嫁给一个无业酒徒；第二次是微妙不堪忍受酒徒的虐待， 逃离后和一长者子结为夫妇；第三次是长者子暴病身亡后，微妙按当地风俗被殉葬活埋，又被盗墓的贼首强迫为妻。虽然该故事反映了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但对其多次改嫁的情况则认为属于正常（图45—图48）。
由此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妇女改嫁的情况非常普遍。
唐朝时期，对寡妇改嫁持开明态度。《通典》 卷八十九“父卒为嫁母服”记载：“父卒母嫁当服周。”儿子对改嫁的母亲，其丧服是一周年，如不改嫁是三年，这明显是对寡妇改嫁的贬抑。据《通典》 卷八十九“齐缞杖周”记载，至天宝六载才赦文：“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终服三年。”这才为寡妇的改嫁取得了合法的、平等的地位，但寡妇改嫁应在三年服制满后。 但夫妻的丧制无平等可言，“妻为夫斩缞三年”“夫为妻齐缞杖周”，在时间上丈夫为妻守丧只一年， 而妻子为夫守丧则须三年在丧服上夫为妻是齐缞， 而妻为夫是斩缞。齐缞与斩缞从表面现象看只是丧服的缉边与毛缝之差，但实质上二者在丧制上却有着级别、轻重之分。斩缞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与父母之丧相同；而齐缞虽在五服之内，但次于斩缞。 据《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记载：“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 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在服制满后，夫妻均可婚嫁。
敦煌文献中的《放妻书》大多鼓励离婚后的妇女再嫁。如P. 4525《放妻书》云：“自后夫则任娶贤妻，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之净虑。” S.0343《放妻书》云：“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 P.3730v《放妻书》云：“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 P.3212v 《夫妻相别书》中云：“自别以后，愿妻再嫁富贵德高夫。”
S. 0133《秋胡变文》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便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 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对于妇女改嫁之事，实属司空见惯（图43)。
对于丈夫身亡的情况，妻子只要写一份《放良书》祭奠亡者，即可改嫁。如S. 5706《放良书》中第一段是女子本人自述来此为妾的经过；第二段谈及其家庭破灭的原因是“犬戎大举，凌暴城池，攻围数重，战争非一，汝等皆亡”，同时说明她改嫁的原因；第三段表达了她要在逆境下生存下去的决心， 为此“放从良兼改名”，即与亡夫脱离关系，改嫁从良，并获得改名的权利（图44）。
敦煌壁画所绘内容也对妇女改嫁持宽容态度。如北周第296窟和晚唐第85窟《微妙比丘尼缘品》中详细描绘了微妙三次改嫁的过程，第一次是她丈夫被毒蛇咬死后，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娘家人又都被火烧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嫁给一个无业酒徒；第二次是微妙不堪忍受酒徒的虐待， 逃离后和一长者子结为夫妇；第三次是长者子暴病身亡后，微妙按当地风俗被殉葬活埋，又被盗墓的贼首强迫为妻。虽然该故事反映了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但对其多次改嫁的情况则认为属于正常（图45—图48）。
由此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妇女改嫁的情况非常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