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内容
根据藏经洞出土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的敦煌，有不少各种类型的学校, 依主办者的不同，可分四类。
第一类，官办学校，又分为：1.州学。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州学。右在城内， 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图9）州学为州级官学，随着沙州名称的改变，如天宝元年 (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沙州改为敦煌郡，州学也就一度改称郡学，如P.3274《孝经疏》末题： “天宝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于郡学写了。”凡以沙州命名时，均称州学，P.2859d《占十二时来法》末题：“州学阴阳子弟吕弁均本，是一一细寻勘了也。”
2.县学。P. 2005: “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据《大唐六典》, 县学设“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敦煌文献中有天宝年间残状一件（P. 2832),内有“县学”“给学生”等语，应是有关县学的文件。 S.1893《大般涅槃经》末题：“经生，敦煌县学生苏文口书。”学生可以一面读书，一面抄写佛经，成为当地的经生。
3.医学。专门教授医学知识及治病的处方等，如《本草纲目》《脉经》和各种医方。P.2005：“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据《大唐六典》记载：“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一十人。”
官学基本上集中在一处，规模不大，老师由博士担任，院内以孔子、 颜子的塑像为标志，学制的具体时间不明确。
第二类，寺办学校。寺院举办学校，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培养佛教的接班人。不同的教派往往制定出其教派本身的学习内容和学制，但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少年儿童，在修学佛学之前，必须先学佛教以外的文化课程，如童蒙读物、四书五经等。敦煌从中唐吐蕃时期以来，寺学兴盛， 不少豪门大族的子弟也在寺学就读，如P. 3692《李陵与苏武书一首》题记：“壬午年（922年）二月廿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书记之耳。”索富通的祖父索勋是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女婿，而索富通的外祖父则是第二任节度使、张议潮的侄.儿张淮深。又如S. 0707《孝经一卷》题记：“同光三年（925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仕郎郎君曹元深写记。”曹元深是节度使曹议金的儿子。当地政要头目的子孙于寺学就读，反映了寺学的教学质量有所保证，师资力量较高，同时学习的内容在前期仍以文化课为主，加以严格的管理，使得寺学优于地方上的官学。
第三类，义学，是指用公款或私资举办的免费学校。如P. 2643《古文尚书第七》云：“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廿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
第四类，私学，包括乡里坊巷之学及私塾等。有的私学就以主办人命名， 如张球学、白侍郎学、氾孔目学、安参谋学等。如P. 2841《小乘三科》中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岁二月廿九日白仕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
据有关学者统计，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学校共计25所，当时的敦煌县人口估计有一万人左右，平均每四百人就有一所学校。假如每所学校平均有十名学生，也有二百五十名学生，占总人口数的四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敦煌的教育颇为普及。
第一类，官办学校，又分为：1.州学。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州学。右在城内， 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图9）州学为州级官学，随着沙州名称的改变，如天宝元年 (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沙州改为敦煌郡，州学也就一度改称郡学，如P.3274《孝经疏》末题： “天宝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于郡学写了。”凡以沙州命名时，均称州学，P.2859d《占十二时来法》末题：“州学阴阳子弟吕弁均本，是一一细寻勘了也。”
2.县学。P. 2005: “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据《大唐六典》, 县学设“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敦煌文献中有天宝年间残状一件（P. 2832),内有“县学”“给学生”等语，应是有关县学的文件。 S.1893《大般涅槃经》末题：“经生，敦煌县学生苏文口书。”学生可以一面读书，一面抄写佛经，成为当地的经生。
3.医学。专门教授医学知识及治病的处方等，如《本草纲目》《脉经》和各种医方。P.2005：“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据《大唐六典》记载：“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一十人。”
官学基本上集中在一处，规模不大，老师由博士担任，院内以孔子、 颜子的塑像为标志，学制的具体时间不明确。
第二类，寺办学校。寺院举办学校，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培养佛教的接班人。不同的教派往往制定出其教派本身的学习内容和学制，但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少年儿童，在修学佛学之前，必须先学佛教以外的文化课程，如童蒙读物、四书五经等。敦煌从中唐吐蕃时期以来，寺学兴盛， 不少豪门大族的子弟也在寺学就读，如P. 3692《李陵与苏武书一首》题记：“壬午年（922年）二月廿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书记之耳。”索富通的祖父索勋是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女婿，而索富通的外祖父则是第二任节度使、张议潮的侄.儿张淮深。又如S. 0707《孝经一卷》题记：“同光三年（925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仕郎郎君曹元深写记。”曹元深是节度使曹议金的儿子。当地政要头目的子孙于寺学就读，反映了寺学的教学质量有所保证，师资力量较高，同时学习的内容在前期仍以文化课为主，加以严格的管理，使得寺学优于地方上的官学。
第三类，义学，是指用公款或私资举办的免费学校。如P. 2643《古文尚书第七》云：“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廿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
第四类，私学，包括乡里坊巷之学及私塾等。有的私学就以主办人命名， 如张球学、白侍郎学、氾孔目学、安参谋学等。如P. 2841《小乘三科》中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岁二月廿九日白仕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
据有关学者统计，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学校共计25所，当时的敦煌县人口估计有一万人左右，平均每四百人就有一所学校。假如每所学校平均有十名学生，也有二百五十名学生，占总人口数的四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当时敦煌的教育颇为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