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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是自古以来长期在西域各少数民族人民口头创作和流传的长篇韵文作品。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前面所论述的英雄叙事诗，与叙事性的民歌甚至韵文体的神话作品比较，大多篇幅较长，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西域古代社会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矛盾冲突。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现实性。从狭义上讲，它一般不包括英雄史诗，主要指反映西域各族人民爱情婚姻题材的叙事诗、历史传奇题材的叙事诗以及宗教题材及其他类别的叙事诗。作品所反映的时间大多从奴隶社会末期到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本章所涉及的民间叙事诗，基本上囿于狭义范畴内。
  前面我们论及到，西域奴隶社会产生了雄奇悲壮的英雄文化，出现了一批以《玛纳斯》、《江格尔》为代表的英雄史诗。可以说，英雄史诗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学成就为西域英雄文化在丝路民间文学领域中所结下的累累硕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史发展到了封建社会阶段，西域英雄时代的那种大征战、大迁徙，关系到整个部落民族生存发展利益的频繁的战争日趋平缓和衰减，取而代之的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建立。为了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王公贵族、巴依和伯克等残酷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封建宗法制度严重束缚着人们正常的劳动和生活。在这种封建私有制经济和社会制度下，个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反抗封建专制的人物和事件已日渐取代部落民族战争，成为丝路民间叙事性韵文体作品中最主要的内容。过去那种简短的韵文体制（如民歌）已不能满足客观生活的需要，于是，在民间逐渐产生形成了一种容量大、篇幅长，能反映曲折复杂的事件，又注意刻画人物的新的艺术，这就是民间叙事诗。丝路民间叙事诗与丝路英雄史诗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丝路英雄史诗着力表现部落、民族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高大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这一切都是笼罩在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气氛中，具有史诗般的庄严性和神圣感。而丝路民间叙事诗则不然，它重在表现日常生活中各种普通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揭露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小人物”的悲剧。即使是一些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作品，也绝无“神气”和超凡脱俗的英雄相，而注重在一系列典型环境中完成人的性格的塑造，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如，长期广泛流传在维吾尔族人民中间的民间叙事诗《艾里甫与赛乃姆》。这部作品以青年男女主人公艾里甫与赛乃姆追求自由、纯洁、坚贞爱情的曲折经历为主线，艺术地反映了维吾尔历史上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人民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憎恶，对自由幸福美满生活的渴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精神。又如，著名的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萨里哈与萨曼》，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主题与《艾里甫与赛乃姆》颇为相似，但在人物塑上更加平民化，英雄史诗中那种英雄与美人的爱情婚姻模式在这里荡然无存。作品精心塑造了萨曼这个属于“黑骨头”社会底层的青年牧民的形象，他为了争取爱情自由，与“白骨头”的贵族女儿萨里哈冲破封建农奴制的族规，奋起抗争，最后双双殉情而死。作品深刻地暴露了腐朽的封建族规的残酷，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制度和贵族的阶级偏见，表达了哈萨克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反抗压迫的强烈愿望。
  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它赖以生存的古代西域以封建专制为主要社会形态的历史生活土壤外，深厚的诗歌传统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古代西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文化十分落后，不少民族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文字，口头文学便是他们唯一的文学。许多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和史诗大都靠民间说唱艺人的口头传播得以保存。发生在各部落民族中的重大事件和日常生活事件，主要通过诗歌的形式来编说传唱。“诗言志”、“歌咏言”，便成了丝路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传统。与民歌、史诗一样，丝路民间叙事诗即是这种诗歌传统的产物。离开了各民族深厚的诗歌土壤，丝路民间叙事诗的创作和发展是很难实现的。例如，反映19世纪初叶南疆喀什地区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斗争的叙事诗《赛依提诺奇》和《娜芝桂牡》等作品，就是在当地民间流传的有关民歌和故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又如，柯尔克孜族著名的民间叙事诗《玛玛克——绍波克》，无疑在多方面受到本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重大影响。虽然它在形式上不及史诗那样具有规模宏大、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的特点，但它所显示出来的叙述的庄严性，散韵相间的表达方式和雄浑遒劲的艺术风格，明显地体现出《玛纳斯》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
  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流传和发展，离不开各少数民族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的创作、传播和保存。这些职业或半职业的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大多受到民族文学传统的熏陶，具有本民族文学的良好修养，加之他们惊人的记忆能力和精湛的说唱技能，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民族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这些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不仅能够很好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通过他们之口使优秀的民间叙事诗一代代传下去，而且他们熟悉本民族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一系列表现手法，并对传统文学不断进行加工、丰富和创新。丝路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哈萨克族的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颇具代表性。
  哈萨克族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主要包括吉拉乌、阿肯和吉尔什。在哈萨克族民间叙事诗形成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吉拉乌起着作用。吉拉乌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常充当部落首领的幕僚，作用类似于“宫廷诗人”。因为他们有可能直接接触部族诸多的历史事件与活动，因而有可能参与早期叙事诗，特别是英雄叙事诗的创作与传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吉拉乌逐渐退出了文学舞台。到本世纪前，我国哈萨克族民间几乎无人再提及吉拉乌了，而阿肯和吉尔什仍有相当的影响。一般说来，阿肯参与创作活动，吉尔什只参与演唱活动，不过现在人们常将其混为一谈，甚至以“阿肯”作为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和民歌演唱者的统称了。在哈萨克族民间有着这样的传统：当重大的阿肯对唱结束后，优胜者往往被败者盛情邀去演唱民间叙事诗，以对其才能和水平再次考验；平时，群众也有权要求获得阿肯称号的歌手在一定场合演唱民间叙事诗，与阿肯相比，吉尔什在演唱民间叙事诗时一般以背诵大量民间叙事诗为特长，一般不去有意改动原作；而阿肯的演唱比起吉尔什则有着更多的灵活性，演唱时不免对原作进行加工、整理，甚至部分地改造。这样，在吉尔什和阿肯的一代代承传下，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得以继承、发展和保存。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基本上是靠口头演唱来传播，靠口传心授来传承和保存的。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文字”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创作、传播和保存等方面也发生着作用，只是因为时代不同，文字发挥效用的客观条件不同罢了。总的趋势是，时代越为晚近，文字的作用越为显著，其表现之一是手抄本越来越流行，并由于引起民间叙事诗从创作、演唱、流传、传承到保存的一系列微妙变化，甚至引起了民间叙事诗自身的变化。
  手抄本曾经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方式在哈萨克民间叙事诗的流传与传承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它在一定上程度上克服了口头演唱时空限制的缺憾，借助文字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帮助口头形式的民间叙事诗在更为广阔的范围里实现横向的传播，在更为长久的时间里实现纵向的传承。但是，随着手抄本的日益广泛流行，哈萨克民间叙事诗的口头形式越来越受到文字形式的挑战。由于手抄本逐渐为人们接受，原来的听者成为读者，他们可以不必在现场直接聆听歌手的演唱，只需去阅读手抄本，于是隔开了民间歌手同原来部分听众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与联系，使民间叙事诗口头形式的特长受到了抑制。与此同时，持有手抄本者不但能传抄，还可将此传给后人，于是原来只有民间歌手才能参与的民间叙事诗流传与传承的过程，现在又有传抄者参与进来，无形中削弱了民间歌手单纯以口头方式传播民间叙事诗的作用。此外，原来以口传心授为特点的家传和师承也逐渐辅之以手抄本的文字形式，甚至变为以文字为中心的传授，从而造就出对手抄本有较多依赖心理的民间歌手。不仅如此，手抄本大量流行也给民间叙事诗的说唱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演唱者对器乐的伴奏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视，可以照本或不照本地清唱；有的作品已不再用于演唱，而是以手抄本方式流传。总之，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和艺术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艺术心理，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以口头形式创作演唱的丝路民间叙事诗的文化传统受到严重的冲击，类似阿肯这样的民间歌手和说唱艺人越来越少，民间叙事诗传承范围日趋缩小，这种令人担忧的事实应引起更多方面的重视，振兴丝路民间文学已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