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第二章私塾儒学书院
  第一节私塾
  晚清时期,在菏泽区内私塾教育是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恃别是新学堂的兴起，给私塾教育以很大的冲击。民国初年，私塾逐渐减少。1932年，境内有私塾144处，塾师148人，学生1354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延续民族文化，乡村中又办起了一些私塾。
  区内私塾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公款或募捐款聘请先生设学，让学址附近的儿童不出学资就能读书，名为“义学”,这种“义学”为数很少;二是官僚、地主自己拿钱,请先生独自设学,教育自家子弟，名曰“家塾”;三是中小地主及一般群众，集资聘请先生,教其子弟，名为“学”或“塾”，此类学塾遍及城乡，是最典型的旧教育制度的模式。
  私塾的办学宗旨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封建道德，灌输“忠君”、“尊孔”的封建思想。学生奋斗目标是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私塾教育的格言和信条。
  私塾没有一定的学制，只依学生的资质,定其读书年限的长短。一般是七至八、九岁为入塾年龄。
  私塾的教材内容长期不变，蒙童入学后读书的顺序是:《百家姓》、《三字经》及《论语》（上、下两册）、《孟子》（上、下两册）、《大学》、《中庸》（以上称为四书）,然后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以上称为五经）,这些书均是必读的基础教材，一律要求背诵。一本书读完,要能通本熟背，才允许学另一本，读完这些基础课程才开讲，开讲后,塾师命题作文，体裁一律为形式僵化的“八股文”，局限于儒家理论范围之内来发挥议论。学习进度，因材而定,因此结业的迟早也各不相同。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注入式，学规甚严。如果学生违犯学规，轻则呵斥，重则体罚。教师体罚学生，除用戒尺打手心外，还有拧耳朵、打头、顶砖、敲火筒等。要求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寡言斯文为美德，学生被禁锢在学屋里,不允许外岀活动,就连去厕所也不准同时去。
  第二节儒学
  清代，府、州、县均设儒学，即地方官府所办的官学，是为清代科举制度服务的基本教育形式。因儒学和学官的衙署大都同设于文庙内，所以儒学又称“庙学”、“儒学署”。又因其建筑类似古代宫殿，所以又称“学宫”，实际是学校与教育行政合一的机构，设在府称府学,设在州称州学，设在县称县学。儒学内均设学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其额各1名。另设训导1名和教习若干名。学官负责府、州、县学的行政管理和所属生员的教育。区内当时有曹州儒学1处,在文庙右边。1446年（明正统十一年），由知州范希正依制创建。清代顺治、康熙年间都有重修。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曹州升为府，遂为府学学宫，与新设菏泽县共之，有学田1顷20亩。另有州学1处，县学10处。
  儒学招生分为两类，一类按国家规定的名额,招收廩膳生和增广生，廩膳生由官府发给粮米，增广生自费。定额是府学廩生40名，增生40名，一年一次招生;州学廩生30名，增生30名，三年两次招生;县学廩生20名，增生20名，二年一次招生。二类招收初入学者，通过“院试”被录取入学者称为附生，府学及附郭等大县学、州学均入学20名，中县学15名，小县学12名。
  府、州、县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是儒学经典，《大清律》、《训饬士子文》、《圣谕广训》为必修课，宋、明理学也是重要内容。另外还有制艺（学写八股文）、对策等课目。儒学生员定期听课，写文章,作诗词，由教习指导批阅，每月参加课试，每年参加岁试。岁试成绩优者, 附生补增生,增生补廩生;成绩劣者,廩生降增生，增生降附生，附生黜革。通过科试（乡试的预考），取得前三名者，可参加乡试。
  第三节书院
  清末,境内共有书院13处。最负盛名的为曹州府的重华书院，位于菏泽城内西北部,占地24亩。：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兵备使李天植建“重华祠”,祀舜帝，并为讲学所用，书院之名由是而起。其主要建筑有大厅三间,名“精一堂”，为讲学的地方;后楼一座，名“文昌阁”;小亭一座,名“木石居”，此外，还有东西斋舍6间。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又增建“云斋”三间,“小乾坤”亭一座。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又建有“文昌祠”、“养士仓”。至此,书院已具相当规模。以后历代都有修葺。书院有学田936亩,存款银2600两,钱4000余串，学田收租，存款生息为平时费用。此外，菏泽县的佩文书院、右文书院，曹县的居敬书院，郓城县的宣文书院，巨野县的麟
  川书院，单县的鸣琴书院，定陶的养正书院等在鲁西南一带都颇具盛名。
  书院由当地著名学者讲学，采取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以议论时政,对传播学术思想有积极作用。至清末,书院已明显地演变为科举预备考试的场所，选用的教材多为程朱理学派的书籍，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为应付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八股文的习作，按清廷规定，书院需进行课考,一般每月两次。定在月之初二、十六两日，或月之初五、二十五两日。两次课试，一次为官课，由府、县出题、阅卷、给奖;一次为师课,由掌教出题、阅卷，书院给奖。
  书院由“山长”总领院务,并作为传授知识的主讲人。“山长”多，由官府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能为士人模范者，以礼聘请。书院的生童，在所辖的州、县内选取。
  在管理体制上，以雍正时期完善化的《圣谕广训》为教育训练的主要标准，它使生童完全循规蹈矩于封建伦礼道德规范，牢牢地钳制着生童的思想。至清末，从书院的教材、教法、管理等方面，均显示出封建教育的腐朽性。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清帝谕示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堂。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区内书院先后改为中学堂、小学堂或废止。书院作为一种相沿千年之久的办学形式宣告终结。
  清末，曹州府私塾、儒学、书院的教师称塾师。由办学单位聘任屡试不第的秀才充任, 也有举人、贡生、廩生充任的。塾师的收入普遍较低，只能维持最低生活，如遇生、老、病、死之事，更为艰难。正如旧时流传的一首歌谣:“教书原本属下流，依人门户度春秋。有饥有饱寻常客，无枷无锁自在囚。”足见教书生涯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