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第一节粮油市场
  粮食市场是城乡人民进行粮油有无调剂、品种调剂的主要场所。它对于沟通和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都起着重大作用，因之，为历代所重视。清朝市场之多和交易之频繁都超越于明朝。民国期间一九三三年，菏泽、曹县、定陶、成武、巨野、鄄城六个县有粮行139处。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一直注重管理粮食市场，这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起着促进作用。
  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统辖区按省订立的《粮食市场管理办法》，普设集市粮食管理员，负责登记市场粮食的上市量和成交量，管理粮价和交易，并定期报告粮食的播种、灾害、收获等情况。当粮食歉收出现粮荒时，则严禁运粮出境。
  在解放区，党和政府维护人民利益，重视对粮食流通的管理，针对每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积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九四二年，为防止粮食流入敌区，规定：机关、部队的节余粮、地方事业粮、机关生产粮一律运交调剂所或公营粮店出售；异乡农民要求将劳动所得之粮运回本籍者，须有原籍区公所以上证明，找妥保人，并向当地区公所换取粮食搬运证明书，方许运粮出境。
  一九四三年，根据地内，废除购粮证和贩运证，粮食买卖、贩挑、运输一律自由，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人民由敌战区运粮至根据地者，其贩卖、保存一律自由，凡未经政府允许而由根据地运粮去敌战区者，一律没收。
  一九四七年严禁粮食出境，各县并组织力量在边沿区和接顽区缉查私运。内地仍保持贸易自由，不准乱查、乱罚、乱没收。对私人粮商采取“扶持、利用、斗争、改造”的政策，既扶持发展其有利于
  国计民生的一面，又斗争打击其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不法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市场粮食紧缺，粮价飞涨，二月十五号涨到最高峰，在此期间，粮价平均上涨5.6倍。（上涨原因详见粮价部分）为制止粮价暴涨，国家调剂粮源，投放市场，集中抛售，平抑粮价。二月十五日以后平稳下跌。
  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O年三月又一次市场粮价上涨，其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和次年二、三月份出现了两次大暴涨，九个月粮价上涨62倍。这次涨价，主要是城乡私商相互勾结，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其次是农民存粮惜售。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国家同私商展开了斗争，菏泽、湖西两专区从东北、山西调入粗粮1209.6万斤，同时在鲁西南市场共抛售粮食5398万斤（湖西粮食公司销2605万斤，菏泽粮食公司销2793万斤）。使市场粮价扭涨为跣急转直下，迅速恢复到原来水平。这时粮商不得不将囤积之粮赔本倾销给国家，最后以失败告终。国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粮食牌价开始在市场上起到主导作用。
  一九五一年为了稳定物价，加速货币回笼，使牌、市粮价趋于平衡，采取“大力出售，重点收购，灵活吞吐”的粮食经营措施，并将调入的太原小米和东北高梁低于牌价12%进行抛售。同时规定：机关部队的节余粮、地方事业粮一律交由粮食公司代销，不准在市场自行销售。一九五O、一九五一两年国家粮食销售量中，市场销售所占比重最大，远远超过经济作物区和灾区。市场销售占总销量的具体比重为：菏泽一九五O年60%,一九五一年72.4%；湖西一九五O年30.7%,一九五一年58.5%（一九五O年湖西灾区销售量较大，占44.8%）。一九五二年国营粮食公司增加委托代营业务。普遍委托基层合作社代购代销粮食，该年代营量占总经营量的70.3%,在粮食市场中基本排除了私商经营。
  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但是粮食的增产却远远赶不上社会需求的增长，于是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思想恐慌，缺粮者争相购存，余粮农民也由惜售转向囤积，投机私商伙同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乘机活动，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严重影响国家收购和供应。为了稳定物价，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政务院颁布了《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不准私自经营粮食。地委具体制订了市场管理方案，关闭粮食自由市场，停止私商、粮贩、粮栈经营贩运粮食，取缔私人油坊、磨坊的自营业务，不准副食业自行采购粮食，只允许农民到国家交易所按国家牌价作互通有无的粮食调剂。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旬开始试办“国家粮食市场”。城关市场由粮食部门负责业务领导，工商行政部门负责行政领导。农村重点集镇建立粮食中心市场，委托供销社通过交易所进行管理。价格在统
  购统销牌价之间由县审定。小集镇的粮食市场，行政业务受当地供销社分销店和中心粮食市场的双层领导。至七月二十日，全区建立国家粮食市场285处，占全区集镇（409处）的69%。一九五七年建立国家粮食市场300多处，据二月份的290处市场统计：上市粮食939万斤，成交82.85%,其中农民调剂占74.68%,国家收购占18.12%,批准用粮行业购买占7.2%。既活跃了农村经济，又基本上杜绝了粮商粮贩的投机活动。
  一九五五年规定：粮食统购任务完成后，立即宣布开放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将完成统购任务后的余粮拿到市场进行有无调剂，严格取缔粮商粮贩的投机活动。同时，对油料市场也加强了管理，统购期间，关闭花生市场，不准农民自炒出售，更不准卖给私商。统购结束后，允许农民到国家交易所按国家规定价格进行交易或自炒出售，对私商和其他部门仍禁止经营。但为照顾群众生活习惯，允许各县酌情批准2—7户摊商在县城经营熟花生。禁吐
  公私油坊购买芝麻自榨或以油换料，只准代农加工，盈余部分须全部按国家牌价卖给国家，不得自行处理。
  一九五七年三月起，不准农业社开饭店，不准行业和定量单位在市场购粮・允许农民上市出售余粮，但数量不得超过50斤，并须持农业社证明信。八月根据国务院规定，统购期间对粮食、油料市场一律不开放，全部由国家收购。农民完成统购后的留用部分，也只能卖给国家或到国家市场交易。可是投机粮商却转入黑市活动，哄抬粮价，单县黑市小麦斤价0.5元，超过正常价格一倍多。八、九两个月，全区查获粮油商贩的非法活动2460起，粮食110411斤，油脂油料44032斤，分别进行了拍卖和没收。
  一九六二年进一步加强粮油市场管理：
  1、统购期间粮油市场一律关闭，统购结束后经地委批准方可开放。
  2、生产队完成交售任务后，出售集体余粮时。须经社员讨论，大队审查，公社批准开给证
  185明，方准入市交易。
  3、市场购粮只限于自食自用，并限制数量，纯粮不得超过10斤，地瓜干不得超过30斤。
  4、灾区集体单位购粮，须持本公社粮管所证明，到丰收区买粮，经市场管理机关批准到指定的市场限量购买，纯粮不超过500斤，地瓜干不超过1500斤，并凭丰收区粮管所的准运证方可运粮出境。
  5、交通运输部门除承运国家粮食部门、供销社和持有准运证的灾区集体单位的粮油外，其余一律不准承运。
  6、干部职工回家和家属进城携带粮油限量：纯粮不超过10斤，地瓜干不超过30斤，花生仁不超过5斤，食油不超过2斤。
  “文革”期间，农村集市曾经全被取消，后虽允许个别大镇成集，但却规定了“逢五”、“排十”的统一集期，社员赶集并须请假，群众不便，贸易萧条。粉碎“四人帮”后，集市贸易逐步恢
  复，价格稳定，交易正常，群众非常满意。国家对粮油市场的管理，仍执行“统购期间暂时关闭”的办法。
  为适应农业改革的新形势，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起，全区实行“粮食多渠道经营”，城乡市场日趋活跃繁荣。
  一九八五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粮油市场已全部放开。
  第二节议购议销
  粮油议购议销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必要补充，也是国家掌握商品粮油、减少财政补贴、调整社会供求、平抑物价、繁荣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
  粮油议购议销在保证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的前提下，以“调剂余缺、活跃市场、平抛物价”为出发点，本着“先购后销，量入为出，不挖国家库
  存”的原则，达到“稳定粮食局势、利于国民经济调整”的目的。在价格政策上，根据不同的地区、年景、季节和不同的品种、质量，参照市场行情，掌握“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高进高出”。按照省定基础价，在上、下调5-10%的幅度内，由各县自行掌握。经营原则是：在丰收地区、余粮地区、市价低处收，在城市、灾区、缺粮地区、市价高处销；旺季收，淡季销；上市不收下市收，涨价不收落价收。不在同一市场同一时间又购又销或边购边销。一般要保持市场粮油略有剩余。
  一九六三年七月，粮油议购议销业务由供销社移交粮食部门，全区实现了统一指挥、统一安排、统一调度的粮油议价经营归口管理。当购不付销或库存积压时，经省批准可在地区间进行调拨或平、议互转，予以解决。该年全区议购粮食219万斤，油品（料折油）4万斤；议销粮食1153万斤，油品近9万斤，直到一九七五年销大于购的情况才得以扭转。
  一九八O年粮食征购、议购同时进行，该年议购议销数量分别较上年增加一至二倍，并划拔本省地、市兄弟单位粮食1710万斤。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起，撤销“粮食议购议销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的规定。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开拓市场，搞活商品流通，坚持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农民完成征购任务后的余粮，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部门开展议价经营，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它商业，可以灵活组织购销，农户及有证个体商贩均可经营粮食，可以进城、出县、出省经营和贩运。撤销“外调归口审批”的规定。以粮食为原料的工商行业、饮食业，在国家计划供应之外，可以自行采购粮食、油料，加工成品出售。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采购自己食用的粮食不再经过批准。从而经济搞活了，服务面也宽了，在促进生产发展，调剂人民生活，满足社会需要等方面都起了应有的作用。一九八四和一九八五两年的多渠道经营，国家粮食商业充分发挥了主渠道作用。这两年的国家议购议销量都大大超过建国后的其它年份。
  几年来，粮油议购议销工作起浮变化很大。一九六三年开始发展，“文革”期间基本停顿，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又恢复。随着农业改革的顺利进展,粮油逐年增产，议购议销也逐步发展。议购方面：一九七九年议购粮食12910万斤，相当于一九六三年的58.95倍，是一九七八年的7.21倍，议购油脂（料折油）200.74万斤，相当于一九六三年的49.2倍，是一九七八年的14.22倍。此后，粮油议购量逐年递增，一九八四年议购粮食最多（39548万斤），一九八三年议购油料油品最多（397.82万斤）,分别是一九七九年的3.1倍和2倍。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年七年中，全区议购粮食173820万斤，小麦、大豆占66%,其中大豆78764万斤，占总购量的45%,东明县购大豆26558万斤，为全县议购总量的77%, 占全区（10个县）议购大豆总量的34%,该县不少粮管所年议购大豆超过500万斤购粮数量猛增。议销方面：除补充统购统销、调剂社会供求、支援本省地市外，并与很多兄弟省市建立了贸易关系，仅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五年就外销粮食36373万斤，花生、大豆、小杂粮曾远销粵、闽、滇、黔、湘、鄂、蜀、赣、浙、苏、晋、冀12省的地市县，业务联系更加密切，生意越做越活。一九七九年后的七年中，议价粮油总盈利4214万元，位于全省粮食系统的前列，并为本区农民增加收入1.6亿元，在充实国家粮油库存、平衡收支计划、繁荣市场、活跃经济、平抑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附：分年议购议销量表：1963—1985年粮油议购议销统计表1963—1985年粮油议购议销统计表1963-1985年粮食议购议销统计表